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1898一1986）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戏曲理论家、教授。河北沧州王寺村人。1928年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9-1941年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助教，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写经组组长。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他最早对“俗讲”和变文进行系统的研究，论著有《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及《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后收入《沧州集》、《沧州后集》等。他的主要著作有：《韩非子校正》(附庄子举证南子校正1927年，北京图书馆月刊)，《刘子新论校释(1930年，西苑丛书本)，《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1940年12月，北京图书馆季刊；195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社印本改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首篇收入年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年，北平图书馆与中国在辞典编纂处合印；1956年，作家出版社)，《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六卷》(附大科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一卷。1932年，北京图书馆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沧州集》六卷(1965年，中华书局)、《小说旁证》七卷(1935年，北平图书馆月刊)、《元典家考略》(1953年，上海杂志出版公司；1958年《文学研究》第二期)、《镜春园笔记》(一部分曾在1963年《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发表)、《水浒传人物考》(载1964年《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1986年6月23日先生逝世。

       求学期间

　　1898年出生于旧知识分子家庭，1986年6月逝世于北京，亨年88岁。沧县古称沧州，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乱中，以习武成风，武林高手辈出而著称，同时也是文化事业较发达的地区。早年，孙楷第第一直在家乡读小学，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小学结业较迟。民国初年，他到沧县县城读中学。

　　1922年，孙楷第考人北平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开始受到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并认真研究了《广韵》、《集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正》及《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交述闻》等典籍，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里，学习了校勘古籍的理论和方法。大学教师中，著名的古文学家杨树达对孙楷第影响最大。在杨树达指导下，孙楷第著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刘子新论校释》、《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杨树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韩非子》，曾在课堂上一再引用孙楷第《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里的见解，给予肯定，还亲笔在《读庄子淮南子札记》一文之后加批道：“作得好。可喜也！”大学毕业后，孙楷第开始研究小说目录，这项工作也得到杨树达的赞同与支持。1931年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从策划到成行，都曾得助于杨树达。杨树达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对孙楷第有很深的影响。

　　1928年，孙楷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年已过三十。他留校任国文系助教，兼《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

　　1931年，他调到北平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任编辑、写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私立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讲师。从这时开始，他便着力于编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由于正统观念的局限，中国小说自来没有专门的目录。据说乾隆皇帝本人爱读通俗小说，但庞大繁浩的《四库全书》编成，通俗小说竟成为缺项。因编写《中国大辞典》等工作需要，孙楷第在着手研究通俗小说时，便决定建立全新的小说目录学，把乾嘉学派重视版本、目录的方法，引入小说研究的领域。为创制小说书目，孙楷第遍闽北京公私所藏有关书籍，北京图书馆、孔德学校、北京大学及马廉、郑振铎等藏书中的善本小说，他都—一予以翻检阅读。并于1931年9月，受北京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1931年9月19日刚抵达东京，就惊闻“九u2022一八”事变的消息，使他“悲愤填膺，欲归复止”。他在编成《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时，于序言中特意指出：“此次所阅着不过稗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矧当国步艰难之日，听白山之鼙鼓，惊沪上之烟尘，草玄注易，实际何补？深唯古人u2018玩物丧志u2019之言，所以恍然自失。”孙楷第对“九一八”与“一二八”的隐痛于此可见一斑。 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孙楷第就编成了3种小说书目，并于。1933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行世，即《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卷（附见于前书，并合为一册）。这3种书目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从此孙楷第便以小说目录的创制者的身份为学林所知。小说书目问世后，孙楷第又以其深湛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为基础，开始研究小说本事，并着手撰写《小说旁证》。清代学者钱大听曾说：读书要知道底本。孙楷第深受启发，在泛览四部群书中，凡遇到通俗小说来历、出处的有关资料，便—一予以摘抄。积久成帙，便进一步对资料进行排比、疏解、笺释，从中探悉一部小说从肇源、萌生到成型的过程，并由此进一步研究小说的写作、演变、流传及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历来文人著有《本事诗》、《本事词》一类篇什，而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也是始于孙楷第的。

