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散文学会理事，重庆文学院特聘创作员，重庆市合川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警营作家网》主编，《合川文学》编委、责编。

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三个阴谋》(包括《珍邮阴谋》、《阴谋》、《爱情阴谋》)，散文集《警花情事》（中国文史出版社），报告文学《乡官的金钥匙》（重庆出版社）等。

长篇小说《三个阴谋》多次被《重庆晚报》、南京《金陵晚报》、成都《天府早报》和《雾都剑》等报刊连载，并入选《西部警察丛书小说卷》（北京金城出版社）、《我们从这里出发》（重庆出版社）等大型文学丛书。

散文《在心田种上鲜花》、《鱼城女英雄》入选《中国散文大系》（中国文联出版社），散文《母亲的诗》入选《川渝散文百家》（作家出版社）和人教版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并进入了庄严的中考试卷——《浙江省温州市2005年中考语文试题》。

评论与关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公安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商报》、《重庆政协报》、《作家视野》和《重庆公安报》等数十家报刊多次对他的文学创作进行过评论，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学乡土教材——《合川历史》对他作过专章介绍，中国作家网、中国警察网、中国教育网等数百家文学网站，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介。

张望走上文学之路，还得感谢一位漂亮的中学女老师。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四川矿业学院附中读书，一位教语文的老师发现了他的写作天赋。老师每周布置一篇作文，他没有任何畏难情绪，总是愉快地完成，而且写得快极了。作文每次写出来后，老师还会把它当作范文在班上大声朗读。那时，张望觉得女老师念得很好听，像儿歌里面所唱的“泉水叮咚响”，同学们也听得很认真，张望心中喜滋滋的感觉至今犹存，下课后同学们围着他讨教写作秘诀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女老师20来岁，剪着最时髦的梭梭头，穿着最时髦的小西装。每年寒暑假，她都要回一趟北京探亲；每次回来，她的服装必定是地处华蓥山麓的那所重点中学的焦点。尤其让他感动的是，有一年暑假，老师竟从北京给他捎来一本当时很难买到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并在扉页上用清秀的字迹写道：“努力学习，长大为中国文学事业作贡献！”没想到这句勉励的话语，却在他幼小的心灵撒播了文学的种子。后来，张望就读的这所附中随四川矿业学院迁至江苏，这位老师也离开了四川。但是，老师送给他的那本《青春之歌》他至今珍藏着，成为了他创作的动力之源。

参加工作之初，他在一家党报当记者，常跑农村采访。农村生活单调，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任何消磨时光的娱乐设施，农民们几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旺盛的他身处这样的环境，难免深感寂寞。为了打发难捱的长夜，他在苦思冥想中想到了弄文学。虽然自幼喜欢文学，但他还不敢说他就是块弄文学的料。在犹豫彷徨之时，女老师的勉励似一盏明灯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尝试着写了几篇农村题材的小说散文，还不知轻重地寄到当时颇有影响的几家报刊，没想到很快就一一发表了。紧接着，他还收到几个笔会通知。从此，他眼界大开，信心倍增，准备大干一场。

生活往往喜欢与人开玩笑。22岁那年，文途正盛，他却投笔从戎，转行当起了警察。刚穿上警服，他觉得很神气，觉得很幸福，也很满足，写作之事自然被抛到脑后，从此下定决心做一辈子让人民满意的警察。从警以来，他当文秘，搞刑侦，干治安，任户籍，基层公安机关各个部门他基本上都熟悉了，多年的生活历炼把他变成了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先后十余次受到上级表彰和嘉奖。

在基层派出所任户籍民警时，他天天泡在地段，与当地居民拉家常，听他们讲生活中的故事，不知不觉中和当地居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可谓鱼水情深。以至于他后来调到公安局机关之后，群众还专门步行几十里山路，到局机关来找他们信得过的“小张公安”给调解纠纷……

