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观光从小酷爱学习，聪明勤奋，曾随镇海名士虞澹圆先生学习古文辞.他孜孜以求，赋诗作文，遣词造意，日有所进，为了抑制自己的好动，常自己把手脚帮在桌脚上。17岁时已精通诗、词、赋、章。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考取秀才，乡人谑称“缚脚秀才”。1887年考中秀才。当时清廷腐败，外患迭乘，年轻的钟观光认为要不受外国侵略，必须发展科学，兴办实业，以谋求中国之振兴。

　　为了弥补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钟观光和同乡好友虞祖辉、虞和钦一起，抱着满腔爱国热情，在缺少资料和资金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在故乡镇海柴桥创办“四明实学会”，学习研究并进而逐步介绍普及理化博物知识。

　　他们先设法购置上海江南制造局所译理化书籍，潜心攻读，并按书上所介绍的方法动手做理化实验，在实验过程中虽常遭到挫折，衣服亦因此被酸类所溅，而导致斑斑焦孔，因而受到有些人的讥笑。但是实验的失败，旁人的冷嘲热讽，并不能使这几位血气方刚，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屈服，他们反复探索、研究，终于较为正确扎实地掌握了所学知识。为了及时了解国外科技新进展，钟观光等又自学日文，并托人购置日本新出版的理化书籍，从而开拓了知识面。

　　为求一个更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进一步扩大影响，“四明实学会”不久迁到宁波市区，他们在已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的基础上，着手试验制造磷，几经试制获得成功。1900年，钟观光等自行设计，自筹资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灵光造磷厂，经当时商务大臣盛宣怀派员考测，获“制造得法，不让外洋”的批语，并准许专利15年。1901年，钟观光在上海首创了科学仪器馆，1903年又创刊《科学世界》，建立了上海科学仪器馆。对我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2年，为了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钟观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1900年任江苏高等学校理化教席，1903年主持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1915年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副教授，1916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1927年任浙江大学副教授兼浙江省博物馆自然部主任，1930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教授。

　　1905年钟先生因患肺癌，离开上海去杭州的西湖疗养。西子湖畔，一年四季，花草似锦，丰富的植物资源，使他对植物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病榻上，他仔细阅读了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和英国韦廉臣共同翻译的《植物学》，并看了不少有关植物学知识介绍的书刊，丰富了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当病情好转后，他即去野外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开始进行探索研究，从此走上了“绿色之路”。

　　1911年，应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之邀，钟先生出任教育部参事，由于当时北大生物学系尚未设立，钟先生无需授课，主要精力就放在考察各地植物上。他自带干粮，有时步行山中数十里，周历京内外各山，寻觅植物，悉心于植物学研究。他的同事蒋维乔曾回忆道：“遇休假日，蔡元培约余等游圆明园，先生（钟观光）挟参考书，远足经行，俨然学校师生，殆忘其为长属也。元培佩采集筒，维乔携轻便压榨器，共行郊野，觅取新种。进园则登万寿山，徜徉竟日而回。”

　　1908年以后，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开始研究植物，进行了系统的植物标本采集研究工作。曾立下“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的誓言。在1914年前后的4年时间里，钟观光的足迹遍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湖北、四川、河南、山西、河北等11个省区，行程万里，北尽幽燕，南至滇黔，在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流域采集腊叶植物标本16000多种，共15万多号；海产、动物标本500多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300多种，历时四年的考察活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奇花异草、珍木佳果的浩瀚植物世界，使他认识到祖国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植物宝库，这一切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实践经验。在考察活动中，他历尽艰险，风餐露宿，经历了风霜雨雪的磨炼，为了采集到新的植物标本，他穷幽涉险，攀藤附葛，不辞劳苦。

　　钟观光先生不仅为北京大学建立了植物标本室，而且开创了我国学者自己采集和制作标本进行进行分类学研究的新时代。并从中发现了不少新种属。在现代植物分类中，木兰科植物的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和马鞭草科的钟君木属（ChunTsoongia），是以他的姓名和名命名的。这在世界植物分类学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他采集并已鉴定的大量标本，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

　　我国在世界上堪称“植物王国”，但缺乏对植物系统深入地研究，自18世纪始直至20世纪初，我国的植物都是外国人来采集标本拿到国外的标本室进行研究。钟观光先生在采集制作大量标本的基础上，悉心厘正，辨其类属，订正学名，使种类繁多的植物有系统可循，这项开拓性的工作，为我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

