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0月8日，杨堃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农民家庭。十二岁入大名县第二高等小学，十五岁入大名中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新学”可以救国的思想，认为西方的社会学或许是救治中国社会弊端的良药。1920年，杨堃高中毕业，考入保定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1921年暑期，预备班结业，杨堃以名列甲等第三的成绩留学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192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名杨赤民，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杨堃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支部的宣传委员，后又被选为驻法总支部代表大会里昂支部代表，在巴黎召开的代表大会中被选为驻法总支部宣传委员。当时，杨堃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到处宣传中国革命。中法大学社会系设在哲学系，杨堃觉得记笔记有一定困难，因此，便决定先学理科，取得了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暑假后，杨堃转入文科，从师汉学家古恒教授，着手准备撰写文科博士论文。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以国民党名义声讨蒋介石。“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杨堃立即退出国民党，并与人一道解散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和里昂支部，为了能继续撰写博士论文，不致影响自己学术上的深造，杨堃接着退出了共青团。1928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初稿《祖先崇拜在中国家族、社会中的地位》。接着杨堃赴巴黎大学进修，从师著名汉学家、社会学家、神话专家葛兰言教授，随后又到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攻读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前考古等课程。同时，还在巴黎高等学术实习学校听“原始宗教”课，又在巴黎民族学博物馆实习。1929年撰写《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同时撰写《法国社会学家访问记》。在法期间，杨堃曾利用假期到欧洲各国旅行，参观了几个较大的民族学博物馆和民俗学博物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增强了研究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兴趣和信心，1930年夏杨堃回到里昂，获得里昂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同时，与张若名女士结婚。

1931年初，杨堃与张若名回到北平。杨堃先在河北大学农学院任教，接着先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处任教，主要讲授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普通人类学和民族学诸课程。任教期间杨堃除阐述法国社会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外，也将自己观察和访问的体会加选了讲义和论文之内，并运用法国民族学派的调查方法指导学生进行实际调查。回国初期，先后翻译了《法国现代社会学》、《汪继乃波民俗学》、《中国古代的节气与歌谣》等论著，先后参加《鞭策周刊》、《西北研究》、《社会学刊》等刊物的编辑工作，为《社会学辞典》（孙本文主编）撰写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辞条数万字，1934年，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后任民族学会《民族学报》的编委。1937年，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原始社会学、当代社会学学说等课。接着，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民俗学、民族学论著，如《社会学文存》（1938 年）、《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1939年）、《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的研究》（与张若名合作1939年）、《葛兰言中国学研究导论》（1939年）、《社会发展史鸟瞰》（1939年）、《民俗学与民族学》（1940年）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门，杨堃到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作民俗学专任研究员，负责民族学小组工作，担任《民俗季刊》编委，撰写发表了《民俗学与社会学》、《灶神考》等论著，后因人事关系辞去专任研究员职务，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1947年寒假，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开始民族学的三地调查工作。1947年暑假，加入云南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被选为“新联”教授会小组长。抗战胜利后，杨堃的主要论著有：《论中国的母系社会制度》（1945年）、《我国民俗运动史略》（1948年）、《云南农衬》（1949年）等。

解放后，杨堃致力于建设新中国的民族学。1951年暑假，与刘尧汉带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到武定民族地区实习、搜集了许多资料，撰写了调查报告。1953年，转入历史系任教授并任云南民族史研究室主任。1954年，参加云南省的民族识别工作，写有总结报告。1956年参加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撰写了调查报告。1959年，参加了云南彝族简志的编写工作。1960年，参加四川大凉山彝族的调查工作，写有《凉山彝族的手工业》。1966年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对哈尼族进行调查，写有《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哈尼族的宗教生活》的调查报告，十多年的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先后撰写了《什么是民族学》（1957年）、《试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1957年）、《关于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的重新估价问题》（1964年）等文。

文革期间，杨堃被抄家批斗、关牛棚。他的大部分图书资料、读书卡片和手稿都遗失了。尽管身处逆境，仍继续思考民族学的问题。打倒“四人帮”后，杨堃调到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兼在北师大、中央民院授课，讲《民族学概论》。相继出版了《民族与民族学》（1983年）、《民族学概论》（1984年）、《原始社会发展史》（1986年）等专著，发表《论人类起源学的几个问题》（1979年）、《试论原始社会的分期问题》（1980年）、《关于神话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1982年）、《中国民俗学运动史略》（1982年）、《民俗学和民族学》（1983年）、《民俗学的历史》（1983年）、《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1985年）、《女娲考》（1986年）等论文，杨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神话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98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杨堃在他漫长的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生涯中，考察了大量的民间文艺现象，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文章，对于民间文艺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宗教、民俗事象中的民间文艺现象的考察，而尤以对神话的研究为最突出。

