1974年，调回北京某电子研究所做工人，其间曾发明“抗跳键积分电路”；

1977年~1981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1年~1984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获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1985年，赴美国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

1986年~1990年，就读于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0年~1993年，担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中心“东亚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变迁”项目博士后研究员；

1991年~1995年，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

1996年，担任德国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学客座研究员；

1997年3月，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经济学教授，讲授“数理经济学”与“制度分析基础”；

2000年，任教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

他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教育，“中国教育的失败，在表层上的症结是伪善。伪善是集权社会的产物，因为民主社会首先求真，每个人都有说出真相的权利。伪善是在集权下最容易发展的，正如哈耶克所说的逆淘汰过程，阶位越高的官员越伪善，然后他自己也人格分裂——自杀的自杀，进监狱的进监狱。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症结。” 

2008年的燃油税改方案提出之后，汪丁丁等十位教授联名向温总理写信，认为该方案所提出的燃油税税率过低，建议从节能减排的高度出发，大幅上调燃油税税率，每升3元-4元最合适。 

2013年10月6日，汪丁丁在其博客撰文谈到：每年长假的损失，保守估测大约折合2000亿元。每年两次长假，假前假后的低效率、心态调整，大约等于每年损失10个完整工作日。长假旅游，主要是年轻人，其中劳动力约两亿人日。全国损失20亿人日。据2012年城市人均产值数据，劳动生产率以每天百元计，即2000亿元。若问损失上限，可达2万亿元，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的低质投资及超额损耗、消费品质的降低、环境污染等成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工资快速增长，于是长假的“机会成本”快速增长，因此他建议进一步取消三天以上的法定长假，争取两年之后普及弹性休假制度。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官僚主义最容易与私意结合，故而最容易演变为对公意的遮蔽。有鉴于此，费正清在1949年预言：将来压垮政权的，不是别的，正是延续千年的官僚主义负担。 

2016年1月29日，汪丁丁作品《行为经济学要义》入选“2015年度影响力图书”推荐年度财经类作品。

十多年来，汪丁丁教授一直在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这两件事，前者有关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后者则有关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 

汪丁丁引导我们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问题。上世纪50年代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之说以后，很多学者都试图走一条综合“科学”与“人文”的“第三条道路”，汪丁丁正是怀揣如此抱负，开始研读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现象学。 

余世存 ：我多次想起汪丁丁，唐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说法总是油然产生，而五四时“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现象用在汪丁丁身上也庶几相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