　　1927年钟观光到杭州任浙江大学（当时称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副教授，1927年，钟先生任浙江大学在任教期间，年届花甲的钟先生又先后去浙江天台山、天目山、雁荡山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共七百多号，创设了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标本室。同时他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植物园。这座用竹篱笆围起来的植物园，面积约30-40亩，广集各科佳草珍木，分区栽培，并建有温室，由于地点设在杭州市郊的笕桥，故农学院植物园又称笕桥植物园。笕桥植物园的诞生为中国植物园事业和园林科学写下了新篇章。在当时，它不仅给农学院的大学生，同时也给附近的中学生学习研究植物学带来了便利之处。如当年正在杭州高级农业职业中学农艺系求学的吴中伦，一有空就来到植物园，钻进这气象万千的植物世界，潜心观察各种植物的形态特征和生态习性，与植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尔后成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学家。

　　1930年前后，钟观光先生在考察浙江东南沿海岛屿时，在普陀山发现了一棵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树，这棵树丫一律成双，绝无错生，每年春季开花，因它浅红色的雌花与淡的雄花不是同时成熟，故授粉率极低。且由于往往是一棵树种难得一颗种核，种核落地后易腐烂，导致自然出苗率很低。在我国至今仍是绝无仅有的一棵。1932年，经林业家郑万钧教授鉴定正式定名为“普陀鹅耳枥”，现今，这棵珍贵的鹅耳枥树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受到有关部门的妥善保护，仍在普陀山最高峰佛顶山慧济寺的后山门茁壮地成长着。

　　钟观光先生在采集、制作、鉴定植物标本的同时，曾花费很多精力从事古书中学名的考证工作。他反复阅读《毛诗》、《尔雅》、《离骚》等古代名著并详为笺注；精读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和吴其浚著的《植物名实图考》，芟其繁芜，范以条理。在所内他潜心致力于古书中学名考证工作，著有《理科通证》一书，还撰有《植物中名考证》和《尔雅释例》等论文。在药用植物方面，他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本草，广征博采，贯通中外，著有《本草纲目疏证》一书，共23卷（未出版），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为了这本书的编写曾亲赴祁州（河北安国），在野外、园内和市场上研究中药，特别注意药草的异物同名和同物异名。当时日本植物学者所用汉名，虽沿袭我国古籍，但因考据未精，致使纰缪颇多，钟先生不辞劳苦，一一为之更正。

　　钟观光一生追求进步。早年积极参加蔡元培发起的“中国教育会”，以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曾为攻打上海兵工厂，领导同志制作炸弹。他一生过着简朴的生活，把钱都用在搜集标本、购买图书上。1937年日寇侵华，钟先生被迫离开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仅携带所写稿件和部分资料，由朱晟先生护送，徒步绕道门头沟，返回宁波故乡，留在北平的不少重要书籍资料在战乱中受到重大损失。逃难时，他不惜丢掉个人财产，而保留下了大量资料和标本。在故乡，钟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仍专注于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事业，对所写稿件加以整理补充。1940年7月，日寇在镇海登陆，故乡也陷于敌手。同年9月30日，这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教育事业的著名学者，终因忧国怀乡的极度悲恸而离开人世，终年73岁。遗憾的是，他所写的稿件以后也大部散失。

　　钟观光先生曾先后在江苏南菁高等学堂、上海科学仪器馆所设的理科讲习所、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北京大学、湖南高师、浙江大学等处执教，为祖国培养了不少科学人才。

　　1901年，钟先生任南菁学堂理科教习，当时学生中有不少人年龄与教员相近甚至大于教员，多数不愿上堂听课，但由于钟先生讲解透彻、实验正确，许多同学都乐于听他上的课，学生中有尔后成为名学者的蒋维乔，成为植物学家、参与主编《植物学大辞典》的黄以仁等。理科讲习所在上海创办后，钟观光、虞和钦等先生积极传播介绍科学知识，“讲理化学五载，讲博物学一载”，蔡元培、蒋维乔等都在那里听过课。赵黄从那时起受业于钟观光先生，学习物理学和化学，后来立志主攻药学，成为我国现代生药学和本草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一时期，钟先生还翻译了日本中谷平四郎著的《最新化学理论》，由上海科学仪器馆刊行。

