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希伯，记者、国际主义战士。1897年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希伯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波兰文CRZYB，德文名Muller，英文名HansShppe。来到中国后，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给他改名为汉斯·希伯。 后到德国上大学并加入德国共产党，德名Muller、海因兹·莫勒。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国5国文字。后定居德国。曾几次来到中国，曾编辑英文刊物并撰写过大量政论文章。他先后参加过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八路军，直至牺牲在沂蒙山区。

在中国的简要经历

　　汉斯·希泊，很早就向往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对中国的时势十分关心。192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上海。他作为记者，思想积极、眼光敏锐，经常到贫困的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上海发生工人运动时，他十分支持，并积极报道，向世人介绍中国工人的贫困和争取生存、解放的斗争。

　　希伯回国后，把中国的经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用生动的语言写成一本书，并于1928年2月在柏林出版。他的《从广州到上海：1926年——1927年》一书，吸引了无数关心中国的读者，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许多人因此远道奔赴中国，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希伯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的中国情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而断绝。1932年秋，希伯告别新婚的妻子秋迪，再度来华，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随丈夫来到中国。希伯来到上海后，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共同研究中国的情势。

奔走上海、武汉和广州，为中国革命呼号

希伯很早就向往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1925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上海。作为记者，他思想活跃、眼光敏锐，经常深入到下层民众中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积极向世界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以及他们争取生存和解放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外反动当局实施新闻封锁，同时连篇累牍进行歪曲宣传，欺骗民众，乱说“学生要冲击巡捕房，杀死外国佬”等等。“五卅”惨案当天，希伯恰巧在南京路的出事地段，与许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一起，不受任何干涉地观看了游行队伍。当事件发生时，没有一个外国人受到攻击，也没有一个巡捕被杀害或受伤。针对反动当局的谎言，希伯挺身而出，秉笔直书，据实报道。他在《上海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的继续》一文中揭露了租界当局的谎言，文章说：“……后来据传教士公开陈述证实，在几个人被英国人捕去之后，前往交涉的代表们又被英国巡捕粗暴地推了出来，并遭殴打。与此同时，巡捕们还殴打了游行队伍前几列的人。这些暴行在游行队伍和聚集成群的中国群众中引起极大的义愤，英国人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就立即响起大屠杀的枪声。”希伯揭露“五卅”真相的外文报道发表后，在世界公众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中国报纸无法产生的影响。

　　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汉斯·希伯又到了广州和武汉，成为了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任总政治部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向中外公众做革命宣传。《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就是他这个时期发表的名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通讯》改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他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共行径，愤而辞去编辑工作，经上海返回欧洲。回国后，他仍时刻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并静下心来，整理有关资料，用新颖的写作手法、生动的语言文句，写成《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经过认真修改润色，于1928年2月，以“亚细亚人”为笔名，在柏林用德文正式出版。这本书详细记载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轮廓。他在此书的前言里说：“中国的革命是生气勃勃的，富于战斗性的。尽管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但千百万贫苦的中国人民必然会取得胜利。”此书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不仅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的真实国情，而且吸引了无数关心中国的读者。他们中有许多人因此而远道奔赴中国，来亲身感受和了解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1932年秋，希伯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定居。不久，夫人秋迪也来到上海。秋迪也是德共党员，全名秋迪·卢森堡。此后的5年间，希伯在上海广泛活动，他以“亚细亚人”为笔名在美国《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政论家。其中，希伯写的《殖民地中国》，在《世界舞台》发表，文章剖析了列强将中国肢解成几个殖民地的情况。1935年10月，他撰写的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文章《瓜分中国财政的利刃》，发表在《太平洋事务》季刊上。1936年，希伯以海因茨·格尔奇布的笔名，与史沫特莱和德国建筑师鲍立克教授合办《中国之声》期刊。1937年6月，希伯在北平的英文《民主》杂志上发表《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

　　希伯在上海期间，还与当时在上海的一些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斯特朗等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国际时事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探讨苏联的建设经验。这个小组事实上成了中国革命的外籍同盟军。

