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作云眉。同治进士，选庶吉士。后捐纳为道员，补天津道。光绪17年(1891)出任广西按察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同年11月，奉命在天津马厂主持新式练兵，次年9月移至小站。胡燏棻聘请德国人汉纳根为教习，仿效西法训练，从组织、训练、技术、武器装备上都改变了湘淮各军的腐朽落后的状况，编成十营，计有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4750人。号“定武军”。次年士疏条列办实业、练兵等十事。胡燏棻练兵，小有成绩，但他毕竟是个官僚，不大熟谙军事，因此，1895年底，小站练兵则由袁世凯接替，胡燏棻调任芦津铁路督办，又授顺天府尹，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1900年始历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刑部、礼部、邮传部侍郎。其一生力倡维新,主张向西方学习,振兴国家,天津曾立其祠以纪念。

　当甲午战争尚在进行中，清政府已见到旧军之腐败而谋有所改进，于是在光绪二十年九月将参与黄海之战的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召京，与翁同和、李鸿藻等人会晤。汉纳根提出三项建议，其中一项即用洋人西械，加练新军十万，全以新法教练。这一建议遭到李鸿章和胡燏棻等人的反对而被否定。十月间，清政府设立督办军务处，由王公大臣负责，并谕令立即开办练军事宜，由胡燏棻自行试办。

　胡燏棻（1841—1906）字云楣，安徽泗州人。夙以谈洋务著称，是李鸿章赏识的淮系官僚。历任广西按察使，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及邮传部侍郎。早在广西时，他即上书抨击旧军的腐败。及受命练军后，即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下旬在马厂练定武军三营，规模虽小而步、骑、炮、工俱全，用费又较汉纳根建议为省，所以受到清政府“颇见成效”的赞扬。不久又得到督办军务处的支持，扩充为10营5000人，实际人数为4750人。这些兵士都先后由天津、山东各地招募而来，用西法教练。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甲午战争已告失败，胡燏棻亦已在马厂开始练兵，乃就其练兵思想结合局势危急，上万言书论变法自强十事，其第八事即“创练新兵以资控驭”。他首先分析了这次战败的原因所在，具体地指出应痛改的四项积习：

　　一、统兵大将，骄奢淫逸，濡染已深，军需日增，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兵之口粮尚未能养赡一身，谁肯效命疆场？以致万众离心，遇战纷纷溃败，此病一也。

　　二、先事一无培植，一闻招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钤为实政，是官先不知战，安望教兵以战，此又一病也。

　　三、本地无著名之厂，件件购自外洋。承平之日，部臣以款绌为难，先事未能预备。及变起仓促，疆臣各办乃事，但以购得军火为责，未能详求。以致同属诸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粤制，并作一家。所由一旦临阵，号令不能划一，施放不能取准，此又一病也。

　　四、一切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并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犹复师心自用，以为昔年曾经战阵，即无不能御之敌，承讹袭谬，沿而不改，此又一病也。

　　胡燏棻在此认识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军制，编练新军的四法，即：训官之法，练兵之法，放饷之法，简器之法。并决定新军编练的规模是“北洋宜练兵五万人为一大支。”胡燏棻这份近万字的万言书，对晚清的军制改革是一件重要文献，对破旧立新起到耸动视听的作用。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定武军因马厂营房不敷应用，而移驻小站。小站是距天津东南七十里的一个小镇，是李鸿章所部周盛传弟兄盛军经营二十年的驻扎屯田之所。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移驻到这块沃土上，开始了“小站练兵”。它的各级军官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何宗莲（总教习）、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和军官，购置西洋先进武器，又聘请德国军官沙尔等人任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力求以新的装备，新的武器，新的训练，形成新的阵容。

　　这支定武军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因胡燏棻调任他职，而由袁世凯接管，成为“北洋新军”，即“新建陆军”的前身。它是北洋军阀武装力量的直接奠基石，因而晚清首练的新军应是胡燏棻的定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