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立三（1892-1944），又名严重，字立三，别号劬园，自称为劬丁，湖北麻城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曾经担任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总队长、训练部长，被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他出任东路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屡挫强敌，赢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抗战期间，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为人清高，超世不群。

严立三之父曾在安徽任县知事，为官清廉，在当地政声颇著。父亲英年早逝之后，家无余财，孤儿寡母，生活十分清苦。严立三少年时不苟言笑，学习勤奋刻苦，富有理想，成绩十分优异。当时正值列强侵凌日亟，外患严重，清廷腐朽无能，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严立三16岁时考入安徽陆军小学，先后进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深造。

1924年，严立三来到黄埔军校工作。先后在第一、二、三期任总队长。在此期间，以身作则，对学生管理严格而又呵护备至，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甚受同学敬佩，被誉为“黄埔良师”。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严立三被任命为第二十一师师长，率部出征，军纪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深受人民欢迎和支持，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严由此得到“北伐名将”的美称。

严立三离开黄埔军校以后，一直跟随蒋介石中路北伐，1927年宁汉分裂时，他担任北伐军21师师长，驻兵九江。蒋介石惊闻周恩来与朱德在南昌起义，急电21师就近围剿，严立三因与周恩来过往甚密，不愿以兵戎相见，故而迟迟不前，因此次年被蒋介石用明升暗降的方式解除师长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后改为军政部）。

时值农工党创始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通电反蒋，被杀害弃尸南京街头，无人敢去收尸，严立三与邓演达是金兰之好，忍悲冒险为其收尸。对蒋介石排除异己、乱施杀戮深恶痛绝，1928年冬天，严立三愤而辞职，抛掉所有的军政事务，独自一人隐居庐山，在太乙峰下面修建草屋劬园，开垦荒地、自食其力，每天与樵夫农夫生活在一起，靠自己辛勤耕作的收成糊口。在这期间，他的下属陈诚经常到庐山去看望他，蒋介石也经常捎信问候，并一再邀请严立三到南京居住。1930年严立三回武汉看望生病的妻子时，蒋介石派人秘密前往武昌，捎去上将军服，授予严立三冯阎大战军事总指挥、上将军衔，都被严立三拒绝，他依然回到庐山草屋自耕自食。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绝对不抵抗”，东北军一枪未发让出沈阳城，日军长驱直入，辽宁、吉林、黑龙江4个月内相继沦陷。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定以后，华北危机日趋严重。严立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十分愤慨，对中华民族的前途非常忧虑。他报国无门，心情惆怅。

1936年，严立三只身北上去陕西谒黄帝陵。他肩挑简单行李，沿途考察山川形势，访问民间疾苦。这次谒陵他一直是徒步往返，历时三个多月，在黄帝陵前，严立三洒下了悲愤的眼泪。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再邀严立三出任公职。严立三认为保家卫国、共赴国难是军人天职，不能等着做亡国奴，这才答应下山。是年10月严便到南京请求上前线，后来蒋要严立三回湖北任省主席。严立三见和他同去的何成浚曾担任过湖北省政府主席，便一再推让。11月，行政院发布何成浚任湖北省主席，严立三为民政厅长的政府公告。

1938年6月，蒋介石改组湖北省政府，派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严仍兼民政厅长。看到日寇在中国奸掳烧杀、横行霸道，他非常激愤，题字“不共戴天”于宜昌三游洞石壁，表示与日寇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激励全国人民与侵略者不共戴天！

这时，陈诚身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忙于军事，无暇兼顾，省主席由严立三代理。严立三为人有侠骨，不循私情，敢于碰硬。在代理湖北省主席期间，力主禁鸦片烟，特别禁止公务人员吸食鸦片。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吸食鸦片，经严立三批准处以死刑，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接着严立三又以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下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烟者，一律处以死刑。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是严立三亲自选用的人。朱敲诈一商行法币2000元，严派人查证属实后，命令第四区专员金巨堂，将朱鼎钧逮捕解省。金与朱是老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朱而不执行严的命令。严立三亲自派保警队去沙市，将朱鼎钧押解到宜昌交付审判。金巨堂又请保定军校同学，江防司令郭忏出面力保，企图借郭忏是湖北省境内最高军事长官的地位，逼迫严立三屈服。严立三不为所动，最终还是将朱鼎钧法办。

