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斐(1980-)，原名李辉斐，1980年生于江西都昌，写诗，作文。1997年开始诗歌创作，1999年第一次发表诗歌，2000年在《下半身》发表作品，为“下半身”诗群最年轻的成员。

　　诗作散见于《中国新诗年鉴》等选本以及《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作品》、《天涯》等刊物，著有电子诗集《以垃圾的名义》，执行主编《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为《赶路诗刊》编委、御鼎诗歌奖评委，个人创作历程及访谈被收入《杂发生色·80后人群的经典影像》，于2006年举办首次个人专场朗诵会，受邀参加“珠江（国际）诗歌艺术节”等活动，有“80后诗歌第一人”之称。

　　诗歌代表作有《经过幼儿园》（1999年）、《以垃圾的名义》（2001年）、《众口铄金》（2003年）、《老家的亲戚》（2004年）、《青年虚无者之死》（2005年）、《红花草》（2006年）、《东方已白》（2007年）等。现居广州，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代表作

　　众口铄金

　　朋友告诉我

　　我变了

　　是变了

　　面目全非

　　群众的眼神已经异样

　　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

　　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

　　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

　　像一只毫无灵感的蚌

　　机械地睡着

　　像所有初为人母者那样

　　没有目的

　　没有记忆

　　梦中她的丈夫披红挂彩

　　乡间最耀眼的新郎

　　如果我是一头猪

　　命运会赏赐给我一个猪圈吗

　　如果我是一个人

　　孩子她妈，是否会赏给我一个安稳的未来

　　所以我变了

　　变成了朋友预想的模样

　　一个坐着八抬大轿的草民

　　战战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

　　迎合命运的安排

　　像甘霖之下无辜的万物

　　阿斐被称为“80后第一位诗人”，只能说是冥冥中的一种宿命！在汉语诗歌的璀璨星空中，把某一颗较为耀眼的大星归结为咄咄逼人的才华遮住了其他星座的光芒，未免有点自欺欺人。尽管阿斐从小就一直爱幻想，喜欢无端的思考，喜欢观察人，喜欢做梦，并乐此不疲。但他就像他所习惯的老家的山山水水，平和而与世无争。他的这种好心态延续至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低调的阿斐会接受我关于诗的说法：一个诗人脱颖而出，当然首先是其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但也与他的机遇有关。必然中存在着偶然。

　　阿斐似乎更应该成为同龄人里的一个“奇幻”小说家的。他的聪颖使他很顺利地完成中学学业。这期间他读了许多课外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山海经》、《故事会》、《青少年文学》之类的读物。他喜欢里面历史人物的八卦故事，喜欢传说，曾经对《三侠五义》等书爱不释手。可他考进了京城的大学，在那儿读书如果不做诗人梦就好像不正常，在大一的那个阶段，他自然喜欢那种轻飘的、美妙的、空灵的又略带生活情趣的作品，受顾城的影响特别大，至少有一整年。后来接触的有英国的济慈和西班牙的洛尔迦，这也是顾城喜欢的诗人。所以，“唯美”、“空灵”、“虚无飘渺”一直占据阿斐写作的中心。

　　当一个穷学生最终咬牙买下偶然在席殊书屋看到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一种审美趣味嘎然中止，我至今不清楚这是阿斐的幸运还是不幸。但无疑为他在上个世纪末“70后诗歌”概念还没有形成便提前出场提供了可能。因为通信和见面，阿斐接受了“年鉴”那种客观看待事物的观念，继而接触《诗参考》，再到遭遇《下半身》群体，他对生活的认识、对诗歌的认识发生了很多变化，诗歌观念有了飞跃，不一定是作品质量有很大提高，但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诗歌没有阴暗面，诗歌无所顾忌。曾经被他认为无法、不应该入诗的东西，现在全都可能是最佳题材。它们打开了阿斐的思维仓库。但即使是那段时间，他也并没有完全以“性”为创作题材，而是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四十度的高温》、《微风拂过湖面》、《操场》、《有一首诗诗怎么念来着》、《以垃圾的名义》、《窗外的风景》等，他的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创作，也从这时候开始。这种艺术倾向一直影响他至今。