　　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一号刊出了孙楷第的《小说旁证》，虽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小说旁证》全书共七卷，约40万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证文字。在序言中，孙楷第申明：“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非云博识，聊为讲求谈论之资云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孙楷第一直在不时修订、增在其“旁证”之作。 在小说研究的同时，孙楷第也把目光投向古典戏曲。他的戏曲研究，同样体现着重视版本、校勘的特点。自1934年到1939年，孙楷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曾遍阅明、清戏曲，并为其中近千种写下了札记，积为《读曲札记》稿本十数册。他还在友人朱福荣协助下，利用北京图书馆馆藏，抄录了明清曲家生平事迹资料数百册。有了这些准备工作，他的戏曲研究文章一刊发，就立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他写的《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见《辅仁学志》1934年刊），辨日本发现的、由汉学家盐谷温印行的元杂剧《西游记》是杨讷（景贤）所作，并非如中外学界所认为的是吴昌龄所作。此文一出，足解学人之惑，立即受到国内及日本同行的认可。 继３种书自之后撰写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是孙楷第关于小说、戏曲目录学的又一部力作。辛亥革命，清朝鼎革。北洋政府以承认清朝签订的条约及债务，来换取列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庚子事变”而付给英、法、德、日等国的巨额“赔款”。自“五四”以后，为时代潮流波及，各国纷纷以这笔分年支付的“赔款”在中国兴办一些文教事业。日本在其东方文化协会主持下，用“庚款”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并邀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为其撰稿，在孙蜀丞 （人和）与傅增湘介绍下，孙楷第应邀为该书撰写小说、戏曲类提要。自1934年12月，开始着手撰稿。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屡为社会舆论所批评，到“七七”事变，孙楷第便毅然搁笔，不再为日本东方文化协会撰稿。两年多时间内，孙楷第为数百部小说、戏曲、地方志撰写了提要，提要逐月交稿并打印成册。尽管长时期并未公开出版，但孙楷第所撰这部分提要的打印本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到199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分提要，并题名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抗战期间

　　1937年夏，孙楷第受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但“七七” 事变后北平各大学不能开学，而北京图书馆经费是以美国“庚款”维持的，所以孙楷第又回到北京图书馆继续工作。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强行接管了北京图书馆。出于爱国热忱，孙楷第决然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弃职家居。在当时，这一义愤之举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徐森玉曾借“二十四郡，唯颜鲁公”加以称许，以唐代“安史之乱”时河北二十四那尽为安禄山所下，唯颜真卿独守平原的典故，表彰孙楷第敢于面对强暴，抗厉守高。这时他的生活亦颇艰苦，常要靠卖书或亲朋接济度日。

　　1942年，辅仁大学的储皖峰教授去世，校长陈垣便介绍孙楷第接替了这一教职。陈垣是孙楷第十分尊重的师长，他们的友谊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垣去世，在学术研究及个人生活方面都有许多交往。作为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平的学者，孙指第始终与敌伪经渭分明，不受威胁利诱。1938年春，日本京都大学计划编《中国小说戏剧辞典》。派专人到北平与孙楷第接谈，提出请他担任编辑，并许以优厚报酬，尽管他衣食不时仍毫不犹疑地辞谢了。同年秋天，所谓“日中文化协议会”成立，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专程来北平，参加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于北海滩澜堂设盛宴，盐谷温派他的学生执其亲笔信到北平图书馆，邀请孙楷第赴宴，孙楷第回信称：“有病不能与会”，婉言辞谢。1942年，盐谷温再次来北平参加“日中文化协议会”的例会，是时孙楷第的专著《也是园古今杂剧》。（后改题《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巳发表，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盐谷温又派学生到孙楷第家，请他去六国饭店为盐谷温在北平的门生专门讲一次“也是国古今杂剧”，孙楷第仍然以病辞。

        抗战胜利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由北平内迁的各大学纷纷复员返回。于是孙楷第践继前约，到北京大学出任国文系教授。

　　1948年，孙楷第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仍任教授，直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孙楷第仍继续从事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除“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他一直坚持写作，并逐一修订增补着旧作。

