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云观（1889-1961）原名云衢，字阂畴，号文田，浙江玉环人坎门后沙人。为郭国芳的第四个儿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末科秀才。民国4年（公元1915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法官采证准绳》参加全国大专学校成绩展览会展出。民国5年，应第一届外交官考试，被录取在外交部秘书处实习，翌年被派赴驻美大使馆，并由外交部资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国际法学及外交学。民国8年春，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秘书。翌年被调回外交部任职，并兼任修订法律馆纂修、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研究委员会委员、司法部法权讨论会委员。民国10年9月，调任国际联盟约法委员会中国代表团专门参议。11月，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处股长。翌年1月，任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民国14年1月，因病辞职。民国15年9月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兼副校长，并兼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民国21年5月，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参事，并兼任司法部编纂室主任。是年11月，调任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民国30年春，因徐维震被日伪特务绑架，又兼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职。在上海任职期间，兼任复旦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教授，光华大学法律系主任。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公共租界，并占领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胁迫郭云观继任院长，遭其严辞拒绝。郭云观连夜焚烧了全部重要文件，于次日凌晨化装为勤杂人员逃出法院，并安排部分司法官员撤退至内地。此后化名蔡施福隐居宁波，期间常吟诵、手书文天祥《正气歌》以自勉。抗战胜利后奉令接收上海所有法院监所。民国35年12月，任上海高等法院推事兼院长。郭云观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高级职务，但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并对国民党的日益腐败深表不满。民国37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高等法院活动，经他们的教育和策动，郭云观掩护了这些地下党员的活动。在“同济学 潮”中，一些进步学生被上海地方法院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上诉后，高等法院宣告无罪释放。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大怒，指责郭为“违法判决，助长学 潮”，但郭力持此判不屈。临近解放时，并保护过一批在狱政治犯的生命安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逃往台湾，指令将法院档案资料完整移交给人民政府。此后，仍在东吴大学、光华大学担任法学教授。1953年因病退职，其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文史馆先后聘其任参事、馆员，皆因病未就。1959年上海市新成区人民检察院对郭云观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之事，以反革命罪向上海市新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因病保外就医。1961年3月31日病逝，同年4月7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审理该案。1985年11月11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1959年刑事裁定，宣告郭云观无罪。郭云观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造诣，为国际法学权威。著有《国际私法习题举例》《中国国际私法新草案》《中外条约司法部分辑览》等。

　　郭云观：两任上海法院院长的传奇经历

　　1941年１２月８日，日本人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向美、英宣战，当日上午10时许，有日本海军陆战队８名士兵，突来把守第一特区法院大门，搜查进出人员。

　　当时，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高、地两级法院院长的是郭云观先生，在这危难之际因要处理紧急公务不得不冒险暂留。当日，英籍司法警员惠脱来传达日军欲与郭先生合作的信息，遭到先生严词拒绝。

　　晚上８时半，惠脱来还带来一名日籍武装警员，名为保护，实为监视郭院长。第二天，又有自称日本陆战队队长的日本人，带着数名士兵来见郭院长，以不合作就将严厉处置相威胁，并且不再离开。

　　中午，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派法律处主任、美国人博良到法院来劝说郭院长，让他照常维持院务。郭云观院长表示，我意已决，绝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请博良传告工部局总裁费利溥。

　　当晚９时，博良再次打电话给郭先生，转告日本方面的劝诱条件。郭先生大义凛然，并且对租界工部局为了自身利益，不顾中国人的民族大义和民族感情，反复劝降的行径，表示极为愤慨。

　　1941年12月９日，身受监视的郭云观先生，致函各方，明确洁身辞职、退隐养疴的态度，这一天他忙到很晚。在焚毁重要机密文件后，已是１０日凌晨。郭先生取来外侨常穿的衣服，乔装自己，怀揣准备用于自杀的安眠药片，以备再次落入日寇折手。乘着夜色漆黑、寒气袭人、日军换岗间隙，他只身逃离了第一特区法院。

　　10日一早，日寇看守人员不见郭云观先生起床，闯进房里，不见人影，立即禀报。日本陆战队大批出动，四处搜捕，工部局也登报悬赏寻觅，将第一特区法院院长的位置空着，扬言虚位以待，企图以郭云观先生的名望号召旧属。郭先生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态度，在第一特区法院产生了连锁反应，有数十名庭长、推事、书记官离开了法院。只有除莫润华等少数推事员工接受伪命。

　　第一特区法院刑庭庭长钱鸿业与江苏高二刑庭庭长郁华，面对日伪威胁利诱，坚守民族气节，不受伪命。先是钱鸿业惨遭杀害，接着，郁华在乘黄包车回家之际，也被日寇指使浪人刺杀于善钟路（今常熟路）寓所附近。