　　《众口铄金》

　　朋友告诉我

　　我变了

　　是变了

　　面目全非

　　群众的眼神已经异样

　　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

　　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

　　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

　　像一只毫无灵感的蚌

　　机械地睡着

　　像所有初为人母者那样

　　没有目的

　　没有记忆

　　梦中她的丈夫披红挂彩

　　乡间最耀眼的新郎

　　如果我是一头猪

　　命运会赏赐给我一个猪圈吗

　　如果我是一个人

　　孩子她妈，是否会赏给我一个安稳的未来

　　所以我变了

　　变成了朋友预想的模样

　　一个坐着八抬大轿的草民

　　战战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

　　迎合命运的安排

　　像甘霖之下无辜的万物

　　这是阿斐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一个人的诗歌，写的是他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但它也是这一代人的诗歌，呈现了跟“70后”之前已完全不同的“新新人类”的命运和人生。这就是它之所以被许多同病相怜的人传诵，“众口铄金”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个自封的文学小“天才”横行网络的今天，阿斐在诗歌中表现了这一代人的生存的激情！他最早摈弃了那种在纸面上强说愁的写作，把一个出身贫寒的学子在都市漂泊的无根感受，以快意张扬的自嘲口吻尽情宣泄了出来，非常具体地传达了存在缝隙里小人物的生命疼痛。那种痛快淋漓的泪水才是欲望丰沛时代的真实泪水。可见写作就像种地，只有诚实的人最终能获得回报！

　　阿斐在诗里嵌入自我或自己所见所闻的生存状态，“生存”未必就是指物质的生存世界，也同时指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不仅是“下半身”是应该的，“上半身”同样必需的。在他看来，世界是因为“我”而存在的。激情不可缺失，脱离激情就失去了表达的渴念。而灵魂是一个人之所以有精神的“光源”，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我和阿斐都承认，一个人之所以看到一首好诗会欣喜若狂，就是因为灵魂被打动。

　　冷抒情和“口语”都不是阿斐和“80后”的发明，“E世代”真正要面对的，最主要是网络快速写作的口水化和狭隘性，口语和网络语无疑是当下时代语言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但也是一股股挟裹文字垃圾四处泛滥的滔滔洪水。吸纳和抵抗，就像一场搏斗，敌人就是自己。阿斐想通过“拼接”解决诗的张力，他近期努力在诗中把历史的和现实的牵扯到一起，把远的和近的牵扯到一起，把活的和死的牵扯到一起，以产生一种“异样”的效果。来表达其所想：其实生存并不是单方向的，它可以延伸到过去、现在、未来，它们在“这一刻”都“生存”着。就好比一个人，他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其生存的重要组成。这也可以延伸到自然与社会。自然亘古至今，社会（历史、当下、未来）同样亘古至今，一直是“生存”着的。他的诗充满活力，充满跳跃性，而不只是静态的。《珠江边上看桥》、《老家的亲戚》、《买火车》等，都有这种努力的痕迹。

　　这就是阿斐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它们绝不是在于什么“80后第一个诗人”，而在于他同时就是一个从朦胧诗到未来写作的诗人，一个传统的先锋的诗人，中国的和“世界”的诗人，他的诗继续生长着，充满未知的潜力和可能性，包括充满了犯错误的可能性。这才是一个真正诗人的状态！

　　阿斐的冷抒情

　　陈希我 作家，福州

　　读阿斐的诗，有一种感动。感动的诗我当然读过不少，比如早年读的《女神》：“《女神》哟！/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这诗把我的文学梦点燃了，于是让我从此误入歧途。

　　我们曾经有太多的狂热，有太多这样的抒情。从郭沫若的写诗“大跃进”到“凑着太阳抽斗烟”，哪个不是诗人在丢人现眼？于是我也读到了这一类诗：“诗人们已经吃饱了/一望无边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麦子以阳光和雨水的名义/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伊沙《饿死诗人》)。诗人当然不该被饿死，包括作者自己，也并没有饿死，这个诗人自己直到目前还在写着诗。那其实只是一种战斗姿态，表示我不抒情，我很理性，我不放纵感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可是毕竟还是诗。虽然大师艾略特曾经惊世骇俗地声称“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但是在他的诗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情感，情感是无法逃避的。实际上，艾略特逃避的只是浪漫主义的感情，但同时，他又放纵了另一种感情，他仍然在抒情，只不过那是一种冷抒情。