　　钟先生在北京大学负责生物学系的筹备工作，创立了植物标本室。1925年生物学系正式设立后，他担任植物学实习课的教育工作，参与培养了北大第一届生物学系毕业生，其中有尔后成为著名植物学家的郝景盛等人。钟观光先生学识渊博、学风严谨，乐于提携后进。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章先生在他的《中国植物图鉴》一书问世时，满怀深情地写道：“最可感谢的为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钟观光先生，于盛暑之中，为本书的菊科、草海桐科、桔梗科、葫芦科、蓝盆花科、败酱科等部分详加校阅，以其四十余年研究中国植物的心得，指正许多错误，并对著者赐予不少的鼓励和诤言。钟先生诚挚恳切之情，使著者所受的感动，实非文字所能形容于万一。论者每举达尔文、华莱斯两生物学家的行为，作为科学家道德的模范，现在钟先生这样对学术的认真和待人的诚恳，实足与前贤媲美。”

　　钟先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自学成才，将全部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是我国近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为了表彰他在植物学研究上的功绩，1918年，国际植物分类学组织，把钟先生发现的“马鞭草科”一属，命名为“钟君木属”。华南植物研究所把我国只有一属一种的特有的孑遗树种之一，果木花香的兰花科之冠，定名为“观光木”。虽然钟先生离开我们已有60多年了，但他的英名将与“钟君木属”和“观光木”一起永存。

　　钟观光一生著述丰富，有《理科通证》、《旅行采集记》、《山海经植物》、《近世毛诗植物解》、《物贡纪略》、《植物古籍释例注解》、《中华植物学》、《本草疏证》等，受美、日植物研究学者推重。卒后以他姓名命名的植物属名有钟本属、观光本属多种。新中国成立后，其子钟补求将留存旧居的书籍手稿及16柜腊叶标本，在1955年捐献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研究所及钟观光故里母校柴桥小学，均辟“观光堂”以资纪念。

　　1940年病逝于浙江故里，终年73岁。他没受过任何现代高等教育，完全通过刻苦自学从一名秀才成为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对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晚年对祖国古代植物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毛诗》、《尔雅》、《离骚》上的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注释，还结合实地调查，对历代《本草》作研究考证，写成《植物中名考证》初稿。对《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等书进行了考证、补充和修订。木兰科的观光木（TsoongiodendronodorumChun）和马鞭草科的钟君木（TsoongiaaxillarifloraMerr.）都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

　　钟观光(1868～1940年)，植物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是国内第一个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广泛植物采集调查的人。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植物调查和

　　古代史籍中有关植物的考证工作，撰写出一批史籍考订的植物学著作和手稿。在北京大学创建的植物标本室，是我国最早建立的植物标本室之一，随后又在浙江大学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标本室和植物园。为推动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钟观光，字宪鬯（ｃｈàｎｇ），１８６８年９月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柴桥镇的一个小染坊家庭，其父钟青原颇为贤达，有德行于乡里，母亲在他７岁时病逝。钟观光幼时进私塾读书，勤勉好学。并以所学敦品厉行，毫不苟逊。

　　清末戊戌变法之后，钟观光为求国富民强，抵御外侮之道，联络爱国之士，于１８９９年组织了“四明实学会”，走科学救国之路。１９００年他先在上海浦东地区创办了“灵光造磷厂”，１９０１年又在上海四马路筹设“科学仪器馆”，在馆内专设了一个培训理科人才的“传习所”，他一心教书，由于他讲解明了，声誉传扬四方，连徐锡麟、章太炎、蔡元培、邹海滨等著名贤士也纷纷前来聆听他的讲授。

　　钟观光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以科学之切于实用”为座右铭，并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心，因此他与蔡元培结为挚友，并参加了蔡元培发起的中国教育会，还服膺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１９０２年江阴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校长丁叔衡聘钟观光讲授理化，他教学谆谆善诱，许多学生慕名而来。为传播知识，提倡科学为救国之本的思想，他不辞劳苦，诲人不倦，课余时间进行家访，向学生灌输民族感和爱国心。１９０３年５月“苏报”案发，章太炎、邹海滨二人被捕入狱，蔡元培在案发前去青岛，吴稚晖逃亡海外，钟观光不避风险，继续支持中国教育会之工作并悄自藏匿同盟会员名单，使大多数会员免遭株连。蔡元培１９０１年所办之女校几度濒于停顿，钟观光奋勇出任该校校长，兼授文理各科，并暗中照顾狱中同志。