1940年6月，宜昌被日军占领，湖北省政府迁驻恩施。7月，严立三辞去代理省主席，陈诚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严立三卸职时，任内的“主席特别办公费”节余约有数万元，陈诚不便接受，派人送还给严立三，被严立三拒绝，后来陈诚按照严立三的意见，将这笔钱拨作救济难民之用了。陈诚回任之后，对省政府进行了全面改组，给严立三留了个省政府委员的位置。严立三坚辞不就，既不参加省府例会，也不拿委员薪金。

后来干脆离开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恩施，率领湖北省保安二团300多名官兵，在宣恩县创办了“晒坪垦殖处” ，全副武装、手拿农具来到宣恩晒坪开垦荒地、发展畜牧业，为抗日将士输送粮草，建立了支援前方的一个生产供给基地。在垦荒的同时严立三不忘战备和军事训练，率保安团士兵在山地中修筑了交叉火力的防御工事。同时，他还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

1944年，严立三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多次要求医生别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因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语词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留下了“有罪要火葬”的五字遗言。一代怪杰严立三与世长辞之后，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董必武惊闻噩耗，特地从重庆寄去一副挽联，以表达对严立三逝世的痛惜和哀悼之情。联云：“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严立三一生清正廉洁，不营私产，生活艰苦朴素。死后家境萧条，生养死葬都成了问题。万耀煌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时，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以表达社会各界对其不平凡的一生的敬仰和缅怀。

抗战胜利后，湖北人民为了纪念抗战名人严立三，方鲁在宜昌三游洞临摹下严立三所书“不共戴天”，省政府在晒坪刻青石碑矗立于严立三驻地，好友施方白题字，以示抗战精神与晒坪永存。石碑正面雕刻“不共戴天”四个字，落款为民国二十八年春“劬丁”，一侧为“劬园”二字，碑上刻有碑文来历等简介：劬园者，严立三先生之园名也，故自称劬丁，“不共戴天”四字方鲁摩于三游洞之崖。兹再刻于先生手创之晒坪垦区，以与晒坪并垂不朽。

卅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施方白识。

处世态度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立三与蒋介石意见不合。当时国民党左派的中心人物邓演达正在武汉，坚持反蒋，言论激烈。蒋介石素知严立三与邓演达交情深厚，对严更加不放心。在南京，蒋介石接见严立三，他对严立三说:“邓演达在武汉，天天喊要打倒我蒋介石，你同他是莫逆之交，为什么不去信劝阻他”严当即申明，自己是革命军人，奉命北伐，只知任务是打倒军阀，与邓通信也只是说北伐尚未成功，宁汉不能分裂。蒋介石听后仍然不放心，就转移话题，问严近来身体怎么样，副师长陈诚能力怎么样？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严立三当即回答说:“我的胃病很厉害，请准我离职休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能力很强，可以接替我的职务。”蒋介石要严回苏州待命，接着何应钦奉蒋之命，赶到苏州，集合队伍，宣布严师长因病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宣布以后，全师哗然，引起骚乱，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收场。严立三当即出面制止，责令参谋长、军需处长交出关防及全部结余款项，由陈诚接管。严立三平时廉洁自持，这时全师还有结存银元10万多元。他一块也不留，全部交出。部属的馈赠也一概不收。交接完毕后，严立三只身乘车去了杭州，脱去军装，换上僧衣，住进了天竺寺。闻讯前去慰问的，他一概谢绝不见。“北伐名将”进了寺庙，成为轰动当时社会的一大新闻。严立三这招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做法，的确精妙非常。因为当时他无法跟蒋介石硬碰硬，只有住进寺庙，当了和尚，全社会马上就会传开来，全国的舆论都会同情和支持他，他的名声也就越大，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与蒋介石抗衡。事实上，没过几个月，严立三就去湖北省当了民政厅长。严立三的这种处世态度，与他早年的学习修养有关。他喜爱读老庄，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以柔克刚等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

