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长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 年出生于英国泰恩塞德(Tyneside)，父亲在造船厂工作。1966 年毕业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是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尽管他差点为了当一位赛马点评人而放弃学业。后又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0 年起执教于英国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大学，先后任讲师和教授。

保罗·肯尼迪的学术成就

1973 年，28 岁的肯尼迪以《萨摩亚的纠纷：对 1878～1900年英、德、美关系之研究》一鸣惊人，被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誉为这一专题的“权威之作”。此后，他又连续出版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1976 年）、《英德对抗之缘起，1860～1914》（1980 年）、《外交背后的现实：1865～1980 年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981 年）和《战略与外交》（1983 年）。其中《英德对抗之缘起》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评论为：“一方面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关系背景的变化，另一方面有力地叙述了个人和杰出人物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因其在外交史领域的杰出贡献，1983 年，肯尼迪被美国耶鲁(Yale)大学聘为教授，并入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作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和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访问学者。现任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迪尔沃思讲座教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如今在耶鲁大学做教授的肯尼迪，只要有机会，随时都会回到纽卡斯尔。“我深深爱着自己的故乡泰恩塞德，那些教导过我的老师，以及我成长所在的相当紧密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社区，许多年来，不知什么缘故，这里一直没受到外界的影响，”他表示。“当年我出生时，泰恩河(Tyne)上有23家造船厂。现在我想只剩下一家了。”谈及故乡的工业衰落，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这是一个与其终生工作有着强烈共鸣的主题——肯尼迪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军事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保罗·肯尼迪出版了很多关于英国皇家海军、大国争霸、太平洋战争等主题的书籍，可称为近二三十年来最享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在对历史的研究中，这位杰出的学者形成了相当系统、在若干重要方面独具特色的战略思想，特别是补充和升华了业已存在的大战略理论，名著《 大国的兴衰》为其赢得世界性的荣耀。

在西方史学界，自 1809 年德国戈尔丁学派史学家希伦出版《欧洲国家制度及其殖民地史》、史学界泰斗兰克 1833 年发表《论列强》一文以来，试图制订控制国际暴力和制止个别大国称霸的措施，已成为外交史学的重大主题。本世纪有众多的史学家致力于这一主题的探索，如英国史学家韦伯斯特的《帕麦斯顿、梅特涅和欧洲的秩序：1830～1841 年》、坦伯利的《从庇特到索尔兹伯里的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1792～1902》、 A·J·P·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法国史学家勒努万和迪罗塞尔合著的《国际关系史》、美国史学家兰格的《欧洲的同盟与协调》、德国史学家费舍尔 的《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 1914～1918 年战争目标政策》等。但是这些著作往往喜欢把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时时泛起的巨涛波澜当作独立的事件来做文章，而未能从根本上阐明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波澜涌起和衰落的规律。

1987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此书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以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的历史资料和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广泛论述了 500 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沧桑巨变与兴衰存亡，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肯尼迪记得，当年暑期假日中的某一天，他拿起一份报纸，急着想看看新闻。当时，“我坐在黑森林(Black Forest)这么小一块台子上，打开报纸，看到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u2018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将开始亚洲六国之行，以此反驳肯尼迪提出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u2019我差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他回忆道。

《大国的兴衰》是一本论述重大主题的历史著作，尽管有的西方学者嫌此书的标题落入俗套，但它毕竟对 500 年来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比较，涉及了战争与力量对比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在以全球性眼光从总体上分析诸大国的兴衰交替方面不乏真知灼见，同时也为那些渴求了解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之背景知识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评论。

从形成上看，本书的重点仍局限于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它通过追溯 1500 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战略的相互影响。作者在描述国际体系的动态性结构变化中，突出了经济因素的作用，这当然与他多年研究国际关系有关。他知道国家除了把维护本国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外，在国际交往中保护和扩大本国的经济利益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更何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即是世界经济日益政治化和世界政治日益经济化，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肯尼迪不但把军事冲突同经济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中，具有法国年鉴学派那种“总体史”的眼光，对 1500 年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段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分析了文化和权力的关系。他认为，追求权力是人类的共性，无论诸大国在争霸过程中实力发生何等变化，但人们追求权力的倾向似乎是恒久不变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指出了一种跨越国界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决定了在国际社会中生活的各国人民的文化。这是对全球性文化趋势进行探讨的一种尝试。

大凡在当代能打动读者、启发读者掩卷长思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著作，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大国的兴衰》即是史论并重，在说古论今之中，充溢着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并对解决战争与和平这一关系人类生存前景的重大问题怀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这也许是本书最大的启示和教益。

保罗·肯尼迪的新书叫作《人类议会》(The Parliament of Man)，写的是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本书比他早期的作品有着更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虽然肯尼迪明确表示，他坚信只有在大国通力合作的情况下，一个全球体系才能起到作用——正如1815年或1945年的情况那样，但他同时主张，联合国应该变得更为民主。他赞同为联合国征税的提议，赞同在国家军队中设立专门执行联合国任务的部队，并让这家全球机构得到更多情报。“这是我们拥有的惟一世界组织，如果我们现在企图去创建它，要么什么都建立不起来，要么会创建一个不同的组织，但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机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么放弃它，要么去改进这个组织。”他表示，自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度停笔，因为青梅竹马的第一任妻子患癌症去世。有一段时间，他潜心于一些短期项目。不过，2001年，他再次结婚，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对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研究。尽管吉卜林常被贬低为帝国主义者，但肯尼迪的战略思想显然受到他的影响，吉卜林曾就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发出警告，并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歌、故事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