　　1952年，北京各大学统一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

　　195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学研究所。从一建所孙楷第就成为文学所的专职研究人员，直到去世。北京大学 文学研究所以后又两次改变归良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楷第一生中最后的三十余年就是在文学所度过的，文学所是他一生任职时间最长的单位。 50年代初次为高级知识分于评定职称，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进入50年代，孙楷第在撰述新作同时，开始修订旧作。

　　1952-1953年，上海上杂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国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等著作。 《元曲家考略》始撰于40年代后期，自1949年开始刊发，1953年上杂出版社版共收有甲、乙两稿（即两卷）。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建国后的新作。《也是国古今杂剧考》原题《述也是国古今杂剧》，最早于1940年以图书季刊的专刊本形式出版。《傀儡戏考原》共收入两篇关于傀儡戏的文章：《傀儡戏考原》、《近代戏曲原出傀儡戏影戏考》，前者原刊《汉学》1944年第一辑，后者见1942年《辅仁学志》第十一卷。这3种书都是上杂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理论从书”之一种，在结集时又都经过认真的增订校改。

　　此后，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新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于1981年重印）；于1958年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的新一版（合为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亦于1981年重印）。这3种书的再版，也作了相应的校勘增订工作，成为研究古典小说的必备参考书。

　　此外，上海的棠棣出版社还将孙楷第的论文集《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一种，于1953年11月出版。该书共收人论文5篇，书前有郑振铎序。

　　1958年，孙楷第将前此所写的论文作了一次编集校订工作，并辑为《沧州集》，交给了中华书局，于7年后——196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沧州集》分为六卷，共收人文史等方面的旧作45篇。除了编校出版旧著，孙楷第还着力于继写《元曲家考略》及《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的丙、丁两稿基木写于五六十年代，其中的《薛昂夫》、《张小山》等篇在《文学评论》上一刊出，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小说旁证》中关于、金海陵纵欲亡身。（见《醒世但言》卷23）本事的考辨，是关于小说演变、形成问题的典范性论说大。

　　“文化大革命”中，孙楷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但被反复必批判，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被剥夺了从事著述的正当权利，连毕生节衣缩食而聚集的万册珍贵藏书也损失净尽。尽管如此，他从不附合“四人帮”的形在实右的高调，以“独善其身”自勉，敢于正视社会上的极左势力。他仍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利用札记、日记形式，对以往旧作作了严格的推敲与反复的辨驳，哪伯一个字、一句话不顺当，都于心不安。

        文革之后

　　打倒“四人帮”之后，孙楷第不顾年迈体弱，废寝忘食地投身到科研工作中。他把《元曲家考略》已写出的甲、乙、丙、了四稿合为一编，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校订，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重版。他亲自把编《沧州集》时因种种原因未能收人的论文及新作重作编订，又结为《沧州后集》，仍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沧州后集》共分五卷，并有附录2篇。至此，孙楷第所撰论文，基本上都已收人到文集当中。

　　此外，他还续写了两篇新的元曲家的考略，刊登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４期上。当笔者的《贯云石评传》完稿后，孙先生曾数易其稿地为其撰写了序文。1984年。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纪念维吾尔族元曲家贯云石逝世660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并邀请孙楷第到会。他虽未能赴会，但写了长信驰书致贺。这封信刊发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的专刊上，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小说旁证》的增订校勘工作一直没有搁笔。直到孙楷第去世，该书已编出成稿，有待出版。而自1984年开始，将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写的提要编集成书，又占据了孙楷第的许多时间。在临终前，他已把全部文稿找齐，校读过一遍，并定了书名及分卷原则。该书已于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夏天，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望在重病中的孙楷第。当问到他还有什么未了之事时，他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直到去世，他的万册藏书也未达回，他的许多著作仍未整理出版。对于一个一生可以用“读书”、“写书”四个字概括的正直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遗恨呢？孙楷第去世后，根据生前遗愿，未举行任何仪式。仅按他的请求，将骨灰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始于斯、终于斯，经过近一个花甲的岁月，他长眠在母校的怀抱中。

