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3日，钟士元出生于一个香港中产阶级家庭，在圣保罗书院肄业。

1936年9月，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一二八”淞沪事变，无法返校继续就学，毕业于香港大学机械制造系，后进入黄埔船坞，成为该企业中仅有的两位华人工程师之一。

1948年，考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奖学金，前往英国就学。3年后取得工程博士学位。

1951年，返回香港，进入美资工厂 — 永备制造厂当工程师。

1952年，开办了“钟士元顾问工程师事务所”。

1956年，钟士元与朋友合资兴办了“崇佳实业公司”，并担任该公司董事局主席。

1960年，香港参与公职服务。后担任了香港辐射委员会委员，民航事务委员会委员，工商业咨询委员会委员，电话服务咨询委员会委员，贸易发展局委员，生产力促进局副主席、主席，工业总会主席，公制度量衡委员会主席，产品设计委员会主席，经济探讨委员会委员，工业总会永远名誉会长等职。

1965年，钟士元被委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

1972年，钟士元委为香港行政局议员，跻身港府最高决策咨询机构中。

1974年，钟士元出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

1978年，钟士元被封为爵士。

1980年，钟士元出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成为当时香港政坛最高职位的华人

1980年至1988年之间他先后出任香港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主席、两局议员办事处投诉廉政公署委员会主席、港日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港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城市理工学院校董会创校主席、职业安全及卫生协会名誉会长等职。

198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84年6月下旬，钟士元访北京，被邓小平接见。

1988年，钟士元以71岁高龄退休。退休后，他仍出任香港医院管理局主席及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

1991年，钟士元聘为港事顾问。

1993年，钟士元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 1994年，钟士元出任预委会经济专题小组新机场分组召集人。

1995年，钟士元被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7年1月24日，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公布了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名单，钟士元名列首席非官守成员，并将在7月1日后成为行政会议的召集人。

多年来，他曾担任载通国际有限公司，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及龙运巴士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中电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德丰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科技大学副校监、香港工业总会及生产力促进局主席、工程师学会及工程科学院会长。他曾负责筹办香港理工大学、城市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间高等学府及医院管理局。

在港华人最高代言人

1917年，钟士元出生于香港，父亲是一个祖籍广东佛山的乡下小子，后来在港成为五金商人，其母亲是这个五金商人的第三位妻子。23岁时，钟士元以工程系惟一一名一级荣誉毕业生的成绩，从香港大学毕业。1951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取得工程学博士学位。1958年，在周锡年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时，钟士元被任命为该会委员，从此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公职生涯。

钟士元，这块政坛的“老时钟”，在他的身上，记录了几十年香港华人荣辱的关键时刻。

在香港的政治史上，钟士元一度被称为“永远的临时议员”。在殖民统治中，港英政府设置了行政、立法两局，作为咨询机构，向港督提供建议。由于港督对本地人不熟，因此在委任两局议员之前，先以临时议员试用。1965年，钟士元成为临时议员，做了三年多才“转正”，是历史上做得最长的一位临时议员，因此，当时的财政司郭伯伟给他取了外号，叫“永远的临时议员”。

在钟士元之前，周锡年是香港华人社会的领袖，也是香港行政局的首席华人议员。在当时，一般人都叫行政局及立法局议员为华人代表。由于港府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华裔人士根本没有机会做到司级官员。政府要知道本土民情，主要是透过两条途径，一是两局华人议员，一是在港工作多年的外籍大班。因而，被称为华人代表的两局议员，对港府的施政有很大影响力。周锡年作为行政局首席议员，也就是华人的首席代表，享有崇高的地位。

从1974年开始，钟士元担任立法局首席议员，一直到1978年。在1972年，他亦成为行政局议员，1980年，又被委任为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以双料首席议员的身份，终于成为周锡年之后在港华人的最高代表。

“孤臣孽子”

代表华人在政治上发声的钟士元，曾因被邓小平斥为“孤臣孽子”而留诸香港回归史中。

在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前的几年里，是两国展开多轮拉锯谈判的关键时期。英国人试图在谈判中占据主动，以便最大程度地保护英人在港的利益；中国高层则坚持原则，在有关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寸步不让。两相坚持中，港人的心态随着谈判进程的一波三折而跌宕起伏，并表现在股市涨落、港币兑换美元等经济领域。

作为华人在港政坛的第一号人物，钟士元认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这种谈判桌的“第三只脚”理论，引起了其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鲁平、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的不满。

1984年6月21日，在许家屯的安排下，钟士元与邓莲如、利国伟三人组团访问北京。23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晤了代表团。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记叙，“邓小平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邓小平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继续与邓小平谈到港人的信心问题，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因为他到“九七”之时，已经正好八十岁，不再会有任何要求。

但是邓小平打断他的话，说：“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最后邓小平谈到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他说：“将来香港由谁来治理，我们有个界线，将来香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的治理人员，主体上应是爱国者……他们的任务是把香港搞好。”邓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正是在这次会晤钟士元和前一天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中，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构想。

虽然遭受邓公的训斥，然而钟士元一直认为，自己既然是港人代言人，就应该把他们的心声、心情毫无保留地呈给中央，以供最高层参考。

董建华的护航人

钟士元的在港地位并未因邓公的斥责而被削弱，他一直担任行政局首席议员至1988年退休。1992年，又先后被中央委任为港事顾问、预委会成员和特区筹委会成员，显示出他在港的声望与资历。

据他本人在回忆录中透露，1995年，钟士元在北京举行的预委会会议时，有一晚他单独和鲁平在惯常入住的港澳中心房间内讨论一些事情。就在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鲁平忽然问他是否有意角逐首届特首。

他告诉鲁平，自己已届七十八岁，年事已老，精力有限，倘若再年轻二十年，自己一定会积极考虑参选，但当时却是“即使有心亦实在无力”，无论选举成功或失败，恐怕都负荷不起。

自己不参选，但钟士元最终却成为游说和协助董建华参选的关键人物。

在1996年1月，钟士元在一次会面中，曾游说董角逐首任行政长官。董虽推辞，但表示会仔细考虑这件事。往后，他与董建华经常会面，谈论筹委会及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宜。

1996年8月，董建华终于决定参选。9月开始，董组建了包括现任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前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等人在内的核心助选班底，而钟士元无疑是这一班底的领头羊。他利用丰厚的政治人脉，为董建华积极拉票，终于确保董以高票当选。

次年，在董建华的力邀下，这位政坛大Sir又重新出山，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相当于原来港英政府的首席议员)，为董保驾护航。至1999年，他终于退出经营近五十年的政治江湖，其时，有香港传媒送给他一幅漫画：在他的卡通形象上，打着“真正退休”四个大字。也从此，香港的政治江湖里，不再有“元老”和“教父”。

1939年，钟士元与张蓉馨在江西结婚。

1977年，钟士元的夫人张蓉馨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新界龙珠岛。

2018年11月14日凌晨，香港政坛元老钟士元于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