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8年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原名华中工学院），1985年研究生毕业,1999年为教授。著有《问题中国》等。胡星斗是对二元户籍制度、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首倡者；撤消乡镇政府、废除行政型信访制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缩小省级辖区、建立副省级直辖市、迁都、“高贵中华，文明中国”、平等权利运动的提出者；同命同价、反垄断等活动的代表者之一。提出了建立“中国问题学”、“人文经济”、“公平市场经济”、“现代农村制度” 、“现代反腐败制度”、“现代中华文明”、“宪政社会主义”、“古典式管理”等一系列新论点。
人物理念
研究中国国情，进行思想启蒙，关注弱势群体，探讨现代制度，倡导思想自由，呼唤人性关怀，支持政府改革，防止社会动乱。本人理念：恪守良知，扶助弱势，只做人格独立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不参与政治；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 ，永远对之持批判性、建设性立场。主张通过渐进有序的改革，逐步解决中国问题；九死而不悔，永远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
政治是人作为社会动物和社会运行之间的互动，政治的进步来源于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胡星斗鼓励当代青少年作为社会公民多多参与中国政治与政府管理进行互动，交流，从而促进推动中国的社会向合理化发展，中国进步需要你我做的事情很多，只有做了社会才会改善。
人物论述
作为一个以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加之多年来的移民工作，库区工业几乎覆灭，重庆市政府正积极寻求重振库区的工作思路。不久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候提出，重庆可以打造一个自由港，尽可能地促进个人创业，把重庆变成中国的第一个自由创业城市。
2007年10月初，重庆政府提出，将向国家申请建设寸滩港保税区。与此同时，成都也在加速物流布局，并计划打造西部最大的内陆港。在这种背景下，胡星斗的自由港设想和保税港有什么不同？又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日前，信报记者就此对胡星斗进行了追踪专访。
降低创业门槛
重庆可伺机改革税收
《时代信报》：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港”都是交通便利的沿海或者海洋城市，您怎么会想到在重庆建设自由港口城市？
胡星斗：自由港通常是不属于任何一国海关管辖的港口或港口地区、岛国或沿海城市等一些很小的地方。我所谓自由港，并不是专门为沿海地区设置。自由港就是为了降低创业门槛，减少税种、甚至个人所得税都不征收、尽可能地促进个人创业的港口，把重庆变成中国第一个自由创业的城市。
《时代信报》：打造自由港城市，首先在税收方面要放开。然而税收一旦放开，地方财政势必减少，再加上重庆本身就不富裕，重庆如何规避这一问题？
胡星斗：打造重庆自由港口，在税收体制上进行突破，特别是关系到创业的近百种税收应取消或减免。在此问题上，重庆政府可以向香港学习。
香港税收中，只有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等共4个税种。而在中国大陆，税收就达近百种之多。税收太重，国内很多企业都喊疼。
目前，中国的增殖税主要向生产者纳税，这不利于生产。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增值税，基本上是在消费环节纳税，是价外税。所以，近几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呼吁中国进行增值税改革。重庆是重工业基地，打造成自由港之后，在增值税改革方面可以起带头作用。
打造自由港，通过减少税收，实行自由创业，让每个行业都进入零门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有更多的人交纳所得税。建设前期，税收在一段时间内会减少；但在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方式下，扩大了税基，最终是不会减少的，反而会增加。
争取金融自由化
鼓励开掘乡镇融资渠道
《时代信报》：重庆打造自由港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一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胡星斗：多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发展工业。但各地的地理位置决定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在我国政府采取的是纵向扶植。而在欧洲很多国家采取的是横向转移（州与州或者省与省之间的扶植），欧盟三驾马车之一的德国95%的财政收入被用于此。
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更大。统计数字表明，2007年中央财政总收入将达2.44万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增加近3200亿元，增长15%。每年从增长部分拿出5%建设重庆，完全可以打造出一个内陆的自由港出来。
《时代信报》：打造自由港，鼓励全民创业，势必需要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上进行创新。那么，您认为重庆应该如何突破？
胡星斗：目前，中国金融完全是国有控制。过于集中，机制不灵活是一大特点。中小企业、特别是农村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贷款，再加上税收环境的恶化，致使大量乡镇企业倒闭。
打造重庆自由港，中央应该给重庆特殊政策，让重庆金融自由化。比如说可以建立私人银行、组建注册金500万或1000万社区或乡镇银行，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人群中放贷。让更多的人来放贷，特别是农民。
与此同时，土地公司化也是解决金融问题的一个途径。当前，土地不能抵押，因此很多人创业艰难。土地公司化后，农民可以获得贷款，回避了法律中土地不能贷款的规定。
另外，允许农民自主发展金融，以乡镇为单位成立农会。以农会的名义来发展信贷，比如台湾农会制度。允许其为乡村办理对外贷款，每一农会都是一个品牌，农民以农会品牌对外销售农产品，得到的钱存进了农会。
1998年之前，中国存在乡镇基金会，但由于出现金融风险，出现大量坏账情况。在我看来，乡镇基金会应该由农村企业家来办，自负盈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