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33年至1938年在任巴巴多斯总督，期间推行不少改革，贡献良多。在1941年9月，杨慕琦获委任为第21任香港总督，惟日本随后在同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继而入侵香港，最终杨爵士在12月25日向日军投降，沦为战俘，开展了香港3年零8个月艰辛的“日治时期”。杨慕琦在战后1946年复任港督，任内提出“杨慕琦计划”，试图改革香港政治，但碍于中国大陆局势不稳，方案以流产告终。

杨慕琦在1886年6月3日生于英属印度，是威廉·麦克沃思·杨慕琦爵士，KCSI（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1840年—1924年）在第二段婚姻中，与弗朗西丝·玛丽·埃杰顿（Frances Mary Egerton）所生之第三子。弗朗西丝之父亲罗伯特·艾尔斯·埃杰顿爵士（Sir Robert Eyles Egerton）曾经担任旁遮普的副总督。

至于杨慕琦的父亲W·麦克沃思·杨慕琦爵士是印度的殖民地官员，曾先后担任迈索尔的驻留官（Resident）、古尔格（今果达古）的首席专员以及旁遮普副总督。

虽然生于印度，但杨慕琦早年却被送回英国英格兰接受教育，曾经先后入读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英皇学院。毕业以后，杨慕琦在1909年到英属锡兰加入当地的公务员体系，从而展开其殖民地公职生涯。后来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杨慕琦遂在翌年从军。

大战完结后，杨慕琦重回锡兰的殖民地政府，此后一直官运亨通，除了在1923年获委任为首席助理辅政司外，又在1928年被改调到西非的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出任辅政司一职。自1930年至1933年，杨慕琦复被派到巴勒斯坦托管地担任政府的首席秘书，此后再次调迁，前往大西洋，在1933年8月5日起，正式出任悬缺多时的巴巴多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

在他上任总督以前，巴巴多斯的主要经济命脉（蔗糖）因为长期歉收，使经济在1930年代陷入衰退，并导致失业率急升。为此，杨慕琦任内著手于解决失业问题。尽管当时政府因经济欠佳而收入减少，但他却花比以往更多的金钱到贫穷地区以发展社会服务、教育和医疗，另外，不同的委员会亦相继成立，以专注解决不同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杨慕琦又趁机会进行社会改革，在议会引入其他声音，以图改变农场主长期垄断经济的不公局面。

在1941年9月10日，杨慕琦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接替以健康理由辞职的罗富国爵士。杨慕琦抵港后在9月25日第一次召开立法局会议，当时香港市面仍未料到两个多月后日军会入侵香港，杨慕琦更想不到三个月后自己竟为日军所掳。其实，日本早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由于其时日本未与英国宣战，所以香港未受战火波及，但受内地严峻局势影响，港府虽然保持中立，但实际上自罗富国爵士港督任内，香港已经加紧备战，以防他日日本挥军南下。不过，虽说加紧备战，幅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杨慕琦上任港督的时候，香港仅有英兵和印籍英兵约11000人，再加上本地义勇军1387人。此外，在他上任以前，英军驻远东三军总司令曾向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请示，要求增兵香港布防，但丘吉尔认为香港根本无险可守而加以拒绝，由此可见，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防守仍然十分脆弱。

正因为英方相信日本不会宣战的关系，虽然大批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但市面情况则仍然一概如旧。后来加拿大在1941年11月派遣一批为数1975人的援军驻守香港，可是杨慕琦亦未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兵行动，而他本人甚至在12月6日前往半岛酒店出席慈善舞会，香港表面上可谓一片歌舞升平。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突袭美国位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遂一触即发。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杨慕琦始悟情势不妙，于是颁布动员令，并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翌日12月8日（因时差关系，实际上仅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之内），日军首次进攻香港，率先在上午8时30分以战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仅有的五架空军飞机遂遭彻底损毁。此后不出48小时，英军虽然奋力防守，无奈寡不敌众，驻港英军“兵败如山倒”，新界防线全数崩溃。到12月12日，九龙半岛已经完全陷落，日方于是在12月13日派员到香港岛，以大炮和空袭为威胁，迫使英方投降，结果被杨慕琦当面加以拒绝。

杨慕琦拒降以后，日军再度大肆进行空袭，并成功在12月18日和12月19日，分别在三个不同地方登陆香港岛，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到12月21日，丘吉尔曾致电报到香港，鼓励守军抵抗到底，并表示守军“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设想”，惟当时英兵已经溃败，边战边退。自12月21日至12月24日，英军虽然作出最后的顽强反抗，但始终未能击退日军。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奋战。但到下午3时，守将莫德庇少将向他表示英方已再无力还击，杨慕琦于是先设计送走所有军政要员离开香港，并决定投降。在1941年12月25日晚上时份，半岛酒店内举行了英方的投降仪式。英方代表杨慕琦爵士等人在昏暗的烛光中签署有关无条件投降的文件。由开战至此，两者仅距18日而已。

