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王玉龄出生在长沙，原籍安徽舒城。其父系家族多年来经商有道，富甲一方。

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将家里的男佣全部辞退，并以妇礼教导王玉龄。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主婚，年仅17岁的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和抗日名将——时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灵甫结为了夫妻，此事曾轰动一时。两人即居住在今南京白下区二条巷51号。婚后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张灵甫随即奔赴前线。

1947年初，王玉龄为丈夫顺利生下一个男婴。

1947年5月，儿子没满月，张灵甫就被华东野战军围困在孟良崮上，苦战数日，最终殒命。直到几个月以后，王玉龄才获知丈夫阵亡的消息。这时她刚刚过完19岁生日。

1948年底，王玉龄携幼子和母亲转移到台湾。

1952年，在当时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系王玉龄的姨父）的私人帮助下，王玉龄办了去美国的护照，留下老母和6岁的幼儿，只身去了美国求学。张灵甫没有给王玉龄留下多少遗产，全家人过得非常清苦。

1953年，王玉龄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她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学听课。通过4年的苦读，王玉龄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王玉龄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在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1973年秋，周恩来从海外华人口中得知王玉龄女士在美国的情况后，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回来观光旅游，欢迎她叶落归根。

2003年，王玉龄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为丈夫立了一座衣冠冢，碑铭是她为丈夫题的一首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2008年7月2日，王玉龄在北京参加张灵甫将军的文化衫首发活动，身体健康，精神很好，只是提起丈夫，还是会动情落泪。

由于儿子来上海投资经商，王玉龄便随之定居上海。

家境富贵

17岁与张灵甫在南京结婚，已升任74军军长的张灵甫白天驻扎在城外，但凡进城，哪怕仅五分钟空闲，也要拐到家里看看妻子。张灵甫对人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我讨饭她会帮我拿饭碗。”

幼时随家迁居湖南长沙，王家从安徽的老宅举家西移南迁，朔江而上，落足湖南，祖辈经商，父辈为官，立业起家，勤劳节俭。到王玉龄出生的时候，家中早有良田千顷，一家人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富甲一方，成为湖南名副其实的望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如此人家，竟然几十年如一日，严守传统的家风，始终保持和发扬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老少和睦的家庭美德。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团和气；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无不称道。

王玉龄的父亲王树南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保定第六期人才济济，顾祝同、余汉谋、叶挺、赵博生、王东原、韩德勤、钱大钧、王伯龄、上官云相等，皆是他的同窗），而她的伯父则是该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在取得祖父同意后报考这所军校的。

而王玉龄的母亲家里荣华富贵，十分显耀，罗家祖先带兵打仗，屡立军功，曾被大清皇帝册封为罗武勤公，做官做到了兵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外祖父娶妻李氏，大清两江总督的女儿，也就是王玉龄的外祖母。

综其家世背景，王玉龄可算是实实在在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金枝玉叶”了。

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有名，1933年，它成了王玉龄的母校。这学校，何叔衡做过校长，毛泽东做过主事，湖南省老省长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在这里做过学生，他们三人同榻而眠，相知甚深，将近一年；何、毛还在此成立了共产党组织（那时叫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还在这里办喜事，娶了杨开慧为妻……风云人物，湘乡名流。

以说王玉龄走进了一所不平凡的学校，推敲起来，这个小姑娘走进一师附小，成为毛泽东的校友时，毛泽东他们出校门还不到六年，杨开慧因革命而英勇就义还不足一年。当然，尚在童年的王玉龄不知道这么多，也不可能想到这么多，这些与湖南与长沙与革命有关的历史知识，她是后来才知道的，但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她是在完全不自觉的状态下和这些惊天动地的历史人物联系到一起的。先后四年，她踩着他们的旧迹，听着他们的传奇，渐渐长大，慢慢感悟这所不平凡的学校。先后四年，她读子曰诗云，学加减乘除，习汉语，懵懵的，傻傻的，乖乖的，给老师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提起来，大家都笑。

刚读到四年级，日本人就打进中国，从东北一路扫荡南下，占了湖南，进了长沙。东洋鬼子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与禽兽无异。王家，还有成千上万户人家于是开始逃难。四年级，五年级，王玉龄一边跟着家人逃难，一边跟着家庭教师读书学习，整整两年，最后逃到慈利——湘西一个偏远的小县城，才能够停下来，进入正规学校，读六年级。

极度仇恨日本

什么叫异族入侵，何为抗战？千金小姐刻骨铭心，有了深刻体验，为此，十五岁那年她曾经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强烈要求去当兵！母亲一听，流着眼泪就笑了。