　　我也从阿斐的诗中感受到了这种冷抒情。我读到了他一首叫做《红旗》的诗。生长在这个国度，我们每个人对红旗都不会陌生。我们无数的前辈诗人曾为它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句。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块红布，我记得中国女排首次夺取世界冠军那个晚上，我和同学们自发游行，集体无意识让我们觉得必须有一面红旗领队，于是有人就脱下红汗衫，用一根棍子揭起，我们对那红旗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第二天冷静下来了，发现那不过是一件衬衫，它正洗了挂在宿舍窗户外凉快。阿斐眼中的红旗也是挂在一根棍子上的，“红旗/在一根细长的铁杆顶端/迎风飘扬/心里一热/眼睛一花：/血/沿着铁杆缓缓流下”。虽然它仍然那么招摇，由于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由于我们的诗人情怀，它还能让我们“眼睛一花”，它还那么具有象征性：革命先烈鲜血染成，但是这血已经变得很具体，具体得有着物的冷漠。

　　什么是冷抒情？冷抒情是一种冷静和思辨。当作者离开所面对的事物，去说大于事物、甚至是跟事物不相干的话时，抒情就开始了。与热抒情的对感情放任自流、浪漫作秀不同，冷抒情是从感情出走，是一种我行我素。好像一个年轻人，面对老师长辈的苦口婆心，他把脸朝到天上去，不理睬，甚至不争辩。阿斐的《沉默者》就是这种形骸的写照：“习惯做一个沉默的人/习惯做一只慵懒的猫/以虎的外形，巫师的面孔/打量路人的音容，日月的交替/一颗心需要在寂静中茁壮成长/沉默者以沉默的姿态扶摇直上”。这是一种向上的颓废，也是一种凶悍。在《以垃圾的名义》里，阿斐这么写：“世间最肮脏的一分子，我以垃圾的名义宣誓：/从此脱离优雅、崇高、理想、奋斗/脱离所有羁绊，以垃圾的形状、垃圾的呼吸、垃圾的头脑/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以蛆虫为伴，以肮脏为荣，以死亡为终极目标/以垃圾的名义，取消你们，包括你们的父母和孩子/任由你们皱眉、捂鼻、吐痰，像害怕死亡一样远离我们/你们的父母升天我在垃圾场奏乐/你们的孩子夭折我在垃圾场宴会/你们痛苦的时候我大笑/你们自杀的时候我观看/就这样，我取消你们，视你们为无物/取消你们的蔑视，取消你们的愤怒/取消你们的躯体和感情”。

　　阿斐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成长于“下半身”诗歌环境，但是他并没有许多“下半身”诗歌中的单纯的形而下。我曾说过，耍流氓容易，真流氓难。一个小孩对着大人把裤子脱了，叫“我流氓了！”这算什么流氓嘛！那是幼稚。对一个流氓团伙而言，那些千方百计想入道、声称自己是流氓的(如《功夫》里的周星驰)，是假流氓，喽啰们是小流氓，但头领才是真流氓，为什么？因为头领有比流氓更深的考虑，因此他不同于众，他杰出。在阿斐一些诗作里，我感受到了比展示身体更深的东西，比如《平原》：“从这里望出去/一切平坦得/像平胸女人的胸/偶尔一个凸起/那是乳头/人们走在上面/与远方粘在一起/被我看作/天空的一部分/风吹过去的时候/云往天边涌/盖住了人的身体/像一位懒惰的妇女/死了丈夫/为他盖上一块/脏兮兮的尸布”。用女人的身体比喻事物，是哪个人都会的，只要他体内有荷尔蒙。而且这种联想往往也会很贴切(这让我常惊异，也许女人真是万物之母)。但是，贴切不等于深切。深切才会触动人。在读到这首诗时，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一位懒惰的妇女为死了的丈夫盖上一块脏兮兮的尸布。

　　我跟阿斐只匆匆见过一面，几乎没有交谈，对他并不了解。我喜欢他诗里的冷。我认为，文学的底色就应该是冷的。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这冷和感动是什么关系？在我们武夷山区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病：打摆子，医学上称“疟疾”。发作时，先是浑身发冷，仿佛一下子跌入冰河，七月天盖两床厚厚棉被也无济于事。然后接着是高烧，出现许许多多的幻觉。这就好比感动。武夷山脉西连江西，不知道阿斐家乡是否也有“打摆子”？对了“打摆子”其实就是冷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