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全国青联第六、七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青年》、《蹉跎岁月》、《孽债》，中篇小说集《叶辛中篇小说选》、《发生在霍家的事》、《闲青河谷的桃色新闻》，中短篇小说集《带露的玫瑰》，电影文学剧本《火娃》、《收获的季节》等。

近日，叶辛在暨南大学为在场学子作了题为《客过亭里论古今》的演讲。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叶辛分享了他创作《客过亭》的点点滴滴，还对知青文学发展前景以及近来程永新引发的关于“文学批评边界”的争议发表了看法。

　　上海知青花名册让我想起一些故事

　　《南方日报》：继《蹉跎岁月》、《孽债》之后，您的知青题材长篇《客过亭》灵感是怎么来的？

　　叶辛：2007年夏天，我得到了一本关于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花名册，上面的内容包括谁在哪一个生产队插队，上海的家在哪里，毕业于上海的哪一所中学，几届几几班，现在在哪儿，最后还有一个备注，每一个人都列得清清楚楚。今天的孩子可能想象不到，那张花名册的家庭出身一栏有工人、贫下中农、职员、高级职员、民族资产阶级、资方、私方、代理人、旧军官、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

　　这些备注让我想起了一些故事。我突然觉得可以写一部关于一帮老知青，约好了回归当年插队的山寨的长篇小说，只是开头不知道怎么写。在我去参观重庆的天坑地缝时，有个女孩子打电话给我，向我介绍了一个故事。西双版纳有一个卖冰糕的16岁女孩子，叫伊湘娜，很漂亮。重庆知青哥陈军偏要她当他的女朋友。刚开始女孩子不理他，他吃完冰糕后就拿出口琴吹城市里文化革命已经批判过的封资修歌曲，连续搞了一个多月，整个公社都知道了。后来女孩子只能答应到了赶场天和他见上一面，两人到了澜沧江边看风景，一来二去就好上了。两人是很纯真的爱情，连认真拉一下手都没有。三年过去后，一晃到了1978年大返城，陈军一声不响地回到重庆，有了新的对象后便没有再和伊湘娜联系。2009年秋天，陈军被检查出肺癌晚期，最多只能活3个月。他觉得有一件事放不下，就跟今天的妻子说出昔日的恋人。大度的妻子帮他找到了伊湘娜。后来还在西双版纳卖冰糕的伊湘娜飞到重庆看望了陈军。

　　这个延续了31年的爱情传奇打开了我的思路。陈军得了不治之症，然后要去找当年的恋人，这样一开头小说不就活了吗？于是我2007年开始想的小说里的人物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南方日报》：《客过亭》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叶辛：出版前，出版社的人跟我说《客过亭》这个名字老里老气的，拿到书店里没有人买，就劝我改名字，但后来我还是没改。这个名字和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在贵州插队，那里都是梯田。春天插秧时地里必须要有水，地势低的地方容易积水，地势高的又没有水。为了不误农时，只能拿桶去把水提来。当年我21岁，有个老农民53岁，他能提300多桶水，我拼出全身的力气，勉强弄50多下，超过了便连腰都站不直。休息时，我们俩往田埂上一靠，一两分钟之后，老农民草帽一盖就打呼噜了，我睡不着，发了一些知识青年不该发的议论，感叹生活太苦了。他听见后说，是苦啊，人跑到人世间走一趟就是来受苦的。

　　我就顺着他指的山头看过去，山上有一棵老树。老农民说，在9岁时，他爷爷带他爬到那个山上后，就说了一句话，山坡是主人，人是客人，我们人跑到这里来要当好客人，就要受苦。老农民接着说，他现在都53岁了，他爷爷的骨头也不知道埋到哪里去了，但山还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很震惊，对老农民的话久久不忘，一直到我想出了《客过亭》这个书名。

　　知青小说不会因为时代已经过去就消亡

　　《南方日报》：在第23届全国书博会上，梁晓声推出以知青返城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返城年代》，韩少功推出描写50后知青人生轨迹的新作《日夜书》，您预计今年知青文学会成为热点吗？

　　叶辛：我只能这么说，和知青有关的话题会多起来。回上海之后，我要参加一个上海农场知青主动发起的策划座谈会。他们想写一部名叫《我们的青春时代》的作品。当年100多万上海知青，更多的不是去北方、南方，而是集中在上海郊县的16个农场。但后来北边有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南边有我的《蹉跎岁月》、《孽债》，我写的是贵州、云南，唯独在中部没有出现知青题材的作品。但前面30多年已经有了很多知青题材的经典作品，梁晓声后来写的《知青》，央视也播了，但是大多数人的反映是没有《今夜有暴风雪》好看。一个作家尚难以自我超越，别人再去写这个题材，自然也会碰到如何超越经典的问题。