　　持笔为枪，转战延安和苏北

　　七七事变爆发后，希伯看到中国人民英勇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比激动。他以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记者的身份第三次来到中国。他积极撰写文章，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呼吁全世界人民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深入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英勇抗击日寇的真实情况，希伯决心到革命圣地延安进行实地考察。1938年春，经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希伯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和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和他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情况。在延安希伯采访许多干部和群众，足迹遍布那里的山山水水，亲身感受到延安军民高涨的抗日热情，并将亲见亲闻，如实地报道给国内外读者。

　　1939年2月至3月间，希伯同史沫特莱和美国记者贝尔登等，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从上海取道浙江前往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见到了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粟裕等新四军领导，并亲自聆听了周恩来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在那里，他和新四军将士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经常被这支军队的勇敢和纪律深深感动。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军队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希伯闻讯义愤填膺，先后在《美亚评论》上发表《叶挺将军传》、《中国的内部磨擦有利于日本》等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

　　1941年5月，当希伯得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时，便与夫人秋迪化装成医生和护士，由上海乘船来到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见到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及粟裕等。在苏北期间，希伯始终被无处不在的抗日热情所感染、所激动，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和实际生活，撰写了一部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撰写了通讯《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详细系统地介绍了新四军抗击日寇的情况。他是首先关注并报道苏北地区新四军部队的外籍记者。以后，他又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报道，陆续发往国外，分别刊载于美国的《太平洋事务》、《美亚评论》杂志以及世界各国的其他杂志上，向全世界如实地报道新四军发动群众、团结抗日的感人事迹。他在《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当新四军开始作战时，日本人是没有准备的。铁路运输被切断了，桥梁被炸毁了，道路被破坏了，给养车被夺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警备部队被清除了……新四军通过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依靠宣传群众和关心群众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不论是穷人或富人，都信任新四军。”1941年7月，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中国通”拉铁摩尔到重庆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是美国《太平洋事务》的主编，与希伯私交甚厚。当时，希伯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忧虑不已，于是以私人关系致电在重庆的拉铁摩尔，痛陈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必须制止，而民主团结必须推进。他表示他愿以今后的时间与精力，为中国的民主团结和坚持抗战方针而奋斗。他说：“我这个人，平生不管做什么，总是完全的献上一切，……凡可能献上我全力的事，绝不只能献上一只手。”希伯不仅以一名记者的职业道德，以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来报道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更以一名爱好世界和平，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外国人的身份尽自己的能力来阻止反共磨擦。这足以看出他对中国的热爱，这一点，在中国抗战期间，是很少有外国记者能够做到的。

　　投身山东抗日根据地 ，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为打破日、伪的新闻封锁，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艰苦抗日的真实情况，希伯又前往山东采访报道。1941年9月12日，希伯在沿途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刊登消息说：“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希伯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激动的说：“这次到山东敌后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使我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区内，来往自如地"旅行"在中国领土上。我深切地感到，谁要想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同敌人艰苦搏斗，就必须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来。”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夹击下，局势动荡不安，战斗生活十分艰苦。一个国际友人不顾自己的安全冒险来到这里，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

　　希伯到达山东后，立刻开始了繁忙的采访工作。希伯自己会讲中国话，也能听懂中国话，但在采访时，为了弄清某些问题，他的态度极为认真，常依靠翻译再三核证。为了方便希伯采访，罗荣桓把自己的一匹枣红马送给希伯，但他坚辞不受。他脱下大皮鞋，改穿妇救会员做的“蒙山鞋”，换上八路军的灰棉布军服，佩带短枪，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徒步行进。他与普通战士打成一片，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愿意与他接近，把他亲切地称为“外国八路”。他不仅采访八路军领导、战士和当地群众，还采访被俘日军，并且参加夜袭战斗，实地观察战士们战斗。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住在他附近的人，夜深人静时常常听到打字机“嗒嗒嗒”、“嗒嗒嗒”的声音，有时一直到天明鸡啼才停止。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等长篇报道。作为踏入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西方记者，希伯以其卓越的政治敏锐感和生动的文笔，客观地描述了八路军的抗日活动。他的一系列文章在外国报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外国读者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