　　１９０５年，蔡元培自青岛返沪，中国教育学会重行选举，钟观光当选为副会长。是年，他将校务交待妥当，应宁波师范学校之邀，归乡与地方绅士陈屺怀、张申之等人极力促进地方教育事业。钟观光认为要想推动革命，唤起民众，必须培养人才并从教育着手，几经奋斗，芦渎公学建成。从此，他倡导劝学、放足运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可他自己却为筹建校舍而负债３０００多银元，陷入困境。

　　１９０８年，钟观光再度赴上海执教于理科传习所。为积攒银两，还清债务，他节衣缩食，终日劳碌，积劳成疾，只得停教。蔡元培得知后专门成立了“钟门同学会”，为他筹资并劝其赴西湖疗养。西子湖畔，青山绿水，一年四季花草如锦，丰富的植物资源，诱发了他对植物学研究的浓厚兴趣，这是他几十年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面对终日置身的大自然万分感慨。他认为：天地之大，种类之多，人们的衣、食、住、行均不可缺。于是他通读了李善兰与Ａ．韦廉臣（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合译的《植物学》以及其他植物学译丛，很快就掌握了近代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自此他学以致用，勤于采集，随时解剖，废寝忘食，……这为他后半生几十年从事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０９年，钟观光病体痊愈后，赴宁波旅沪公学任博物教员，并兼商务印书馆《理科通讯》之动物篇编辑。

　　在此期间，他耐心教授近代植物学的基础知识，并经常带领学生外出进行植物考察和标本采集。回校后根据植物的器官特征和生境条件特点，对植物进行解剖分析、定名和分类。偶得新种，详考其名，夙夜考之几忘寝食。在做学问上，他要求自己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勤学苦钻，对学生有问必答。几年中造就了数百名中小学博物教员。

　　１９１２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从欧洲返回任教育总长，特聘钟观光为教育部参事。那时，南北兵荒马乱，政局不稳，教育部刚成立无事可做，只是起草教学大纲，编辑教材，有余暇则前往南京内外远近名山寻觅植物，星期天与教育部同事蒋维乔共同步行山中，往返数十里，自晨至暮，乐极忘返。政权易手于袁世凯之后，教育部北迁，钟观光随部北上。他仍以余闲，采集北方植物，得遇休假日，就与蔡元培相约，身背标本夹，手持记录本，共往郊野调查植物，回来后又将所采植物制成标本，仔细研究并与南方种进行比较和分类，对植物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不久，政府内阁纠纷，钟观光辞去公职，立志永不入仕途。南下到两湖考察教育。当时长沙高等师范教育学校托聘教员，卑札厚礼，派教育长迎接钟观光，被聘为博物教授。１９１７年该校被迫停办，钟观光返乡，将其结余俸银，除偿还债务，修桥铺路外，还建了一所专为教学所用藏书及标本的“师藏楼”。为此镇海县政府特地为他制作了一个“乐育英才”的大匾额挂在堂前。１９５６年，他的小儿子、植物分类学家、被英国皇家邱园称为世界马先蒿属权威——钟补求将该“师藏楼”中所藏的十几柜珍贵腊叶标本、手稿和书籍全部无偿地奉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表彰。

　　１９１８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任钟观光为理预科副教授，专门负责植物标本的采集工作兼植物学实习课和讲授植物学。他对有此良机能继续深入考察、研究植物学倍感兴奋。

　　为了不负蔡元培对他的重托，他决定立即出发调查考察。时值２月，北方气候严寒，他计划由福建、广东开始，钟观光此时已半百年纪，带领采集人员一行５人，先登福建鼓山、方广山，又往琯头、马尾、王虎等沿海各地。５月份到厦门，搜集了各礁石之间的海产、藻类标本，种类和数量十分可观，为我国后来的藻类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８月份登广州白云山，鼎湖山，又赴新街韶关间采集，发现了马鞭草科新属。他与当时正在岭南大学农科系作学术演讲的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院长Ｅ．Ｄ．默里尔博士（Ｍｅｒｉｌｌ）结识。默里尔为了表示对钟观光的纪念，１９３２年将这种植物定名为钟木（Ｔｓｏｏｎｇｉａａｘｉｌｌａｒｉｆｌｒｒａｍｅｒｒｉｌｌ），即：似荆或假紫珠。１０月本来计划去罗浮山，因股匪猖獗，围城烧掠，无奈转登飞来峡，出香山县又转至阳春、阳江。是时踞匪出没无常，幸得阳江中学校长帮助才安全抵达“鳞介著产之岛”——闸坡。此处猪笼草之繁滋为它处所罕见，日月贝、鹦鹉螺则为闸坡所特有。１２月返广州，赁房于黄沙，置在岭南大学对面，便于整理标本，并常与岭南大学农科学长格洛费（Ｇｒｏｆｆ）一起研讨。