公安工作每天都是超负荷地运转，出不完的现场，调解不完的纠纷，老百姓哪怕是家里丢了一只母鸡也会找人民警察，张家长李家短的家庭琐事也要麻烦警察，对此，他一度对本职工作产生过厌烦情绪。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细细一想，心中格登一下：人们常用“火热的战斗生活”来描述公安工作，他心里清楚，自己干了多年警察，有太多的爱恨情仇值得讲述，为何不用笔头将其生动、形象地反映出来呢？但早已习惯握枪的他能够轻松地拿起纤细的笔吗？多年未动笔了，能行吗？真能行吗？他这样扪心自问。正在犹豫不决之时，他忽然想起了中学时代女老师的鼓励。

台湾作家陈映真说：“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张望在意志消沉之时正是得益于文学的拯救。

在创作过程中，张望收获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他那与众不同的经历可以写成厚厚的大部头自传。在他创作的早期，可谓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然以苦居多，冷嘲热讽者有之，嫉妒者有之。不过，毅力超人的张望才不怕嘲讽嫉妒呢，他是条犟驴，只要是他认定做的事情，九牛拉不回。

执著是有回报的。张望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今天做烧饼卖，明天做麻花卖，他就是这么一根筋写下去，收获颇丰。

张望在重庆直辖市的公安机关任职，同时兼任区作协的领导，工作较忙，事情较多。但是，他能灵活地驾驭时间，正确地处理好工作与写作之间的关系。他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一心读书，一心写作，不会被外界任何事情所滋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文学，文学像一团烈火烧灼着他的灵魂，像一泓清泉灌注着他的心灵。他曾经常对人讲起这样一个故事：文革时，季羡林被红卫兵批斗，红卫兵在台下斗得热火，季在台上没事似的，脑子里早想着他的学问去了。张望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得练就这样的功夫”

张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一路坚持走来，他收获得更多的还是喜悦。当他寄出的稿件变成铅字像燕子一样飞回来的时候，他的那股发自内心的喜悦不亚于中了头彩。是啊，作为一名热爱文学的警察，还有什么比发表了作品更高兴呢？

在自己辛勤努力下，他在2001年就加入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和重庆市散文学会；2007年，加入了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2012年，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

在国内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散文之后，他不再满足于写那些短制小文，他要写大部头！他志存高远，以中外著名作家为榜样，发奋写作。为此，他还特意买回一台电脑。未入港之前，连开机关机都不会。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向多路高手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练习，他很快就能熟练地操作电脑了。每天下班后，他写完警务日志，就紧接着进行小说创作，因此忘记了寒暑，忘记了饥饿。手指敲酸了，使劲捏一捏；眼睛看胀了，用力揉一揉。刚开始，他感觉很吃力，认为写作是件苦差事——“万事开头难”嘛！每写一个句子或一段话，都要修改几遍。几天过后，才找到一点感觉，曾经背诵过的古文诗词一股脑涌上心头，“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写出来的东西，甚至不需打磨。不到一个月，六万余字的中篇小说《阴谋》即便杀青。小说很快由《重庆晚报》连载，南京《金陵晚报》等报刊全文予以转载，他尝到了写作的甜头。看来，苦与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明代学者章溢说过：“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

张望没有躺在成绩面前睡大觉，而是向更高的目标迈进，紧跟着他又写出了中篇小说《珍邮阴谋》、长篇小说《爱情阴谋》。文稿一出，《重庆晚报》、成都《天府早报》等报刊竞相连载。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自从他的作品被连载后，各行业、各层次的读者来电来函说他的小说很精彩，故事很抓人，情节很感人，便向他讨教写作秘笈。儿时同学们围着他讨教写作秘诀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此刻，他的自豪之情难以用语言描述。

他自言自语：“我只不过把工作生活中遇见的那些人和亲身经历的事，原汁原味记下来罢了。正如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自称是法国社会的u2018书记员u2019一样”。张望从事的就是非虚构写作，如今他说他最骄傲的就是干公安工作，他喜欢当警察，从事警察这一行当无怨无悔。从此，他越发坚定了从警的决心。

