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温——(772—811)，字叔和，一字化光，因官终衡州剌史，所以世称吕衡州，河中(今山西永济)人，郡望东平(今山东东平)，可能因祖父为官，本支移居洛阳，族人仍居河中，与吕温同时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人，都曾给他以极高的评价，是因他既是唐代中期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又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的重要人物。吕温出生于书香官宦人家，祖父吕延之，官越州剌史、浙江东道节度使。父吕渭，举进士，官至礼部侍郎。祖与父俱有盛名。吕温的外祖父柳识，外祖叔柳浑皆为诗人，有令名。吕温兄弟四人皆美才，父子兄弟以文学并称，为世所美。吕温幼学从父，20岁从著名学者陆贽学《春秋》，从梁肃学文章。他为学刻苦，有志于世。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应河南府试，为贡士之冠。十四年（798）进士及第，次年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十九年(803)擢左拾遗，次年与张荐出使吐蕃，历官户部员外郎、司封员外郎、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和三年(808)秋，吕温因劾奏宰相李吉甫，贬道州刺史，五年徒衡州，六年八月病卒于衡州刺史任上，终年40岁。擢左拾遗后的数年，是吕温在政治上的活跃时期。他参加了王叔文政治集团，当时只30多岁，为少壮之士，锋芒初露，为王叔文所倚重，是革新派重要成员。史籍所载王叔文党，吕温名字排列颇前。他行事不肯苟且从俗，有志气，有抱负，谈史论政，极富热情。令人深感惋惜的是，著名的永贞改革，仅数月时间便夭折了，吕温的政治主张当然失去了付诸实践的机会。永贞革新的失败，“二王八司马事件”，吕温因奉使吐蕃而幸免遭贬。但元和三年(808)，因与窦群奏劾李吉甫交通术士，先被贬道州，后又徒衡州。在道州、衡州任上，他克尽职守，政绩颇著。方当有所作为，为善一方，不料只过了一年稍多一点时间，便因病卒于任上。他的多病，与改革不成，宏图难施而郁结不无关系。吕温死后，柳宗元在祭文中痛悼他：“志不得行，功不得施。……临江大哭，万事已矣!”这是对革新者壮志不行又英年早逝的痛惜与哀悼。吕温是一位颇有仁人之心的官员、诗人，忧民生，悯农事。据《云溪友议》载，李绅著名的《悯农》诗，就是为吕温所赏而盛传于世的。在衡州时，有百姓五人缴输公税时死于洪水，吕温作《衡州祭柘里渡溺死百姓文》，自责道：“州令未明，津渡不谨，致此沦逝，咎由使君。”还拿自己俸钱抚恤死者家属，代其纳税。这在当时极为少见。吕温作为晚唐诗坛上的一个著名诗人，一直受后世推崇。他的诗词意浅直，平白自然，多悯民怜友之作，纪游记事，抒发情感，被收入数种唐名家诗集，诗选。吕温诗文，是卒后由好友刘禹锡为他编定的，共10卷，并为之作序。今传《吕衡州集》，仍为10卷，但已非原帙，是又经后人辑编的，共210余篇，与刘禹锡当时所编篇数，大体相符。

吕温是封建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位开明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吕家为唐代世宦名门，温祖吕延之官至浙江东道节度使，父吕渭官至礼部侍郎，吕温兄弟四人皆有才名，以文学称世。吕温幼年从父学，及长，师事著名学者陆贽研习《春秋》，并从梁肃学诗，诗文为时人赏识。进士及第的次年又中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与同时代考取功名的士子一样，吕温在及第后也有几年外出漫游，直至28岁那年才返乡为父守孝。贞元十九年（803年），吕温得王叔文推荐任左拾遗，并成为王叔文“永贞革新”集团中的一员。第二年，吕温随御史中丞张荐出使吐蕃，留居一年有余。因而，当“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或遭杀戮或被贬僻地，独吕温不仅因外使得免，还缘例晋升户部员外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吕温升任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因与御史中丞窦群、监察御史羊士谔等弹劾宰相李吉甫勾结术士惑乱朝政，先后被贬为均州刺史、道州刺史。一年后又改贬衡州刺史。在道州、衡州任上，吕温打击豪绅、惩治腐败，使二州上下焕然一新，政绩卓著。但在衡州仅年余便病逝任上。柳宗元在《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中曾悼他“志不得行，功不得施。……君之卒，二州（指道州、衡州）之人哭者逾月”。好友刘禹锡也说他“年益壮，志益大，遂拔去文字，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每与其徒讲疑考要皇王霸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间，诋诃角逐，叠发连注”。（《吕君集纪》）当是对吕温一生人格、出处、追求的极好概括。吕温逝后，刘禹锡将其诗文辑为《吕衡州集》十卷（原集已佚，今十卷二百余篇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整理），后有《吕和叔文集》行世，《全唐诗》收其诗二卷百余首。吕温一生于政余多所撰作，学问文章颇为时人推重。吕温的法制思想基本承袭了封建正统，在倡导明刑立威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德主刑辅”，即刑罚的施行应服务于“德”，只有“导之以德”，才能使人“迁善远”。他认为，为政者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须做到“修诚”、“任智”、“立威”，且三者应“总而行之，迭收其效”，不能有任何偏废。其中，明刑立威是治国的首要问题，只有“立威”，才能“责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任智”为治，就是要达成“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的目的，最终“智达”而“政成”；“修诚”是一种“上德”的理想境界，以此为治，方能取得“不求不欺于人，而人不忍欺”的结果。因而，作为治国者，要想有条不紊地达成这三种理想境界，自身一定要“身有纪律，言有典章；刚包其柔，威克其爱；权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罚”。在刑罚的实施过程中，吕温还特别强调宽猛互用，“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二者相互搭配，相济相补，方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并且，为了维护法的尊严和公正，他还极力主张废止沿袭已久的“功臣恕死”和“纳粟赎罪”司法恶习。他认为，刑赏是国之大体，为政者理应郑重待之。有功必赏有罪必刑，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而若勋臣犯了死罪得以免死，无疑是废刑乱法，鼓励犯罪，于君于臣都是无益的。从君主方面看，“夫其贤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贰。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终，非所以待之以诚，而属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盗、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许其慕生廉耻，自固名节，非所以导之以德，而劝小人之善也”。就为臣者言，“使贤而有功，惊宠惧满，自居无过之地，何恕死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之幸，又告以无死，是增骄而启奸，适所谓赏之以祸也。”所以，明君治世，司法定当万众如一，就是对勋臣贵胄，也应“安之以爵禄，护之以纪律，明之以好恶，耸之以祝福”，万不可姑息养奸，遗祸于家国。“恕死”之法，绝非理想社会和明君所该施行的。至如“纳粟赎罪”，吕温更认为这是对法的尊严的挑战。倘使以粟除罪，凶徒贪吏便会肆无忌惮地作恶。因为有粟可纳，免门大开，作奸犯科还有什么顾忌呢？这样一来，朝廷法律定得再严，就是“临以斧铖，驱于鼎镬”，也未必能震慑。吕温的这些法制思想理念虽是针对当时中唐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来的，其中有的失之片面或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今天看来，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应当说，吕温是封建时代非常难得的一位开明法学家和法律实践者。