母亲说女儿呀，你能干什么，打炮子吗？

王玉龄说：不会！

母亲问：带兵吗？

王玉龄说：也不会！

母亲问：那去干什么？

王玉龄想了想说：可以给伤兵烧茶！

母亲问：你会烧茶吗？

王玉龄这才想起自己原来不会烧茶，甚至不会穿衣服——十岁以前，每天醒来，都是家里的佣人帮着穿衣服，她只管伸开两只胳膊，等着，真是四体不勤呀。从头到脚穿好了，还没睁开眼，还没有完全从梦中醒来。

十五岁的娇小姐，不仅仅只会读书，还会记仇，她把日本人牢牢记住了。无论在台湾生活，还是赴美留学，不管出国还是回归，不买日本货，也从不正眼看日本人；当听说日本强盗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建起了一个光华寮，并且几十年如一日窃为己有时，她怒不可遏，率先举义，帮助中国政府打官司。在那个年代，整整一代人，不分贫富，无论贵贱，因为日本人的入侵，个个美梦变噩梦，因此，人人记恨日本兵。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主婚，年仅17岁的王玉龄与上海金门饭店和一代抗日名将——时任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灵甫结为了夫妻，这对英雄才子碧玉佳人的结合轰动一时，引为佳话．婚后两人一直过着幸福、甜蜜的生活，直至1947年5月16日，张灵甫在解放军华野五大主力纵队的包围下战死孟良崮。唐诗人张籍有名句：“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如是情景可谓是王玉龄的写照。

在七十四军，在所有的将校军官太太中，王玉龄岁数最小，但该军好多老人都评论说，她最懂事。好多太太比她大，有的大一倍，却没她宽容，也没她娴静，不像她那样天高云淡，与世无争。

所以一直到此时，在七十四军，无论军人眷属，不分官长士兵，她没有敌人，只有朋友。

张灵甫在的时候，七十四军的人都赞赏她；后来张灵甫不在了，该军的人更加尊重她——20世纪70年代，她从美国回台湾，七十四军的老人坐了满满二十桌，一个接一个的端着酒、流着泪敬她……

张灵甫死时，王玉龄才19岁，且上有老母，下有幼儿，一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寡妇的处境可想而知。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王玉龄携老母、幼儿去了台湾。作为国民党追赠陆军二级上将的遗孀，而且张灵甫又是蒋介石爱将中的爱将，王玉龄本可依靠抚恤金以度日，可是她想到自己应该继续学习，自谋事业。“其实当时日子过得很苦，每个月只能领取抚恤的几十斤米。”在张灵甫死后的第6年，25岁的她在当时台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系王玉龄的姨父）的私人帮助下，办了去美国的护照，留下老母和6岁的幼儿，只身去了美国求学。

1953年，王玉龄考入美国纽约大学财会专业。一边打工赚取生活补贴，一边读书，通过4年的苦读，王玉龄以品学兼优的成绩毕业了。其后，在罗斯福医院任会计2年，后在五星级饭店———朴拉沙饭店工作3年，最后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在此期间，王玉龄一直孑然一身，始终未再嫁。直到退休后，才随儿子再次回到中国。

王玉龄女士虽然在美国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每当夜深，她总在深情地怀念着祖国和故土。她这种思念家园的心愿，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终于如愿以偿。

1973年秋，周恩来总理从海外华人口中得知王玉龄女士在美国的情况后，当即安排有关人员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回来观光旅游，欢迎她叶落归根。当她想到能一睹祖国风貌的时候，欢愉之情顿涌心头。可是她又想起自己的丈夫张灵甫生前与人民为敌，回归之举，吉凶难卜。直到后来，她正式接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的一封信，信中再度向她发出热情的邀请，她终于打消了一切顾虑。同年9月，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她终于踏上了阔别25年的故土，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秘密接见。此后她每年都回国探亲访问，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自由地由美国来华的华人，仅有她和杨振宁教授。

在诸多大是大非面前，她都能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重。日本在占领我国宝岛台湾期间，利用剥削台湾人民的血汗钱以台湾政府的名义在日本东京最为繁华的地段购买“光华寮”和“清华寮”两幢价值可观的大厦，而其产权证在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未交给中国政府。

但是日本人亦感理亏而不敢使用此房。王玉龄获悉此事后，通过不懈的努力，将“光华寮”、“清华寮”两幢大厦的产权证复印件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随后，该房即归属北京中央政府。当时负责这方面事情的日本华裔律师主张将房屋交给台湾政府，王玉龄找到该律师，明确地指出日台无官方关系，交给台湾是违法的，阻止了该律师的错误行为。