2011年春，张望去重庆市作协参加青年作家文学座谈会，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讲了一席耐人寻味的话：“作家的生活，与旁人没有两样。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是否在生活中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一席话给他启发很大，他正在按黄主席指的路子走下去。

文学真是与他有缘啊，在他最寂寞的时候，它宛如一座灯塔，照亮了他的心境，指引了他的航程，使他在失望中看到希望，于落寞中得到宽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如是说：“文学是灯，或许它的光亮并不耀眼，但即使灯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远具备着打不倒的价值。而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是需要文学去点亮的。”如今，每当他写完一篇文章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就读四川矿业学院附中时那位女老师的那句勉励的话……

张望创作的长篇小说《三个阴谋》，由三个系列故事——《珍邮阴谋》、《阴谋》和《爱情阴谋》组成，既可独立成篇，也可构成整体，刑警谢飞始终是侦破案件的主角，他的爱恨情仇皆蕴藏在字里行间。他尽忠职守，视死如归，对犯罪分子刻骨仇恨，对爱情忠贞不渝。《三个阴谋》情节安排合理，布局精巧，人物对话自然，叙事流畅，揭示了人物多变的命运，有历史感，且悬念迭出，犯罪嫌疑人非卒读而不可猜出。

就拿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珍邮阴谋》来说吧，那方小小的邮票竟然有如此久远的历史，可见文本的历史文化蕴藉深厚。其中历史典故是真是假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它们存在于文本中，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含量，使情节曲折生动，使文本耐看耐读。尤其是结尾出人意料，震惊效果明显。爱伦·坡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达到“一种效果”。如小说中，“站在谢飞面前的，哪是什么和尚，分明是他的姐姐——谢燕妮啊！”此案竟与自己的亲人有关。这一情景不仅让小说中的谢飞吃惊不小，也是我们读者始料未及的。由是观之，此小说去模式化，结尾突兀，发人深省。

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数次在作品中出现，看似闲笔，实则韵味无穷。它使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变得疏缓有致，在剑拔弩张中增添些许浪漫的情愫，同时和作品的内容相映衬，寓示着情节的走向，也就是说刑警谢飞的爱情即将到来。可是，后来，盛东海和向雨薇走到了一起，而刑警谢飞却依然形单影只。反讽也罢，荒诞也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望真实地写出了生活，写出了生活的残酷。

“何扬会意，往锁孔里瞅了瞅。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傻傻地笑。u2018老公跪地求饶，老婆要打屁股，真是俊老婆，丑老公，一耳光打个旋头风……他压低声音说。”这些情节看似插科打诨，其实，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在单调蹲守之余，警察同事之间相互打趣，这是符合人性的书写。警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张望把这一情景写进小说中，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写活了人民警察，同时也使小说富于生活情趣。

第二部《阴谋》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再书写，故事不算新鲜，且有浓重的宿命意味。话说五十余岁的单身老汉赵长福赢得两百万元福彩大奖，人生命运得以改变。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朱莎抱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心理与赵结婚。婚后，赵立下遗书说自己百年之后，所有财产悉归朱所有。婚后老夫少妻不和谐，经常为钱争吵。觊觎已久、英俊潇洒的李凡乘隙闯入当第三者。不久，蹊跷的是赵长福因心脏病突发而死。朱与李顺理成章结为伉俪。洞房花烛之夜，因一个神秘的电话之故，朱莎独自外出驾车丧生。这一切都是有人在精心策划。刑警重案队副队长谢飞通过多方调查取证，最终抓获元凶，使凶案大白天下，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章节尽管教化功能凸显，故事讲得也不错，缺憾是充塞“三国气”和“水浒气”（鲁迅语），血腥气忒浓，于世道人心不利。要言之，缺乏人性温暖。