　　希伯在山东根据地受到当地军民热情欢迎，有老乡向他打招呼时，希伯总是说：“你好！我叫希伯。”希伯喜欢孩子，常到儿童团去，听孩子们唱抗日歌曲，看他们拿着红缨枪神气地站岗放哨。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这位身材魁梧、有着卷曲的深褐色的头发和蓝色眼睛，经常穿一身八路军军装的“外国八路”，亲热地喊他“老

　　希大爷。”希伯来山东根据地不久，就对这里的抗日军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他在给妻子一封信中说：“我真像明星！人们追着我，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我却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能和山东的抗日军民见面我很荣幸，实现了我的愿望！”

　　当然，希伯的文章之所以能发表与他在上海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当时，外国记者把有关中国的报道发往外国，必须经过上海。由于离别心爱的丈夫时间久了，秋迪女士十分想念丈夫，于是希伯让夫人来山东看看，顺便取走他的文稿。秋迪到来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军事形势已日趋严重。115师主力部队作战频繁，敌人的扫荡开始进入了白热化，希伯夫妇在此十分不安全，于是115师首长、山东分局的领导一再劝希伯夫妇回上海，希伯却说：“让秋迪先回去，我同意，而我决不离开山东。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记者是从来不畏惧枪炮子弹的。让我留下吧！” 秋迪本来也不想走，但还是被希伯劝走了。希伯以后写好稿子，积到一定数量，就汇总交人送往苏北，由新四军派人送给上海的秋迪，再由秋迪将稿子及时转寄到美国和英国去发表。到1941年11月初，希伯发出了《八路军在山东》、《为恢复山东而斗争》约8万字的两组长稿。在这些文章中，他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他告诉世界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抗战坚持到今天是不可能的。”当时，到过中国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也不少，到过中国战争的指挥中心采访的人也很多，如史沫特莱、马海德、路易·艾黎等，但像汉斯?希伯这样深入战争第一线，不顾个人安危，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进行事实报道的人却不多。

　　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指挥下，集中5万多兵力，对山东沂蒙山根据地中心区，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将山东抗日首脑机关及主力作战部队一网打尽。这天夜里，敌人在每个山头都燃起了熊熊大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以防止我军突围。但是，两山衔接处照不到，仍黑乎乎的。在罗荣桓的指挥下，八路军依靠地形熟悉、军纪严明，出其不意，神出鬼没，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从敌人鼻子底下安全突围。甩掉敌人后，希伯高兴地孩子似地跳跃，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我一定把这个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的人民！”当天，希伯不顾一夜的疲劳，立即写了一篇通讯《无声的战斗》，记述了这个惊心动魄的最难忘的夜晚。《无声的战斗》翻译成中文后，在115师总政治部《战士报》上第一版套红发表。

　　1941年11月30日晨，希伯所在的部队在沂蒙山区的大青山被敌人包围。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往往一连十发，成排成排地向被围人群轰击。为掩护机关转移，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希伯也拿起了武器，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突围中，希伯的翻译和警卫人员全部牺牲。眼看着倒在身边的战友，愤怒的希伯眼里冒着火，拼命地向敌人射击，最后不幸牺牲在大青山的五道沟，年仅 44岁。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了希伯身上弹痕累累。山东军民以隆重的葬礼将希伯的遗体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

　　为更好地纪念这位国际友人，1943年，山东军民为希伯建立了一座白色圆锥形纪念碑，碑上刻着罗荣桓等题写的“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题词。1943年12月1日，《大众日报》刊登《国际友人希伯二年祭因战争关系延期举行将补树希伯纪念碑》的文章，文章中称 ：“希伯抱着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用他锋利的笔把他久仰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民坚持抗战的丰功伟绩介绍给世界人士，同样的他也要用他的笔把万恶的日本强盗屠杀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公诸世界正义人士之前，藉以增强国际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促进中国抗战的早日胜利，日本法西斯早日死亡。……希伯同志是德国人，但是他的血却和八路军和山东人民流在一起，流在抗日的战场上，这是永远值得我们追念的。”

　　1963年，山东人民政府将希伯迁葬于临沂革命烈士陵园(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新建的希伯墓呈六面体塔形，墓高9.4米，正面题写“国际主义战士太平洋学会记者希伯同志之墓”。墓前为希伯的大型汉白玉质半身坐像，高3.8米，一手持钢笔，一手持采访本，目光深邃，神态安详，表现出一位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