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她和她的亲友始终坚持一条，谁致力于两岸，他们就选谁，毫不含糊地同陈水扁之流斗争到底。

随着岁月的飞逝，王玉龄老了，可是她的晚年却充满了天伦之乐。她的母亲王罗希韫直到百岁高龄才仙逝。她是母亲的独生女，1948年母亲随她去台湾，尔后，她在美国工作时，母亲又随她移居美国，母女俩一直相依为命。母亲暮年思乡，为了满足母亲的乡恋，她于1997年7月偕母回到故乡湖南长沙，一直在家乡陪伴老母到去世为止。

王玉龄与张灵甫所生的惟一子女张道宇先生，现亦已年近花甲，浮沉商海多年。他在台湾创办了美菲企业有限公司和美陇企业有限公司，经营童装，生意兴隆。王玉龄平时除读书或做其他消遣外，有时还协助儿子搞些商务，间或去西安等地看望张灵甫前妻的儿女。

1974年，王玉龄专程到延安参观。“我要看看，毛主席怎么能够在延安这种地方生存下来。那地方是黄土高原啊，简直苦得不能再苦了。”

2005年，由于儿子选择在中国上海经商，她也随之定居上海。在这里，她意外地接到了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侄子粟刚兵的邀请，前往孟良崮。王玉龄知道，当年与丈夫对垒的解放军一方的指挥官，正是粟裕。对方原本担心王玉龄不答应，“有什么关系呢，你说我能恨谁？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

在上海的玫瑰园，王玉龄给丈夫做了一个衣冠冢，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都会去祭奠，但是在她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终有一天，在孟良崮，她可以找到丈夫的遗骨。2007年4月28日，王玉龄来到孟良崮，在丈夫殒命的山洞里，她放上了一束花环。当她得知丈夫的墓将被建在山洞上时，半开玩笑地提出，“也给我留一个位置。”

“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看到那个山洞的时候，我是心里感慨很多。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的。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一句简单的话都不会讲，不曾讲。”

2008年7月2日王玉龄来北京参加张灵甫将军的文化衫首发活动，身体健康，精神很好。只是提起丈夫，还是会动情落泪，深情不为岁月改变。

1945年王玉龄与张灵甫结婚后，张在南京二条巷79号的蕉园1号（后改为51号，现属白下区）买下了一栋花园别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 1946年12月，在战场上的张灵甫写信给王玉龄。王玉龄说，在这封信里，张灵甫提出把这处房产送给王玉龄。“我当时觉得，房子在他的名下和我的名下都是一回事，所以并没有马上去办过户手续。 ”张灵甫死后，1948年6月，王玉龄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南京市地政局提交了张灵甫对她的赠与据、房屋的原所有权状、分段图等文件，申请将房屋过户到她名下。在当年南京市地政局的“声请文件收据”上记载着该局于1948年6月14日确认收到王玉龄提交的上述三份文件。由于国民党战事失利，还没领到地政局核发的产权证时，王玉龄就离开南京前往厦门，后于1948年底到了台湾。

解放后，王玉龄在南京二条巷的房屋一直由政府代管。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玉龄想回大陆居住。 1983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当年的139号文件 《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的处理意见》，提到：“凡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邀请来大陆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代管房产……凡本人回来房地产定居要求发还者，其祖遗房产和原来居住的房产（包括部分接管没收的房产），应该保证迅速发还，不得借故推延。”得知文件的规定后，1984年3月，王玉龄在美国通过律师公证，写了委托函，请她的堂兄王胜林代她要求发还房产。据王玉龄说，王胜林在向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说明情况后，得到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发还房子没有问题，你堂妹什么时候回来，房子就什么时候给她。”然而，档案显示，就在王胜林走后的一两个月后，5月16日，房产局处理了因城市改造拆除此栋房屋的申请，注明“该张眷属在解放前夕离大陆下落不明”，同年8月8日得到局长批复同意。次年，房屋被拆除。

1984年之后的近30年里，王玉龄多次向南京的房产管理部门申请补偿，但对方一直认为该房产权属于张灵甫而非王玉龄，其权利应由张的全部合法继承人获得而非独归王玉龄，因而拒绝了她的要求。

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如今二条巷51号楼已经拆除，在房屋产权认定为张灵甫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政策应该作价补偿，由张灵甫的合法承继人共同享有。而补偿的金额，只有每平方米近600元，这栋300平方米的房子只能得到17万元左右的补偿款。他们提到的政策依据，是建设部1992年44号文件，规定对原去台人员的代管房产，确定产权人后，“可承认其产权，但不发还原房，对其残值给予适当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