　　《南方日报》：知青小说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带“伤痕小说”，80年代前期具有“回归”倾向的知青小说，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具有“反思”性质的知青小说，国庆六十周年时又出现了一本长篇知青题材小说《青春无主》，您如何看待今后知青文学的发展？

　　叶辛：作为一段历史，“文革”时的知青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文学来说，就像前年我们刚刚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样，不会因为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我们今天所有活着的人谁都没有经历过就没有人反映，还是有人去写的。知青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像“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初期井喷一样涌现了很多知青作家，形成了知青作家群。不但引起国内的注意，海外也有好几所大学在写中国知青文学的论文，很多人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没有这个经历，依靠现在披露的大量真实素材来写作的作家也有。但是对于今后的知青文学作品，包括对我们这些有过知青经历的人要想再写，也是有难度。

　　俄罗斯至今还有人以二战作为题材来进行写作，法国、德国也都有。法国文坛作品像《复仇女神》，在欧洲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已经完全跳出了过去的角度，从纳粹杀人犯的心理挖掘二战题材，以屠杀者作为主人翁写作品，虚构了一个生活在希特勒身边的军官如何残忍。你仔细一看，他的作品中也写到了二战，所以也在不断的深化和挖掘。知青题材其实也是一样，后人在更多更客观的评价这段历史时，会有更加深入、更加独特的反映。我们这一代人有着时代、共和国的烙印。写好这一代人的故事，就是给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做一个好的注脚。

　　《南方日报》：除了知青文学，您最近还有哪些写作计划？

　　叶辛：3月份的时候，我有一部长篇小说在上海的杂志《小说界》上发表，名字叫《安江事件》，不是知青题材，现在还没有成书，但今年肯定能出版。去年12月我去中国作协开主席团会议，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便找到我签下了这部小说。小说的主要内容是，退役刑警田健，通过探访安江市政协副主席贺兴雨的蹊跷死亡，意外探访到当地人讳莫如深的另外两起历史上的“安江事件”。这其中的过程总与浓烈的血腥和黑暗的死亡紧密盘缠。

　　除此之外，我还会写一部和今天生活密切相关的长篇小说，都市题材的，包含现在的热点。小说会写到一些上海、广州，还有其他大中城市都存在的问题。

　　批评的内容要准确，否则作家心里会不服气

　　《南方日报》：网络文学作品在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往往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对传统文学的冲击也日益明显，请问您对于网络文学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叶辛：大量网络文学的作品出现不是坏事。我不止一次参观过一家网络文学公司，第一次去的时候大吃一惊，那里简直就是文学车间，门一开，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输入，“嗒嗒嗒”的敲键盘声清脆可闻。据说年产量达到20万部小说。这个月初我在中国作家论坛上还举了这个例子，从1949年到1966年，我国长篇小说的总量只有197部，平均也就是每年十几部。现在年产量有2000部，丰产年可能有3000部，和以前相比这已经很了不得了，但和20万部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但这么大量的作品，读者怎么选择好的作品呢？所以需要文学奖。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读者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读书，出版的作品也越来越多，所以需要一个文学奖来评选出那些优秀的作品，引起社会对文学的关注，评选出来的作品相对会好一些，供读者选择。至于网络文学奖，到了一定的时候也会有的，让网络文学得到应有的评价，但这可能有点困难。如果年产量是几万部的话，初评都是个问题，因为看不过来。

　　《南方日报》：4月7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批评某文学报刊“新批评”专刊，认为其刊登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已经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其后，程永新再次发表微博，表示“批评必须专业在行，出发点是与人为善。”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批评的边界在哪里”的争议，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叶辛：为什么要有文学批评，因为有作家和文学作品。作家写出作品，读者要读，读完自然会有评价。就像电影，你不用组织专门的影评队伍，电影放完后随着人流走出去，就会听到人们在评价这部电影，哪里好或不好，哪里最打动人，这就是评论，只是不写在报纸上。所以文学批评是很正常的，无非就是赞扬或批评。作家要宽容一点，比如有100万的读者读了你的书，你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赞赏你，有70万人赞赏你就不错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在于促进创作，因而批评的内容就要准确一点，否则作家心里会不服气。涉及到人身攻击的就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了。

　　书一旦流向社会就不受作家控制了，错了就错了。《客过亭》一出来就被人指出有“错”的。我书里某个地方写到车子到了外环线，北京有一个老太太很认真地看了，给我写信，说城市没有外环线，应该改成三环线。她是按照她的生活经验，北京是三环、四环的，没有外环，而我们上海就是内环、中环、外环，她说错了，但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如果大多数批评是这样具体的，作家也会很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