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 成都大学、 四川大学、 华西大学、 中央大学等校，解放后任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广韵〉疏证》（28册，300万字，存残稿8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30多卷，300万字，存残稿9卷）、《新校〈广韵〉》《古今切语表》《〈说文〉集注》（14卷，存抄本）、《〈广韵〉谐声表》（山东大学油印本）等专著，均未正式出版。《新校〈广韵〉叙例》（《四川大学季刊》1935年第1期）、《古今切语表叙》（《金陵学报》1938年第8卷第1、2期合刊）、《斠段》（《学林月刊》重庆1939年第1、2期）、《跋十三经音略》（《四川大学文学集刊》1942年第1期）、《史籀篇疏证辨》（《四川大学文学集刊》1945年第2期）、《批判胡适的〈入声考〉》（合作，《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1期，收入《汉语论丛》，中华书局，1958年）、《谈反切》（《汉语论丛》，中华书局，1958年）、《〈广韵〉和〈《广韵》疏证〉》（《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3、14日）、《〈切韵序〉注释》（其长女赵苑云整理补辑，《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其中《〈广韵〉疏证》一书，是其集几十年之精力及辛勤耕耘著成的一部博大精深之作。书中特别注意音证，对《广韵》所收录的音义尽量考订出它的来源。以唐、宋以前的音义诸书中的读若、直音和反切来证明《广韵》的构成体系，即26000多个字和由这些字组成的词为什么恰恰在某韵某纽上。据介绍，《〈广韵〉疏证》共校订《广韵》的讹落之处3830条，有关的68种书籍中的错漏之处1458条，71种书籍中观点有错误的地方348条等。勘误订讹，多有增益；资料所涉，可谓广征博引。作者还对“反切、同用、独用、分等、分部”等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进行论述，提出己之新见。惜《〈广韵〉疏证》及《〈经典释文〉集说附笺》均未能完整传于后世，实乃我国语言文字学术事业的一大遗憾。

青年时代的赵少咸曾经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捕坐过牢，差一点被杀头。出狱以后，眼看政局的腐败，转而一心从事学术工作。抗日战争前，先后在石室中学、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大学、四川大学、 华西大学任教，讲授 音韵、文字、 训诂方面的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内迁到重庆沙坪坝。当时中大教语言文字学课程的 黄侃教授去世不久，黄侃生前曾推荐赵少咸到中大任教，由此他应聘于中大，在沙坪坝红槽房赁屋而居，前后一共5年。当代一些学者如殷焕先、周法高、李孝定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

40年代初，他回成都，受聘为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系主任，主持中文系的工作。四川解放时，他虽然巴近古稀之年，到讲堂上课有一定困难，但是仍然以极大的热情负担起培养青年教师和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他的两部巨著《广韵疏证》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都是70岁以后才定稿的。

先生为人，厚道坦荡，从来不臧否人物。对于后学，更多奖掖。家里藏书极富，凡有人前来借阅，他都慨然允诺，决不吝惜，更没有留一手的作法。对于前来商讨学术的同行，更是热情接待，不以专家长者自居。因此，不少学人来川，都愿前来造访。

先生生活谨严，早起早睡，极有规律。天还未明，人们还在酣梦中，他就起床到书房看书了。天一黑马上就寝，从不熬夜。他常说：“开夜车是伤阴的，千万不能干。”平生没有不良嗜好。年青的时候他喜欢喝酒，后来害脚气病，也就戒了。这也就是他长寿的原因。如果不道“文革”的劫难，他可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在学术思想上，他师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在近代学者中，他和 章太炎、黄侃均有交往，学术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他的思想并不保守，他决不墨守陈说，．对新的观念，只要弄清楚了，还是能够接受的。30年代未40年代初，他发表在《学林》月刊上的《觏段》，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许多中肯的批评。他还写了《史籀篇疏证辨》，发表在《四川大学文学集刊》第二期上，对王国维关于《史籀篇》的看法多有驳正。40年代后期，他读到董同龢关于《广韵》重纽的文一章，反复吟咏，最后把一些论点批在自己使用的《切韵考》上面。

他勤学用功，博闻强记。对十三经、《说文》、《广韵》之熟悉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对段玉裁注《说文》能够成段背诵，《说文解字注》的一些精采片段他也曾经亲手抄录过多遍。

作为一名教师，他的教学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每开出一门课程，事前都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不仅要写讲义，而且要编参考资料。这些讲义和参考资料一经整理就是很好的论文和专著。