　　孙楷第不但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他的研究方法也颇有特点。可以说，孙楷第是成功地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运用于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特别注重校勘及版本目录之学，反对急于立论，反对主观臆断。对于这一点，胡适曾作过准确的概括：“他的成就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作基础而巳。”胡适又进一步指出，“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孙楷第的方法与目标并未有丝毫改变，他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不慕荣利，不企望高潮及出现戏剧性的突破，一步一个脚印，又从不回顾，从不顾及生前身后的声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沙里淘金”（郑振铎语）的令人望而退步的工作，寂寞、枯燥、冷落，他却独得其乐地、自甘寂寞地度过了一生。他和他的著作，他的治学方法与态度，都是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宝贵遗产。

      怀念孙楷第先生

　　孙楷第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立之时就在职的研究员，他的后半生是在文学研究所度过的。所以，人们往往是将孙楷第的名字与文学研究所连在一起的。

　　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县人，出生于1898年。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发表、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小说旁证》、《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等著作，其成就为学术界一致公认。胡适在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写的序中曾说：“沧县孙子书(楷第)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同时，胡适将孙先生的学术研究概括为“他的成就之大，都是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53年，他调入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在文学研究所一直工作了33年，直到1986年去世。这期间虽然受到诸多干扰，但他仍然勤于著述，成果丰硕，他反复修订旧作，结集出版了《沧州集)、《沧州后集》、《元曲家考略》、《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著作。前半生对他学术生涯最为关键的，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时期。他的后半生，则整个是在文学研究所度过的，是古代文学研究室的“诸老”之一。

　　孙先生的学术研究有鲜明特点。首先，他的许多工作都带有开创性，他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创始人，他扩大了元曲史的研究领域，胡适针对孙先生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说过：“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其次，他的研究体现出延续性，元曲家考略、小说旁证、戏曲小说书录等等，都是他贯穿终生的课题。比如《元曲家考略》发表于40年代，初版于1952年，增订再版于1981年，但直到去世，他仍然在做增订修改。同时，他又是成功的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运用于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以版本目录为基础。而文献始终是他立论的出发点。

　　全面评价孙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做到的。孙先生的学术研究已经是现代学术史的组成部分了。文学研究所对于孙先生，是他半生学术生涯寄托之处、终老之地；孙先生对于文学研究所，是其学术领先地位的体现。实际上可以说他是文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的重视文学文献的学术传承的代表人物之一。1982年我一来文学研究所就与孙楷第先生相识了。

　　当然，我早知道孙先生。在中学时我就读过他的文章，特别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关于“金海陵纵欲亡身”的考证。我自幼与孙先生都住北京大学校园。但真正了解、认识，是在1982年。

　　这年夏天，我写的《贯云石评传》为出版社接受，同时要求作修改。我贸然决定上门去拜访孙先生求教。初次相见，孙先生并不以我为晚辈，平易和蔼，使我去掉了初识名人的拘束感，他谈到《元曲家考略》的写作，提到还有18篇应该编入本书，资料已经足以成篇了，但还没来得及整理出来，同时，他在《元曲家考略》的新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出版之后又作了认真校改，准备在修订再版时补人这18篇新的考略，成为定本。听说我在写《贯云石评传》。他告诉我：作《元曲家考略》时，他收集了一些贯云石的资料，但因为贯云石是有碑传、生平资料丰富的元曲家，所以没有准备作贯云石其人的考略。他当场拿出了自己的笔记，那是40年代笔录的元曲家资料，将其中一篇有关贯云石的交给我，那是王炎午《吾汶稿》中的《上贯学士》。这是关于贯云石生平的重要文献，如果不是孙先生见示，我肯定不会见得到，因为一般认为王炎午是宋人，我没有想到要在他的集子中查找贯云石的资料。由此，孙先生谈起了他是怎样对待文献的。他说：“有人说我的研究只是提供u2018资料u2019，其实，我只是特别重视资料，不愿作空泛之论而已。四部之书就如同四扇窗子，都打开了(都看到了)，房间才豁亮。”我听前辈们谈起过，早在三四十年代，孙先生已经是当时中国读小说戏曲最多的一人，他还始终在从浩瀚的四部书中坚持不懈地发掘元曲史资料，为“隐而不显”的元曲家作传，为古典小说寻找形成的脉络。我向他介绍了《贯云石评传》的内容，他说，贯云石本人是有传奇色彩的人，一生虽不长，但可以写得相当生动曲折。他在一册《元曲家考略》的扉页写了一句勉励后学的话相赠，并当场答应为《贯云石评传》写一篇序。后来，这篇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发表出来。1982年12月，《贯云石评传》定稿，在这半年间，我多次登门向孙先生请教，所得教益已经体现在《贯云石评传》一书中，使我永远铭感于心。