第三部《爱情阴谋》则是一曲缠绵悱恻的爱情挽歌。急救医院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李静怡，因被恋人孟庆抛弃，独自乘游船去长江三峡跳水自杀。被人救起后，发现自己无端卷入了一场谋杀案，受到刑警重案队谢飞队长的审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警察的秘密监控下侥幸逃脱，独自开展案件调查。与此同时，谢飞加大了案侦力度，追踪到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正当他对李静怡由同情而生恋情的时候，李静怡向他揭开了三十年前的案件隐情……故事跌宕生姿，一波三折。败笔是案件的侦破不应由非人民警察的李静怡来承担。如此操持，警察形象逊色不少。

此部分与第二部分不同，摆脱了说教味，强化了情节。张望通过朴素的讲述，将一段往事、一个秘密和盘托出。由此可见，对张望来说，如何把故事讲好，讲得清楚晓畅，引人入胜，已经是他最高的美学追求。当看到谜底后，读者对张望无懈可击的严密推理只能报之以赞叹之声。

这个故事的感人之处是宣扬了人间真爱。在空气中都弥漫着经济气息的时候，解构思潮喷涌而出，解构友情、亲情、爱情势如破竹，如方方《风景》、《落日》中的亲情荡然无存，池莉笔下的爱情瓦解……要言之，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加之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情感成了功利性的商品，可以交换，可以买卖，人性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而《爱情阴谋》中的爱情并不是一场阴谋。当然，我是站在主人公杨小勇的角度来说的。杨小勇投毒杀人固然可恨，但是，如果他站在爱情的天平上，他是很有份量的。如，“其实，杨小勇对爱情无比忠诚，是值得钦佩的人。”李静怡大胆地说，“他投毒杀人，固然应受到法律严惩。但是，我认为，更应该受到道德惩罚的是唐建国。他抛弃了明珠姑娘，致使明珠姑娘身怀有孕跳湖自尽，无辜牺牲了两条性命。算起来，今天恰好是明珠姑娘三十五周年祭日。”

杨小勇犹如蒲松龄笔下的细侯和哈代笔下的苔丝。苔丝和细侯一样，都是用杀人的手段来实现爱，用恶的手段进行惩罚。同理，杨小勇躺在爱情的祭坛上是善的，但是社会法庭面前，他又是恶的。杨小勇的投毒行为，在抽象的道德系统中，它无疑是一种恶，但是，在具体的价值体系中，又是值得称赞的。在爱情的祭坛，杨小勇是个情种，无怪乎李静怡这么说。藉此，杨小勇这个人物形象立起来了。

《爱情阴谋》成功之处在于它巨大的情感力量，只有从真实的内心出发、写自我感知的作家才能编织出这么震撼人心的情感纠结。

综观这三个故事，贯穿始终的是刑警重案队谢飞。他在侦破案件过程中，与同事一道克服重重困难，承受的巨大压力和苦痛可想象得知，但是他的生活并不幸福。在第一部中，他的亲情缺失，因为姐姐跳崖自尽；第二部中，他的爱情缺失，妻子嫌他贫穷离他而去。作者把刑警谢飞当作普通人来写，写出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警察形象谢飞不像有些作家笔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没有家庭的羁绊，没有感情的缠绕。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普通人的情感痛苦，也食人间烟火，这是小说的一大亮点。

《三个阴谋》的整体地域特色明显。毋庸置疑，小说是以重庆山城作为背景，如“这奥托车，属于重庆本地制造。它的车身，小巧灵活，哪儿都能停，哪儿都能去。正因为它便捷得很，所以，它最适合在街道狭窄、交通拥挤的重庆城营运。在重庆这座山城，奥托出租车就像庄稼地里的爬壳虫，多得满路都是。客人只要站在公路边，把手一招，奥托车就吱地一声停在了身边。”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缩影，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和民族风情。“重庆的客运市场是奥托车一统天下，这两年交通状况大有改善，便全都改成了羚羊车。羚羊车虽也属重庆本地造，但相比之下，外观就要比奥托车大气得多。乘客坐在车内，也要比奥托车舒适得多。”这种景观化的叙述是有目的的。所谓景观化，就是站在历史和文化之外，为了市场及其他目的，随意把历史文化书写成可代观赏、消费的景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对于“看”的需求影响到文学想象和文学书写，文学自觉适应市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作家纷纷加入景观化的大合唱。张望也汇入了这个大合唱。这种景观化描写，固然给读者提供了可看的场景，在功能上却遮蔽了作家个人主观性的倾诉。