吕温在法律思想上强调明刑立威，认为治理国家必须“权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罚”；但又认为刑罚是道德的辅佐，刑罚的运用必须服务于“导之以德”，以达到使人“迁善远罪”的目的。为了维护封建法制的严肃性和力求执法公正，他提出了两个主张：①反对“功臣恕死”的规定,认为功不可以不赏,罪不可以不刑；信赏必罚是天经地义。如果有功勋的人犯了死罪予以免死，或者没有犯罪而先行恕死，乃是弃信废刑，挠权乱法，以罪宠人。这样不但不能劝善惩恶，反而会鼓励犯罪，对国家对功臣都将有害无益。②反对纳粟赎罪的规定，认为刑赏是国之大本，不可不严肃对待。汉代曾用过纳粟的办法除罪拜爵，但那是“杂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规而狃小利”。以之拜爵，固然毁坏了有功必赏的规定，以之除罪，更是废弃了有罪必罚的法律，是对残贼之徒和□宄之党大开免罪之门，使凶人酷吏可以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这样，刑法规定得再严，甚至“临以斧钺，驱于鼎镬”，也是不足以立威的。

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 这首咏史诗是作者经过刘郎浦时，听说此地是三国时刘备到东吴迎亲的地方，有所感触而写的。咏史诗难在是议论而又不死于议论之下。我们且看吕温是怎样解决这一难题的。前二句：“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初看时，上句是叙事，下句是想象中的物象，似乎没有什么议论在内。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孙权对于刘备，既有戒心，又要结亲，是包藏政治用心的。这一点，周瑜说得很明白：“愚谓大计，宜徙（刘）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可是作者写诗，并没有把史实简单概括一下完事，而是借令人可以触摸的艺术形象发表议论。请看“明珠步障幄黄金”这句，既写出孙刘结亲时那种豪华场面：孙夫人使用的步障，是缀满了明珠的；新婚夫妇居住的地方，连帷幄也用黄金来装饰。然而我们深入加以寻味，会发觉这种描写，不仅仅是为了铺叙结婚场面的豪华，还含有这种豪华所隐藏的政治用意。不难看出，诗人把“史”和“诗”很好地统一起来了。再看下面：“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分明是对孙权的嘲笑。看来已显出议论的面目了。但是细看之下，它又和一般论史不同。一般论史可以是这样平直地写：“刘备以天下事为重，不因一女子而易其志。”说得准确，没有味道。这里却以唱叹出之。诗人发问道：谁会为了一个女子而看轻了天下呢？而孙权、周瑜居然想用来换取刘备鼎足三分的决心，结果又如何呢？写来有顿挫之势，饶有情致。这是从侧面取影，让人们自己去寻思和领悟它的正面意思。这样，它同史论就有灵活与板滞的区别，不是死在议论之下了。作者或书籍介绍。

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贞元末，擢进士第。因善王叔文，再迁为左拾遗，以侍御史使吐蕃，元和元年乃还。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贬，温独免。进户部员外郎，与窦群、羊士谔相昵。群为御史中丞，荐温知杂事，士谔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不报。温乘间奏吉甫阴事，诘辩皆妄，贬均州刺史。议者不厌，再贬道州。久之，徙衡州卒。集十卷，内诗二卷，今编诗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