　　１９１９年４月，钟观光又从广州取道肇庆，经苍梧、南乡、灵山、陆屋、钦州、防城，渡海峡到广西东兴。东兴与越南芒街仅一水之隔，是重要的交通要塞。钟观光蒙东兴的洋务主事官员朱采臣之助，方得机会深入到广西边境的十万大山——那良牙山。在这里采得奇异之木兰科植物多种，并发现我国特有的珙树，胭脂木等，收获十分丰富。同时他还发现一种花香而大的乔木，后来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为纪念他，将其定名为观光木。
　　由于朱采臣赠给优待护照，钟观光方得顺利通过滇越路而到达云南昆明。昆明海拔逾千米，植物种类显然有异。同年８月，钟观光登滇池之大华山，西行经禄丰、楚雄等地而抵大理的点苍山。他不顾自己已年过半百，登上３４５０米高的楚石基。见到广大之苔原着生于风化峭壁之上，间杂着奇异之绿绒蒿等高山植物，争绚夺彩，艳色撩人。然而此处地势险恶，稍不小心就会下坠深壑。而且当时由于缺乏帐幕设备，不能攀峰穷采，天色已晚只好下山，过上关登宾川之鸡足山，又获冬虫夏草、艽叶芸香等多种名贵药材，此后他本拟出漾鼻赴思茅，考察滇缅交界之植物，因旅费不济，止于漾鼻。归途中每宿必深夜工作取所获珍品解剖记载，并亲自检藏，如获至宝，以致引起盗匪觊觎，跟踪追蹑，非只一日，终于祥云县属之红崖五里坡，被拦路捆劫，盗匪因所搜箱中皆为柴草，大失所望，但疑另有所匿，利锋威胁，危辞恫吓。而钟观光仍神色自若，从容应付，匪徒恼羞成怒，剥光他的衣衫，并将其身上仅有的一块怀表和考察时用的指南针等抢走，终得生还。

　　由于时间、经费所限，钟观光无法深入五指山。于１９２０年１月返沪，因一路翻山越岭，穷幽陟险，风餐露宿而身染肺炎，幸得余云岫大夫相助，专心医治，得以痊愈。

　　同年８月，他们又从杭州出发，逆富春江而上，经富阳、兰溪到江山，越过仙霞岭到福建二十八都，又折回衢州、越连岭经石门、屯溪而登黄山。黄山峰峦奇秀、云雾常留，风景伟丽，植物种类繁多……。这次考察所采到的金缕梅、木兰科等１５４种高等植物，佛手花亚科、海州骨贯众亚科、蕨亚科等４９个属，以及地衣、藻类、菌类等植物的分布，生态环境特点等，钟观光均详细记载在他的《旅途杂记》中。

　　１９２１年２月，钟观光一鼓作气，出羊栈岭，登九华山，又转九江沿鄱阳湖畔采集于星子鞋等地，５月到达庐山。然后溯江而上，过宜昌入三峡。正欲乘兴西登峨嵋，却值川鄂战争猝起，只好改向大巴山挺进。不料途中遇匪阻，仓促取道武胜关，登鸡公山，入河南境地，越太行而抵晋，折至开封经陇海、京汉路返回。

　　９月份，再次登天台、雁荡山，返沪时已近腊月。

　　１９２４年，钟观光以自己所采集的标本为基础，主持创建了北大植物标本室。１９２５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成立，钟观光留校继续整理标本。对这个标本室，蕨类学家秦仁昌先生曾赞誉说：“北大标本之真正价值不轩轾于新种之多寡，而在所经地域之广大，各类包罗宏富，实为研究生态分布最完善之材料云。”

　　这４年期间的考察采集活动，钟观光在《地学杂志》上登载的１０篇《旅途采集记》中，记载了他北到幽燕，南至滇越，足迹遍及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１１个省区，长途跋涉，辄穷幽陟险，攀藤扶葛，历尽艰难而百折不挠，还屡遭土匪袭击抢劫等事的详细记录。“采集记”的发表，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科学遗产，同时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重视。