《三个阴谋》地域特色很明显，语言也符合地方特色。且看“夸打夸打地走来开门。她打开门，见门外站着几个着装整齐的警察，不禁大吃一惊。”也怕她老公吴长生知道后同我撕皮。”法庭天天给老板送传票，把老板的脑壳都搞大了。“想推油，他开先不说。这么财的先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关系硬扎者，才得以留在重庆市区。“谈了五六个女朋友都没有搞成气。”谢飞的想法，跟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吃孬点，耍好点嘛！“不喝得二麻二麻的不会回家。”发起了鸡爪风。“干滚龙一条”等等，以上所列的方言土语地域性皆很强。方言对普通话来说就是一种偏离、超常、陌生化。张望偏爱走这条路，因为它能给人提供另一种新感觉，新神韵。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命题，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来的。他说：“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同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

除了文本的语言具有文学性之外，其间的寓喻手法也非同一般。如“谢飞暗自惊叹：这座高峰，真险啦！谁要是站上峰顶，一定会吓得魂飞魄散！谁要是从峰顶摔下来，一定会被波涛卷得无踪影！这座高峰，他真不知道名字呢。”此处隐喻手法运用得很到位。队长让谢飞扮老板，当卧底，上演无间道。谢飞目睹险峰，遂发感慨。险峰在文中既是实写，也是虚写。谢飞看着那险峰就知道任务艰巨，任重道远。但是，他并没有被险峰所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张望在字里行间巧妙地地道出了警察意识或警察精神。

张望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是不争的事实。他遵循的是故事中心主义，严守亚里斯多德的情节理论，继承着山鲁佐德的衣钵。他的故事有看点，能够吸引读者愉悦地完成阅读过程。在这个文学产业化的时代，讲好故事就能胜出，难怪他的小说多次被《重庆晚报》、南京《金陵晚报》、成都《天府早报》等报刊连载，并入选了《西部警察丛书小说卷》（北京金诚出版社）、《我们从这里出发》（重庆出版社）等大型文学丛书。

张望的散文是很棒的，曾入选《川渝散文百家》等十余个中外散文选集，并有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警花情事》为证，收录到其中的《母亲的诗》、《在心田种上鲜花》、《十只燕子》等散文，文学艺术性非同一般，从而让他声名鹊起。

张望的父亲懂乐谱，会乐器，搭建过川戏班子，算得民间艺术家吧。他的母亲目不识丁，可是母亲一向都很尊崇文化人，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在张望的父亲去世之后，她独自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省吃俭用供张望读书。为了感谢母亲的鼓励，表达母爱，张望参加公安工作后不久，就开始构思一篇讴歌母爱的文章。但如何才能写好母爱呢？文贵创新，古今中外讴歌母爱的文章太多了，如何才能与众不同呢？他思来想去，总觉得无处下笔，苦恼不已。20多年一晃就过去了，这个心结一直深埋在心间。彼刻，是那首小诗：“花朵把春天的门推开了，绿荫把夏天的门推开了，果实把秋天的门推开了，风雪把冬天的门推开了……”激发了他的灵感，让他文思泉涌。他自言自语，是啊，何不以《母亲的诗》为题写一篇散文呢？想到母亲，“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他奋笔疾书，夜不能寐，一篇鼓励读书、崇尚积极人生态度的励志散文一挥而就。此文最先发表在《重庆日报》上，万没想到的是该文被收录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阅读教材，还进入了庄严的中考试卷——《浙江省温州市2005年中考语文试题》，被命名为试卷的现代文阅读题，分值占试卷的比例竟达十八分。北京、山东、江苏和浙江等不少省市的中学，也都曾在期中或期末试卷中考试过。

2012年，这位公安作家还收到了中国散文学会的通知，告诉他一个喜讯：他的散文《在心田种上鲜花》和《鱼城女英雄》入选了《中国散文大系》，并荣获中国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