一、对神话的界说、产生与发展及其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方面的认识。

对于神话的定义与范围，学术界多以马克思那段关于神话的话为依据。杨堃在《神话与民族学》等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神话的定义是从文艺的角度来下的，仅适合于原始社会的神话。他认为：“人类童年”时期（原始群时期）不可能产生神话，神话最早仅能产生于五万年至一万年以前，即旧时期时代晚期，亦即晚期智人时代。他以考古资料证明：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全产生于这个时期。由此出发，杨堃还对神话的发展、演变及消亡作了分析。他认为新石器晚期或石铜并用时期应是原始神话的发展期，这时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里，对当时神话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是原始神话的衰亡期，它开始向传说与史诗过渡。到阶级社会后，原始神话并未消失，一部分记于统治阶级的“圣经”之内，一部分流传于民间，成为民间宗教的组成部分。

对于神话的消亡及其与宗教的关系，杨堃认为，任何民族，只要有宗教存在，就有神话存在，神话是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始宗教有四个要素：神话、礼仪、巫术、圣物与圣地，阶级社会与宗教亦可归纳为四个因素：神话（“圣经”中的神话）、礼仪（祭祀典礼）、宗教人员及信徒、庙宇和寺院。任何时候，神话都是宗教的组成部分，只要宗教存在一天，神话就存在一天，阶级和宗教消亡的日子，是神话消亡的日子，在神化与迷信的关系问题上，杨堃不完全同意袁珂以“对待命运采取的态度”的区分法。他认为原始人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尚未完全化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幻想征服大自然，另一方面也向大自然屈服，乞求大自然帮忙。这是原始神话产生的原因，也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而宗教与迷信没有严格的区分，相信宗教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其他宗教则是迷信，因此，宗教与迷信同在，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迷信依然存在。杨堃不同意民间文学界那种认为“宗教是消极的，神话则是劳动人民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的看法。

二、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研究民间文艺学及原始意识形态。

杨堃学术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利用民俗资料，民间文艺资料研究民族学问题，同时利用民族学知识和资料来开拓民间文艺、民俗学的研究角度与领域。

在《女娲考》中说：“我发现，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仅知从民间文学的观点去调查传说，而不知从民族学的观点或民俗学的观点去调查这一民族、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间生活与民间文化的全貌，那就带有局限性，而说服力不强。纱整篇《女娟考》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纵横比较研究，深入浅出，洋洋洒洒，对母亲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得出“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便是以母系崇拜为主体，并以反映母系崇拜的图腾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结论二文中对女娲由来、女娲与蛙图腾、原始思维、女娲与伏羲等问题，均有自己的见解。1987年杨堃又写出了《图腾主义新探》一文，作为《女娲考》的续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述了图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认为彝族、佤族的葫芦崇拜、鸟图腾、虎图腾等都是母体崇拜，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在另一篇文章里，杨堃以“鲧腹禹”与“产翁制”材料，充分证明了民族学对神话学的贡献。他运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有关材料，证明“产翁制”产生的年代不可能太早，同时，又利用这些材料,去补充和分析了我国鲧禹神话的内容。在学术界，多认为“产翁制”发生于因对偶婚制而产生父亲地位观念的中石器时代。杨堃对这种看法提出商榷，认为“产翁制”的出现比对偶婚制的出现要晚得多，它之发生与对偶婚制之发生没有因果必然联系。“产翁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的石铜并用期（亦即父权制初期）。这时，男子成为主要生产者，为产翁制这一上层建筑的产生打下了经济基础。为取代母亲在子女中的威望，男子便想方设法将生儿育女之功记在自己账上，这是“产翁制”出现的直接原因。他以美拉尼亚的仇布端安岛人和云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少数民族为例，旁证这种制度发生时代不会太早。反映在我国历史上，“产翁制”时代正是鲧禹神话时代。杨堃认为：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研究鲧禹，皆未指出这是一则“产翁”神话，这是一个不足。他在以“产翁制”角度复述这个神话之后，运用民族学的有关知识和材料对鲧禹神话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补充。他认为鲧腹禹是一种“产翁制”，而涂山氏的行为是一种“不落夫家”的习俗，对鲧变鳖、变龙、变熊等说法，对禹变熊、禹为石所生、涂山氏变石等等都进行了分析阐述。他通过民族图腾和社会习惯等方面知识作分析研究，对传说时代的古史，寻找出具相应的年代和当时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这种在经济基础变更中寻找原因，在社会劳动分工变更中寻找依据，运用民族学中有关资料来分析神话的方法与角度，为民间文艺学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除此，杨堃在民间文艺史探讨和国外民间文艺理论翻译介绍诸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可说是中国民间文艺的一篇简史，尽管其中观点不无商榷之外，但其史料价值是比较大的，有的甚至填补了民间文艺史的空白，如对抗战时期有关民俗活动的记载。翻译介绍方面，有《汪继乃波民俗学》、《中国古代的节令与歌谣》、《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派》等。在让中国学者了解国外民间文艺理论及国外学者对我国民间文艺研究状况，并借鉴其有益成分诸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