20年代他在成都高等师范任教的同时又在石室中学兼课，主讲的课程是文字学。他以《说文解字》作为教本，逐字讲解。现在保留下来的《说文集注》一至六篇的残卷，就是当时写的讲稿。这份讲稿以段注为基础，参考了 章太炎的《小学答问》和《文始》，注重以声音通训诂。受教于先生的一些人现在还能谈起当年他教学的情况。

他教 音韵学，从《广韵》入手，上考古音，旁及等韵。

作为先生学术方面的代表作，首先要推《广韵疏证》。

他研究《广韵》大体上分两个阶段。30年代以前是校勘阶段，以后是疏证阶段。

20年代初，他用《古逸丛书》本《广韵》为底本，开始校理《广韵》，校记写成，巴县向宗鲁教授看了，亟力赞许，并且把这份稿子推荐给武昌徐行可先生。徐先生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把当时非常难得的王国维手校《广韵》和王氏过录的段、顾校《广韵》借给他参考，他把这些全部录入校记，写成了《新校广韵》5卷。当时商务印书馆曾准备影印，多次商讨影印方式，交换过影印用的清稿，但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联系中断，寄给商务印书馆的那份稿子也就没有下落了。

《广韵疏证》的题目是黄侃建议的。1934年9月，赵少咸路过南京会晤了黄侃，谈到《广韵》的校理。黄侃劝他作《广韵疏证》，并且说《经典释文》的音义就是证明《广韵》构成体系的好材料，同时还提供了刘履芬过录的十四家校本《经典释文》供参考。这是酝酿写《广韵疏证》的开始。

解放后，他校理《广韵》有了更多的发现，单是校勘已经不能够反映自己对《广韵》的认识，于是他决定重新改写，照黄侃的建议写成《广韵疏证》。《广韵疏证》的最大特点在于疏通证明《广韵》的音义。它主要取材于唐宋以前的文献。对于《广韵》里面的每一个切语的出处，每一个意义的来源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订。

他认为《广韵》一书除有刻本的错误外，还有编者的错误。刻本的错误，用各种版本互校可以说明。而编者的错误，就需要参考各种典籍，运用音韵、文字、训诂的各方面知识。对于近年发现的各种《切韵》残卷，他认为当属手抄本，难以凭信。他自己曾经校过各种《切韵》残卷，写有校记，但是写《广韵疏证》的时候，他却没有采用。

对于传抄本的段玉裁校语，先生在写《新校广韵》时绝大部分都采用了。后来他又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等同段玉裁的《广韵》校语相比较，发现前者对《广韵》有一些很精当的校释而后者却没有，在立论方面两者也存在一些矛盾。因此，在写《广韵疏证》的时候，他对段校《广韵》有所选择，并且从段玉裁的其他著作里补充了一些校订精当的材料。

他还发现，《广韵》引书常常有跟传世的版本不一致而和类书征引相同，特别是同《太平御览》的引文极为接近，他把所有这些都在《广韵疏证》里一一注明。

50年代末，《广韵疏证》写成，全书共280余万字。校正《广韵》的讹误近4000条，分装成28巨册。书前有叙例，谈了《广韵》的版本、韵目下的“同用”和“独用”、分韵、切语、引书、 四等、段校《广韵》等问题，这些 专题反映了先生多年研究音韵学的心得。

与此同时，先生用《经典释文》比勘《广韵》，又多有发现。他将所得的材料汇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看到这部书里的切语不全都表示语音的变异，有的是表示经传异文，还有表示文字假借的。他还研究了这部书里面声纽、韵类混用的现象，还发现书里有声同用字不同的情况。他决定再写一部巨著《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以通志堂本《经典释文》为底本，在十四家校本的基础上又参考法伟堂的校语，附上自己的意见。这部30万字的著作于1964年写成，分装为30册。成书的时候正是先生80寿辰。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灾难，先生也没有幸免。一顶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扣了过来，大字报贴到将军街40号家门口的墙上，红卫兵们就来“破四旧”。家里70余箱藏书和手稿连同他女婿殷孟伦寄存的80箱书籍全部被抄走。那时他正患胆囊炎，卧病在家，目睹这种情况，非常伤心，不久就含恨去世了。时间是1966年冬至的前一天。

先生一生在学术上的遭遇是够不幸的了。他校《广韵》的成果本来在30年代就可以问世，遇上抗日战争，《新校广韵》手稿寄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下落。解放后写成的《广韵疏证》，中华书局正准备出版，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了，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全部手稿都被抄去。近年来多方收集，《广韵疏证》找到了8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找到9册，现在都保存在他的儿子赵吕甫处。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他的学术成果在他的学生中得到继承发扬。在全国空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先生的家属和学生正在积极整理其遗稿，争取早日问世，嘉惠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