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汉族。1959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博士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立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刑事诉讼法学。曾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法学家》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代表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分析》。

     6月10日，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透露，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将进行修改完善。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启动了我国最重要的三部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表示，此次修改完善刑事诉讼法，有望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不能成为法院定罪的证据。

　　为什么要修改？

　　存在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等问题

　　今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在刑事诉讼法调研中表示，刑事诉讼法修改已列入今年立法工作计划。

　　全国人大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后，1996年对该法进行了首次大修，在当年的大修中，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1996年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此外，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

　　王敏远表示，此次修改并不是意味着1996年的那次修改不成功，像确立“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就是巨大的进步，只是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此次如何修改？

　　建议与国际公约衔接

　　王敏远建议，此次修法要考虑与国际条约的衔接，比如中国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国际公约”）。王敏远称，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是有差距，比如国际公约里要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羁押的司法审查的一些规定。那么，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否会以国际公约的底线作为共识？王敏远表示，他还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王敏远称，据他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公约的很多内容是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此外，“如实供述”也会去掉；有望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等。

　　四大焦点

　　1.如何修改“如实供述”？

　　有上中下三策，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或入法

　　王敏远表示，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有上、中、下三策。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

　　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相似的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不强迫自证其罪，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我们会选择中策？”记者问道，王敏远表示，有中策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u2018坦白从宽，抗拒从严u2019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的破案，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王敏远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2.证人作证不公开怎么办？

　　视为秘密审判 证人证词不能采信

　　在刑事诉讼中，存在证人出庭很少的问题。对此，王敏远认为，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办案过程的情况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

　　在案件审判中，如果证人拒绝回答问题。法官就要裁定，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

　　面文章。如果证人坚持不出庭，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王敏远表示，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3.为何刑讯逼供会屡禁不止？

　　刑事诉讼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

　　王敏远表示，我国本来就禁止刑讯逼供。那为何会屡禁不止？王敏远解释称，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

　　针对“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的观点，王敏远表示，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会造就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4.如何杜绝刑讯逼供？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在“躲猫猫事件”中，暴露出了看守所缺乏监督的问题。如何解决因为缺乏监督，导致出现刑讯逼供？王敏远认为，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如制定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则、全程录音录像、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等等。

　　王敏远表示，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捆住手脚，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需要纠正。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于3月14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标志着围绕修正案的讨论、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努力告一段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并未因此而终结，应该说，随着修正案的通过，将从新的起点继续推进，而且，之后的任务可能更为艰巨。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通过，只是在立法层面推进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而在实践层面，刑事诉讼法治的完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法律修改完善的意义，完全有赖于实践中的相应改变才能实现。

       例如，在明确了诸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具体贯彻人权保障的规定之后，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在今后履职的时候，尤其是在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中，应当改变那些不利于人权保障的做法，努力按照新法的要求在实践中落实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显然，这是比法律条文的修改更加艰巨的任务。

       其次，由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许多规定，还需要通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才能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做好相应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工作，是相关部门现在所面临的急需完成的任务。

       例如，修正案规定技术侦查手段的采用应“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但何谓“严格的批准手续”，显然需要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将其可能对人权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

       再次，由于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一些内容人们认识还有分歧，已经作出的有争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如何，将对司法公正、对人权保障产生怎样的影响，都需要实践的检验。

       例如，修正案所增设的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在实践中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修正案保留的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如实回答”的义务，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是否会有抵消的效果，都有待实践的检验。重要的是，一旦刑事诉讼实践中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修正案的某些规定直接有关，就应该通过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及时予以应对。

       就此而言，刑事诉讼法律规定中的问题，再也不能在问题不断积累、经过十几年的等待才予以修改，而应采用刑法修正案那样的方式，及时通过立法修改予以完善。显然，不断地修改刑事诉讼法以适应人权保障的需要、推进司法公正，这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不应因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通过而终结，而应在新的起点不断推进。需要认识到，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仍任重而道远。

       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做客中国网、易健特约之“两会”访谈，就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解读。在回答网友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规定”时，王敏远说，关于通知家属的问题，去年修正案草案在网上公布以后，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之后，这是网友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很多网友提出来这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当中的倒退，我还听到了这种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有一定程度的误读。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看看修正案草案是怎么规定的。修正案草案从一读的时候，就是第一次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时候，它的规定是被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应当在24小时之内通知他的家属，这是一个原则，也包括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应该在24小时之内通知他的家属，拘留逮捕的原因以及被关押的处所。显然这个原则的规定对于人权的保障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又规定了，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犯罪、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在有碍侦查的时候，可以不通知家属。

       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规定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这个和现在一样。但是同时又规定了，如果有碍侦查的话就可以不通知，也是指的所有的刑事案件。现在只限定了三类案件，显然是一种进步。它规定了就是，通知是原则，通知是常态；不通知，只有在极特殊、极少量的案件当中才可以以有碍侦查不通知，这显然不是倒退，怎么是倒退呢？

       当然，第二次送常委会审议的时候又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拘留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仍然在有碍侦查的三类案件当中，三类案件也出现了调整，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犯罪和特别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原来是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在有碍侦查的时候可以不通知，而且仅限于拘留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不包括逮捕。也就是说，以后再也不能说这三类案件可以秘密拘捕，捕不在里面，拘留在里面，这个显然我认为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我曾经这么解读这个相应的规定，我现在仍然保留这个态度，怎么解读呢？一方面我们看到它往前进了一步，无论是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我们在通知家属这个问题上都在进步，在往前走，限定了很少量的案件，而且现在逮捕不包括在里面，这就是在往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