　　１９２７年，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谭熙鸿调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钟观光被聘为该院教授兼仪器标本部主任，又被西湖博物馆聘为自然部主任。钟观光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开设植物分类学课程，并从事分类学的研究。他深知植物标本的采集和文献资料的收集积累是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此时他已近花甲之年，但仍旧先后往东、西天目山、四明山、天台山、南北雁宕山以及普陀岛等地采集植物标本７０００多号和许多活标本。１９３０年他在普陀山上发现了一株其树杈一律成双，绝无错生的植物，后经林学家郑万钧定名为普陀鹅耳枥。至今还未发现第二棵自然生长的这种树，因此被国家列为特级保护植物。

　　在浙江大学时，他又建立了一个植物标本馆，还建立了一个植物园（该植物园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面积约３０—４０亩）。园内林木蔚然，花卉争妍，每株植物上都挂有写了植物中文、拉丁文学名和所属科名的标牌，便于教学和研究，参观者看到后莫不称道。植物园的建立为我国园林科学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１９３０年，钟观光随谭熙鸿离开浙江大学赴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教授和中国科学名词审订委员，进行植物名称之审订。同年秋天，钟观光又应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的邀请到该所任专任研究员。

　　钟观光虽已年逾花甲，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仍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以滴水穿石之精神，一点一滴地收集文献资料，把《诗经》、《易经》、《齐民要术》、《梦溪笔谈》、《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中的植物，按国外植物学原著以农艺、园林、林木、蚕桑、医药分类的方法，进行分种、分属检索，还对文献引证、地理分布和生态环境等逐一地考证、修改、补充和注释，整理分辑成册，写出《近代毛诗植物解》、《山海经植物》、《北山画谱序》、《物贡纪要》、《有关植物古籍释例、注解书目》、《名实图考校录》等５２卷约１５０多万字的毛笔手稿，它们凝聚了钟观光的毕生心血。他还对《毛诗》、《尔雅》、《离骚》中所记载的１４６个科的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写出了《植物中名考证》一书的手稿，总计１４卷（册）２７００多页，供植物学家们研究、参考和借鉴。

　　此外，钟观光还将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在他所写的两卷《说文植物类证》中，对《本草纲目》中５４个科、１９９个种的植物做了修改和考证，得到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的高度赞扬。当时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长经利彬经常向钟观光请教，他总是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进行交流。由于他在药物学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同仁堂药店也经常将他请去，共同研究、实验国药的性效，在经利彬等人的陪同下，钟观光曾赴全国著名的药市——祁州（今河北的安国）进行生药考察。

　　钟观光经过多年的考察，认为中国虽然有许多有经济价值的林木，但也不能盲目砍伐和开垦，必须注意保护植被，正确地加以开采。１９３６年，年近古稀的钟观光赴湖南山区考察经济林木，并从植物和环境的关系，林种结构和布局等方面写出了综合性论文《湖南林木调查报告》。

　　钟观光多年致力于编辑《本草疏证》的巨著，晚年更是倾注他全部心血于该书的编写。美国的一个植物研究机构决定用巨款购买此书的版权，但被他断然拒绝。然而这部花费了他毕生精力和心血的巨著手稿和资料，却在日军侵略北平时被国民党军队当作稻草垫在碉堡里所剩无几。“七七事变”前两天钟观光因年事已高被迫离开北平返回故乡。为了弥补这一令他心碎的损失，钟观光重新凭着记忆及提纲简稿继续奋笔疾书，历经两年，正当初稿完成待校稿时，又逢杭州失守，宁波岌岌可危，这位德高望重，满怀爱国热情，立志以探索科学为终生事业的老人，于１９４０年９月３０日在忧愤中去世。噩耗传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和朱家骅等专函慰问，其生前知交和门生弟子也集会、撰文悼颂。

　　钟观光于新旧学问均有研究，系植物界继往开来之人，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和郝景盛等人曾称他为“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最初一人”。

　　钟观光一生廉洁，只有奉献不知营求，撙节所余兴办教育。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堂，也没有留洋深造，但他为了振兴中华，刻苦学习，自学成才。他治学严谨，多年来不避艰辛危险，从事植物学采集、考察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他总是谦虚谨慎，认真钻研，对新发现的植物总要反复查证，由于历史的客观条件和资料所限，他一生中所写的文章很多，但正式发表的文章相对于他所做的工作来说并不多。

　　钟观光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和研究植物学而奋力拚搏了一生，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钟观光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在植物学调查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坚实的工作，他的严谨学风，强烈的民族气节，将永远激励后来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攀登科学事业的高峰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