隐居

在湖北，由于军人干预省政，严立三难以实现自己提出的关于逐步推行地方自治、实行二五减租等改革方案，十分痛苦。1928年春，蒋桂战争发生之前，严立三突然失踪，对于他的去向，众说纷纭，实际上他已隐居庐山，开始了将近10年的隐居生活。他就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前后一共不到半年。 严立三住在庐山含鄱岭南麓的太乙村，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水入厨房，生活上坚持自食其力。劳动之外，便是读书，不过问时事政治。朋友知道他的情况后，纷纷给他送钱送物，他一律拒绝。有些黄埔学生前来探望，他劝他们不要来，以免招致麻烦。当时很多人对严立三的退隐，感到很不理解，称他为“怪人”。甚至有人嘲讽：“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南北交通要道的襄阳隆中隐居；严立三视官爵如敝屣，却住在冠盖云集的庐山。”来说明他的隐居是沽名钓誉。对于这些，严立三总是一笑置之，不加评论。

蒋介石对严立三一直都不放心，曾两次亲往太乙村访问，严立三都避而不见。由此可见严并非沽名钓誉，更见他的胆量。“九·一八”事变后，报界对严立三长期隐居庐山，有所报道，称之为“当今的u2018严子陵u2019，清高过于严子陵”。蒋介石见报之后大为震怒，曾想派人将严立三赶出庐山。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说严立三在黄埔学生中很有威信，给严难堪影响不好。不如用共赴国难的名义，邀请他到南京担任一个空头职衔。于是蒋介石派陈诚劝严立三到南京任军事训练总监，严拒绝了；二次又派陈诚劝驾，请严立三出任全国禁烟总监，又被严拒绝。

微服私访

严立三经常到各地视察，以了解民情吏治。事先不发通知，也不准迎送。总是带一个通信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之后，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吃了饭之后就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务，不受任何接待。有一天，严立三来到咸丰县政府，县长秦绍恬还没起床，闻省里有人来，便命在会客室等候。严立三于是手书一张“立三有事会见县太爷”的纸条，交勤务员递进去。秦绍恬见纸条后大惊，立即整衣相迎。严问：“县政府几点钟办公？”秦答：“八点”。严立三因坐至八点半还没见一人来办公，不禁大发雷霆，命秦到省政府听候处理。原来严立三头天就来到了咸丰县城，住在一家小客栈，听闻老百姓叫县长绰号为“秦少刮”。严立三探知秦绍恬政声不佳，早已不满，并非仅因其迟到办公而一时发作。严立三喜欢早起，起床后常常步行到附近各学校、机关，检查作息制度。一天清晨，他步行来到一高中，六时已过，学生还没起床。他亲自执锤击钟，惊醒校中师生。学校主任见代省主席站在操场上，连忙集合学生，请他讲话。他却说：“大好时光，不要被训话耽误了。只希望先生们理解抗战时期，青年学生在此读书不易。千万要珍惜时间，不要误人子弟。”说完后又立即到省政府的各厅、处突击检查，及时处理问题，整饬怠职行为。至此，公务人员也就不敢玩忽职守了，省府机关很快就出现严肃、紧张的气氛，改变了以往拖沓的陋习。

严立三除在宣恩中学任教外，还从事学术著作。他好学深思，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研究，见解独特。他早年有些学术论著，包括《大学辨宗》一书在内，都未曾公开发表。当年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很推崇严立三的道德学问，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严持谦逊态度，表示要待晚年再说。社会上一般人知其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少数学者，知道严立三在学术上的造诣。此时严立三开始着手撰写《〈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该书脱稿之后，严立三以自己的力量印了两百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