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吕宁上台后，采取扩大出口、提高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等措施来克服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些措施未能扭转江河日下的经济颓势，相反却导致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布吕宁的反危机措施不仅没有减轻人民群众的物质困难，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使千百万德国人陷入痛苦绝望的境地。国内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布吕宁成了名符其实的“饥饿总理”。

布吕宁对经济危机产生的严重后果置若罔闻，因为这时的他决意利用这一经济颓势来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布吕宁认为，德国经济的糟糕状态是“强盗和掠夺者的凡尔赛和约”造成的，只有把共和国从“战争赔款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德国的经济。受这一思想的支配，他专注于外交事务，而逐渐将国内的经济政策置于从属地位。德国虽然准时交纳战争赔款，但仍想方设法让战胜国相信其无力继续信守偿付赔款的义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布吕宁需要一个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德国。他虽然没有故意扩大危机，但他利用危机状态，置工人大批失业和人民群众的困苦而不顾，来换取战胜国对德国处境的体谅，以期引起他们的恻隐之心，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另外，布吕宁利用经济形势恶化导致法西斯势力和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这一因素力图使外国相信，“现在最好向德国作出让步，而不是等待民社党人或共产党人夺取国家政权”。为了彻底摆脱“凡尔塞几约”的一切负担和限制，布吕宁听任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而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阻止经济的持续滑坡。1930年度，他完全可以利用国外贷款来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但他担心经济状况的改善会使德国丧失在谈判中的优势而放弃了这一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国内的财政和经济危机成了布吕宁与战胜国商讨赔款问题的一张王牌。

而恰恰是1931年夏天，两桩接踵而来的事件帮了布吕宁大忙。一是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紧急法令”并宣告将马上停止偿付战争赔款而导致外国和本国资本大规模地流出德国，二是与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谈判失败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债主和存户蜂涌而至，自经济衰退以来仅拥有微弱自备资本的德国银行，面对潮水般的提款人流一筹莫展。7月13日，达姆施塔特银行率先停止支付业务，其他的银行、储蓄所和交易所停业两天。国内黄金储备减少4／5，整个信贷系统处于总崩溃的边缘，预算赤字达6千亿马克的德国政府只得拔出10亿马克来恢复银行的支付能力。资本外流和银行危机对德国的经济困绕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对布吕宁来说却增加了与战胜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布吕宁这种听任经济局势恶化的作法使各战胜国政府深为不安。鉴于德国危如累卵的经济形势和可能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美国总统胡佛决定重新评估德国的赔款支付能力。在仔细地分析了德国的经济形势后，胡佛相信德国确实已经山穷水尽，无力继续偿付赔款，同时他认为，德国的财政和经济崩溃不仅会对美国私人债主和工业部门，而且将对美国的整个经济形势产生长期的灾难性后果。基于这一判断，胡佛于6月20日建议延缓一年偿付战争赔款和政府间债务，并不顾法国的反对签发了“延期偿付令”。

胡佛的“延期偿付令”吹响了中止偿付战争赔款的前奏曲。同年8月，一个专家小组在对德国的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认为德国在一年后仍不具备继续偿还赔款的能力。布吕宁抓住这一时机，恳求制定“杨格计划”的专家委员会再次赴德重新研究德国的赔款问题。该委员会证实了专家小组的结论，于12月底建议采取“极端解决法”，即完全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和战胜国之间的各种债务，并将这一方案提交战胜国政府首脑讨论”。

布吕宁望眼欲穿，渴望能给德国经济带来巨大转折的赔款会议尽早召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姗姗来迟，直到1932年6月16日才在洛桑举行。由于德国代表的四处游说和威胁恫吓，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决定让德国缴付最后一笔30亿马克的赔款，其它赔款则一笔勾消。但是由于纷至沓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笔象征性的赔款最后也不了了之，没有予以偿付。

布吕宁梦寐已求的外交目标－－取消战争赔款－－终于成为现实，可是出席洛桑会议的德国代表不是布吕宁，而是接替他的巴本总理。布吕宁在5月29日就已失去了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在“距离目标100公尺处”被解职下台了。他本想在彻底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后，在国内的经济领域一展宏图，可是未等抱负施展已被削职为民。此时的他，纵有回天之力也是报国无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