　　郁华，字曼陀，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胞兄，被害后，郁达夫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方清名闻海内”，下联是“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这副对联高度评价了郁华执法不阿、为国捐躯的清名亮节，同时义正词严地倾吐了诗人对强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无比愤慨。因此振奋人心，传诵一时。

　　郁华在殉难之前，曾给夫人陈碧岑写过一首诗：“劫余画稿未全删，历历亭台忆故关。烟影点成浓淡树，夕阳皴出深浅山。投荒竟向他乡老，多难安容吾辈闲。江上秋风阻归棹，与君何日得开颜。”诗句清丽，情意深沉。“多难安容我辈闲”一语，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志。郭沫若后来在为郁华撰写的碑铭中说：“先生持法平而守己刚正，有投书以死相威胁者，先生不为所动，爱国青年之得庇护以存活者甚众。”遭到敌人卑鄙的暗杀后，陈碧岑于悲痛之中将一件血衣保存下来，１９４７年在富阳鹳山修建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

　　1942年１月５日，国民政府发布公告宣布自1941年１２月８日起，公共租界内任何非法组织之法院之裁判及其他任何行动一律无效。1942年５月２４日晨，来自上海第一特区法院的庭长吴廷琪、推事何景岭等一批员工四、五十人，撤离上海，取道金华去内地，夜宿金华城外双善乡罗芳桥的一个庙内，适逢日军进攻金华，发现这批员工，不问来历，命列队于庙旁用机枪扫射，除有一人躲在较隐蔽之处未被发现外，其余全部殉难。

　　郭云观先生逃出法院后，一路东躲西藏。先后在朋友家、下等旅馆、贫民窟藏身，困顿经月，导致体重锐减，面黄肌瘦。后经友人帮助，伪装成神经病住进一家医院调理。

　　郭先生为防敌伪捕获后假借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在医院中亲笔写下声明一份：“倘余不幸被捕，誓必绝食殉国。如有以余之名义发表文件或谈话者，必皆出诸假借，请勿信之，务祈亮察。郭云观。”一式二十五份，分别寄送各大报馆和亲朋好友，密付永镇妥善保藏。

　　1942年元旦，有朋友约他商谈远走计划，准备乘轮船取道沈家门。转乘大帆船回玉环的坎门老家。临行之前的晚上，郭云观梦见去世的母亲劝阻表弟庄容穆出行，而表弟正是昔年舟行溺海而死的，郭先生认为是恶兆，便临时改变了行期。事有凑巧，就在那年元旦，沈家门开往坎门的大帆船真的中途倾覆，同舟８０余人，仅有９人生还。

　　农历春节前，汪伪政权已委派了新院长，到上海第一特区法院任职。敌伪放松了对郭云观先生的搜查，时值敌伪疏散难民还乡，郭先生乔装后，拍了身份照，领到了《通行证》。在亲家张咏霓的帮助下，办理了出境手续。历经艰险，终于逃出了上海孤岛，辗转在浙东一带农村避难。

　　根据计划，郭云观先生本来要前往内地，因疝气复发不能成行。1944年夏天，郭云观先生潜入上海看病，被日本宪兵队侦悉，本欲拘捕入狱，因病重被监视居住。

　　抗战胜利后，郭云观先生奉命接收上海法院监所，筹组上海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并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

　　1946年，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国际法院成立。国际法院成立后的第一位中国法官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徐谟上任前，郭云观设宴为他饯行，倪征噢也陪同参加宴会。

　　1948年上海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庭成立后，部分政治上诉案件移交该庭审理。该院下设民事３庭、刑事３庭、书记室等，郭云观续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1949年５月２７日，被上海军事管理委员会法院接收处接管。

　　作为国民政府的上海特区法院首任院长，郭云观先生的历史地位已不可更改，但他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表现出爱国人士和一身凛然正气，值得后人称道。他对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研究和运用，在我国开展现代法学教育中所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肯定。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在一则题辞中写道：“余读郭君闵涛《辛巳蒙难记》及《明哲保身释义》，炳炳琅琅，浩然正大之气，流露行间，深为之嘉叹不止也。”

　　1940年８月，郭云观先生曾写过一篇《论执法者应先寡欲》的文章。他说：“甚矣为司法官之难也。学识难，修养尤难。修养之方不一，而首当无世俗之好……盖心有所好，则易为物移，移则生欲，因欲生蔽。始而为人所乘，继而为人所弄而不自觉，或觉而不能自拔。患固常起于忽微，而至于不可收拾。故好者欲之端，蔽之渐，招侮之由，而溺职之阶也。”

　　郭云观于民国初年在北京大理院任推事时，曾有人打听他的爱好，他回答：“嗜菠菜豆腐羹上置半熟鸡蛋二，所好止此。”郭云观先生关于《执法者应先寡欲》的论述，今天读来仍觉意味隽永。（郭康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