　　写《贯云石评传》期间，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天一阁旧藏的《小山乐府》，其中有贯云石的序。孙先生一再鼓励我就这部珍贵的明初抄本《小山乐府》写一篇论文。我的《关于天一阁旧藏<小山乐府>》完成初稿时，孙先生和吴晓铃先生都很关注，分别亲自执笔为我修改润色。我还保存着这篇文章的三遍修改隋，每一稿都有孙先生用蓝钢笔，吴先生用红蓝铅笔做的批改。吴先生甚至改了语病，比如“但却”这一转折，他批道：但，却，不要连用。孙先生改动了几处史实，还仔细理顺了文句。定高时，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我在文章之中涉及了元由家冯海粟、刘时中两人的生平，他原来计划增补进《元曲家考略》的18人之中正好有这两个人，他目前无力完成这个增补计划，将有关资料抄录给我，供我参考。据这些资料，实际孙先生自己已经将这两人生平考证清楚，完全可以成篇，在征得孙先生司意之后，这两篇考证在《文学遗产》发表出来，并成了孙先生一生最后发表的学术文章。在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这些年中，池虽然年事已高，但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相当支持，我还记得我与来所的访问学者王青平在向他请教时，他为我们讲述了整整一个下午。告别后，王青平说：“我想孙先生也许不大好接近，没想到他这样热心，愿意这样无私地倾其所知指教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

　　据我所知，直到临终他始终在编订修改《元曲家考略》，以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在编订《戏曲小说书录解题》过程中，他要我协助他确定底本，为此，他专门给文学所的领导写了信，在得到当时的所领许觉民、邓绍基先生的大力支持之下，终于在孙先生的生前将底本编定，并由他亲自过目。1986年，88岁高龄的孙先生因病去世。当时我不在北京，未能与先生告别。

　　我回京后得知，根据他生前嘱咐，未举行任何仪式，古代文学组余冠英、钱钟书、曹道衡、刘世德和邓绍基先生曾到协和医院为他送行。他的遗愿中有一个要求：将骨灰埋在北京师大校园内。孙先生永远长眠在母校的怀抱中。又据前往探视的所长刘再复先生告诉我：孙先生见到他们时，已经不能讲话，他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便溘然长逝。

　　孙先生一生的经历复杂又简单，说复杂，因为他几乎是世纪剛冷人，见识过从清末到当代的纷纭变幻的历史事件；说简单，可以用“读书写书”四个字概括。在一生中，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这个研究就是取之于书，还之于书。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万册私人藏书散失殆尽，提到读书他只能面壁长叹；他的重要著作《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对学术界早就产生了影响，可在生前一直未能正式结集出版。这一个“书”字，不但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临终的“遗嘱”。《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与《小说旁证》分别在孙先生身后的1990年、2000年出版，这或许可以告慰孙先生了。

　　孙先生生前，在给我的信中抄录过不少自己写的诗词。通过这些诗词，使我加深了对孙先生的了解。在一首写于“文革”期间的“咏史”诗中，他说：“若非暗斗即明争，历史相传是砍经。元祐诸贤号奸党，东林名士受奇刑。细思往事糊涂了，亦有男儿气不平。试听匣中三尺剑，夜深长响是何灵。”在“文革”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孙先生和老一代学者们承受着重压，艰难地继续从事着学术研究。即便藏书无存，他依靠记忆、笔记，仍然在写作、思考。他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他的著作，还有他的学术追求与未竟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