张望是一位十分敬业的公安民警，他出版的名为《警花情事》的散文集，就是以反映包括他自身在内的广大公安干警这一特殊社会人群的生活点滴，寻常际遇，情感经历，精神追求等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它引发了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公安民警形象的一些思考。

新时期以来，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成为热门。一般说来，这些公安题材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作为水火不容而又缺一不可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反面人物如敌特内奸、贪官污吏、毒贩劫匪、地痞流氓、骗子色狼、乃至鸡鸣狗盗之徒、失足青少年等等，各色各样，面目相对繁多。而正面人物却基本上只有一种，这就是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一方平安重任的警察。尽管他们也有警种之分、级别之分，新老之分，男女之分等等，但这些差别并不能改变人们心目中那由统一的警徽、警服和大同小异的警务、警容等所造成的“清一色”印象，要想不“雷同”都不可能。

于是出现了一种阅读或观赏效果：人们往往会对文学作品中的那些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地与各种社会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公安干警心生敬意；他们大义凛然，智勇双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形象也让我们感佩至极。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思想或潜意识中，似乎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吃苦受累，流血流汗，甚至英勇牺牲，我们也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一句话，我们作为读者或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看成了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把他们“国家机器”化了。因此，人们可以对这些人物产生强烈的可敬可佩之感，却难以产生同样强烈的可亲可爱之情。这也就大大削弱了这类作品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其所以如此，乃是当下公安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只把公安干警作为“职业”角色来刻画，而忽略了他们的“人性”角色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文学要探究和反映的并不主要是人们的“职业”角色，而是人们的“人生”角色。当然“职业”角色也是“人生”角色的一部分，对有些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一个文学形象只注重他的“职业”角色而涉及或甚少涉及他的“人生”角色，这个形象就难免单薄苍白，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作品人物对读者情感、心灵的渗透程度，从而影响到整部作品的审美效果和艺术成就。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概莫能外。即使是像《福尔摩斯探案》那样曾风靡全球的作品，读者可以说它很吸引人，但却难以说它很感动人，福尔摩斯和助手华生与其说是作者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不如说是叙述案件的侦破和推理过程的两个活的道具。

有人将公安干警称誉为“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这显然是因为他们从事着和平年代最需要奉献牺牲精神的职业。这个称誉对于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但这绝不是说，现实生活或文学作品中，任何一个公安干警只要一出场，自然而然的就是“最可爱的人”。他们必须要以与之相称的思想行为，以至个性气质，言谈举止等等，让人们心悦诚服地认可，方才可能让人们留下这种印象，并由衷地给予赞誉。

不无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作品比之生活本身是大大地逊色了。不少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以正面形象或英雄形象出现的公安干警，比之于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大体上都可说是“可敬”有余，“可爱”不足，“共性”有余，“个性”不足。在“可爱”二字上最具备出彩手段的文学，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功能，起到应当起到的作用。

这里面可能有两个误区：一是把“可敬”和“可爱”混为一谈，认为“可敬”即“可爱”；二是明白“可敬”和“可爱”不是一回事儿，但担心“可爱”多了会冲淡“可敬”。其实真正站得住的正面文学形象，包括公安干警的形象，应当是“可敬”和“可爱”兼而有之的。

一个人是否“可敬”，不在于他是否有“私心”和弱点，而是看在与国家、社会或他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二者难以兼顾时，他的取舍态度和行动。当一个人能够为了前者而克服和战胜后者时，我们就会觉得他“可敬”，而克服和战胜“私心”和自身弱点的过程，则往往是最令人动容，最能使人感受到他的“可爱”的。

张望几乎涉猎了公安工作的各个部门，对公安工作和公安战友们知悉很深且充满感情，他坚持注重“人生”的散文创作取向，笔下的人物既是“可敬”的，又是“可爱”的，这对于突破公安题材的某些积久成习的创作套路，拓展这一题材的社会视野和人文内涵，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