在12月25日下午4时，英方前线开始举白旗，一小时后，英方派员到日方司令部请求投降，但由于日方要求英方投递降书，所以英方要至晚上6时20分才正式投降。结果，杨慕琦乘天星小轮渡过维多利亚港，在当日晚上7时与日方在九龙半岛酒店内举行投降仪式。投降仪式由酒井隆中将主持受降，而英方代表则有杨慕琦和司令莫德庇等人。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所以杨慕琦要在灰暗的烛光下签署无条件投降的降书。自此，香港正式沦陷，开展长达3年零8个月的艰苦岁月。至于杨慕琦向日军投降当日，由于正值圣诞节，所以史称当日为“黑色圣诞节”。

杨慕琦投降翌日，英方正式全面停火。而杨慕琦本人自签署投降条款当日即沦为日本的战俘，并先后被囚禁于香港赤柱和中国东北沈阳的战俘营。一直到1945年8月，随着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杨慕琦才获得释放。释放以后，杨慕琦未有立即复任港督，而是先回英格兰休养，并由前辅政司詹逊组织临时政府。不久以后，又由夏悫少将组织军政府，进行军法管治。

香港光复半年以后，杨慕琦在1946年5月1日重新复任香港总督，结束了临时军法管治。在同一日的立法局会议上，杨慕琦又大胆提出政改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到是年10月，杨慕琦正式推出建议书，当中建议香港应设立一个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其余三分一则属委任；另外，在民选议员部份中，一半由华人直选，而另一半则由洋人直选。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

根据方案，为配合市议会的设立，立法局内的官守议员议席会由原本的9席减至7席，非官守议席则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议席中，5人会是当然议员。而在非官守议席中，4人由非官方机构推举，另由太平绅士中选一人，商会中选一人，以及从新成立的市议会推选2人。港督仍会是立法局的主席，继续享有投票权。

方案推出以后，被通称为“杨慕琦计划”。表面上，方案虽然容易推行，但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而即使华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没法得到全体华人社会的赞同。到1947年5月，杨慕琦任满离职，以61岁之龄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终未能取得共识。

杨慕琦卸任港督以后，选择退休，未有再出任公职，晚年退居于英国英格兰的温彻斯特，最后在1974年5月12日逝世，享年87岁。

杨慕琦有一名妻子，名叫约瑟芬·玛丽·普赖斯，CStJ（Josephine Mary Price，？—1977年4月10日），而她的父亲则名叫沃尔特·C·普赖斯（Walter C. Price）。杨慕琦和约瑟芬育有2名儿子和2名女儿，当中，以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Sir Brian Walter Mark，1922年8月23日—）最为有名。布赖恩·沃尔特·杨慕琦爵士是英国资深教育工作者，曾长年担任查特豪斯公学的校长。

C.M.G. （1931年）

K.C.M.G. （1934年）

G.C.M.G. （1946年）

有别于大部份香港总督，香港并没有任何道路或建筑以其名字命名。

其实，杨慕琦在早年的殖民地服务已显露出支持改革的作风，因此他上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以后，便企图打破长久以来白人控制巴巴多斯政治的局面。例如在1936年的时候，杨慕琦就起用了当地的白人改革主义者基思·沃尔科特（Keith Walcott）为律政司，并且兼任议会议员，以便反映改革派的声音。到翌年，他又率先委任当地黑人厄尔斯金·沃德（Erskine Ward）为法官。沃德本人是民主联盟的成员，也是议会首位黑人之一，因此杨慕琦的委任特显他对民主与自由的重视。相反，巴巴多斯的保守农场主和商人却因此而倍感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改革主义者，另外又有两人是黑人，至于农场主和商人则占4人，反映出杨慕琦尽量寻求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委员会在同年11月发表了报告，报告表示巴巴多斯应该引入退休金制。

报告表发表以后，适逢巴巴多斯在1937年7月爆发要求推行退休金制的骚乱，杨慕琦于是借机在10月将准备多时的草案提交议会。引入退休金的草案曾在议会和立法局引发了一连串的辩论，不少地主、商人由于不愿增加财政负担而加以推搪之余，又指政府的财政状况将来可能不足以负担退休金的支出。然而，草案最终仍然得到三读通过，并在1938年5月1日起落实。法例通过以后，在巴巴多斯连续居住满20年的长者，均可在每星期取得1先令6便士的退休金。

杨慕琦在巴巴多斯的政绩斐然，得到了伦敦殖民地办公室方面的肯定。因此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获委任兼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护理总督一职，以接替因表现未如理想而被撤换的前总督弗莱彻爵士（Sir Arthur Fletcher）。到1938年3月，杨慕琦卸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随即调往坦噶尼喀地区，自1938年7月8日至1941年6月19日出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兼三军总司令。

杨慕琦卸任以后，由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港督，他上任以后，内地正值国共内战，其后中国共产党又在1949年成立新中国，两件事都触发大批难民在战后涌港。基于当时香港与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杨慕琦计划”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港府更正式宣布放弃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