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中国香港人，小学至初中就读香港圣方济教会学校，初中毕业随父移民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硕士，儒学家杜维明学生。专业金融。27岁，就任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年后，荣膺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杜聪在华尔街工作10年，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这既是杜聪亦是其母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杜聪首次接触内地艾滋病人。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带领下进入河南上蔡后，杜聪义无反顾地终结了此前的光荣与梦想。2002年至今，杜聪只有一个身份，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该身份，他铁心伴它终老。

杜聪的义无反顾让他“费了好大的劲”说服众亲友。中国传统观念中，成功被定义得世俗狭隘。杜聪母亲受其影响，反应激烈：“我供你读哈佛，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你要做慈善，可以业余兼职去做。你现在年轻，积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几年，等你老了怎么办？你要为你的将来着想。”杜聪反驳母亲：“将来的事我看不见，现在的事，我不能看见了不管。”至今，母亲认定儿子为普救众生而选择了自毁前程之路。尽管杜聪荣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从金融界退步抽身，众亲友意识中“阿聪是中了邪了”。业内同仁看法亦然。一片反对、惋惜声中，只有白先勇肯定杜聪：“按你自己的意志走路。”杜聪自小熟识白先勇。

做全职义工，杜聪当时并未如此决绝。他的理想状态是“找个既有善心又有资源；既具勇气又懂管理；既敢担当又能持久；既有智慧又有慈悲的人。”一番寻找无果。杜聪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就是自己。”世纪之难面前，他面临全职、半职抉择。身边人劝他“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做义工啊”、“等你积累更多资金再做也不迟啊”。教会学校对杜聪的教育是“一个人挨饿时给他碗粥比他饱时给碗肉更急需。”艾滋孤儿一天天长大，时间不允许杜聪慢慢物色合适人选。他“绝知此事要躬行”。“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杜聪形容等待救助的孩子———庄稼。农家大忌：种庄稼不能误农时。

杜聪视这场蔓延世界的艾滋病为烈火毒焰，他定位自己为消防队员。如果别人隔岸观火，而他必须亲临火海救火救人。“能在这场火灾中救出一个人，也是值得的。”假如他有能力尽全力灭火却因私念半心半意，他会为惜力内疚终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杜聪在人间地狱发愿。再就是，高耀洁的榜样力量激励杜聪不能输给一个老人，尤其是以一双小脚奔走呐喊的古稀老人。

2002年，与高耀洁走了十几个村庄后，凄楚无助的伤病员、认命顺受的临终者、孤苦无依的艾滋遗孤、荒草凄凄的“金字塔”坟茔……几个镜头交替在杜聪脑海闪现，以致他生理失调。暴食、失眠、噩梦缠身、夜半哭醒、有时白天无故哭泣……一连数月。2004年7月，艾滋病大会在泰国举行。某论坛上，美国影星李察基尔谈及艾滋病人对他的影响，与杜聪如出一辙。杜聪熟识的几名记者亦然，他们初次是带指派任务采访疫区，之后则是带着挥之不去的记忆及由记忆引发的不可遏制的慈悲再三前往。杜聪屡以藏传佛教的两件法器———智慧和慈悲警醒自己：“你不能陷在慈悲里，你要有智慧，跳出慈悲，智慧度人。否则，能医不自医,能救不自救。”

2002年年初的一天，家访结束，一行5个男人在玉米地里吸烟、叹息、沉默。善感的杜聪唏嘘抽搐。当晚，失眠的杜聪做出两个决定：辞职；“智行”基金移向中原。当时，杜聪位至法国某银行副总裁。有人如此做比杜聪的选择：“虎落中原。”

杜聪平均每隔六至八星期就到河南、山东、安徽、广东。从香港出发前，并非佛教徒的杜聪习惯在自家供奉的白瓷观音像前燃香祈祷旅途顺利、病人安康、孤儿不孤且读书有成，尤其是还能见到他熟悉的病人。他幽默地评说辞职前后之变：“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2018年12月，参加行动者联盟2018公益盛典，获得年度十大公益人物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