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堡 -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我是在白羊座下出生的人。”1849年7月20日，斯特林堡在巴黎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个星座代表的是祭祀。像我这样劳累一生的人，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人杀掉。每一次成功带来的都是痛苦；每一道幸福的痕迹都被恶意诽谤一扫而光；每一种鼓励都是一种嘲笑；每一种善行都用苦刑进行惩罚。但这也意味着：春天的到来，一种新的东西的出现。谁知道呢？”实际上，这是斯特林堡编造的关于自己的星座运势。

在早年丧母、遭受继母虐待的那个晚上，站在窗下，舔着牛奶瓶的残汁，小斯特林堡就埋下了仇恨女人的种子。他1849年1月22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父亲是没落的船舶经纪人，母亲是个女佣，家境贫困。自小他不得不忍受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折磨。屈辱、歧视和冷落使他变得早熟而敏感，反抗的冲动时时在他心头激荡。

尼采认为，人是一个试验，每一次实验，无论成败，都会化为自己的血肉，成为人性的组成部分。斯特林堡就是一个不断实验自己的人。1867年他考入乌普萨拉大学，由于经济拮据曾几度辍学。他当过小学教师、医生、报社记者、电报员，后在皇家图书馆充当管理员。在不幸岁月里，他把自己同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因为又脏又笨被人瞧不起而后来做出成绩的人。

斯特林堡在大学时期开始写戏剧，而且成名很早。21岁那年，反映冰岛神话时期父女二人在宗教信仰上发生冲突的剧本《被放逐者》，得到国王卡尔十五世的赞赏，受到召见，并获得赏赐。斯特林堡得到赏金，就呼朋唤友，彻夜在酒馆庆贺。酒喝得酩酊，野心也疯长。然而，不幸却很快降临，后来他一再遭受挫折，名著《奥洛夫老师》拖了9年才被搬上舞台。他一生贫穷：1888年《父亲》共上演8场，得到40克郎版税。1890年《奥洛夫老师》上演相当成功，演出17场，得到936克郎版税，却只够支付迫在眉睫的债务与几个星期家庭生活的日常费用。

不久，斯特林堡流亡欧洲大陆，起初侨居瑞士，创作了针对女权运动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他因短篇小说《道德的酬报》第一集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持嘲笑态度，而且因其中一段攻击“最后的晚餐”的描述受到法庭控告。他被迫回国应诉，虽然被判处无罪，但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强烈的。多次的不幸，把斯特林堡一点点推上了疯子的行列。

艺术之路

在戏剧中，斯特林堡野心巨大，创作的《阿伽门农》就把自己塑造成“阿伽门农”。《阿伽门农》是写希腊国王阿伽门农的悲剧，后来他成为他妻子仇恨的牺牲者。斯特林堡该剧确有经典剧作行笔经济的特色，从一开始写到上尉被哄穿上紧身衣到最终时刻，均一气呵成。尼采赞成青年斯特林堡的观点，认为两性间的战争状态是生活和婚姻的基本法则。后来，他们俩人成为了观点相近的朋友。

 1889年在哥本哈根成立了一座实验剧院，揭幕之日上演了斯特林堡自然主义剧作的典范《朱丽小姐》。 该剧杰出的地方既不是朱丽性冲动的神秘性，也不是让这个男仆往身上爬的渴望，而是两者混在一起的方式。斯特林堡对《朱丽小姐》也有抱怨，是由于他妻子西里·冯·埃森饰演的朱丽，因为她把后者演成了一个烈士而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男人憎恨者。 斯特林堡与传奇女性莎乐美的关系是暧昧的，在他眼里，后者是一个艺术行为女性。当时是1893年，在柏林有了第二次短暂婚姻的斯特林堡，一年后前往巴黎与她相遇。

在公众看来，斯特林堡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的，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却是保守的。他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直持嘲笑态度，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明显的对女人的厌恶。他在《结婚》一剧前言谈及女人和男人的权利，充满对女性的偏见，“两性之间会产生友谊吗？友谊能持续下去吗？只能说是表面的，因为两性间天生彼此为敌；‘+’和‘-’永远是矛盾的，正电和负电是敌对的，但又要凑在一起，互相弥补。只有在兴趣大体相同和看法大体一致的人之间才能产生友谊。”

虽然这么说未免残酷，但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斯特林堡有了创作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悲剧性的婚姻塑造了他的戏剧品格，使他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现实与道德的成见。 斯特林堡完全是害怕幸福的人，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他还恐惧潜在的自己有成为的可能。

斯特林堡 - 婚姻家庭

几次不幸的婚姻

1875年，斯特林堡第一次和迷人的西里·冯·埃森男爵夫人见面时，后者还没有离婚，他狂热地爱上了她，为她写下了许多堆砌辞藻的肉麻情书，并把自己伟大的戏剧《朱丽小姐》让她出演主角，导演持异言，他甚至威胁炒掉导演。而正是这位男爵夫人彻底改变了斯特林堡的两性观。

1884年，斯特林堡因攻击《最后的晚餐》而被起诉弄得疲惫不堪。经济上的困境也让他捉襟见肘，他和埃森经常吵架，他无法忍受自己所爱的那“有着最纯真的心灵、最高贵的品德、最细腻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思想”的女性如今成了整天絮絮叨叨同他大吵小吵的“泼妇”式人物，他心中的美神破灭了。1891年他们离婚，结束了13年的婚姻关系。

斯特林堡与女性的恩恩怨怨在他第二次婚姻危机后达到了高潮。 1892年，由于在瑞典得不到承认，他去了柏林，遇上了第二任妻子，年轻的奥地利记者弗丽达·乌尔，次年与她结婚。不久，就发现弗丽达是个骨子里巴结社会名流的人，自己是她的第一个猎物。她还干涉他的事，背着他给他有名望的朋友写信。另外，她又以娘家有钱的优势压迫着他。俩人短暂地访问英国后，去了德国和法国。

在生活中，弗丽达时刻逼斯特林堡成为摇钱树，这促使他精神中的疯狂因子，一点点被诱发。弗丽达生孩子时，他与她娘家人发生争吵。加上法庭判决他150克郎给第一个妻子和孩子的赡养费从未定期支付，14岁女儿给他写的乞求信，让他很不是滋味，这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894年，弗丽达怀了一位德国剧作家的孩子，几个月后与斯特林堡离婚。1900年，52岁的斯特林堡与23岁的挪威女演员哈丽叶特·鲍塞相遇，并于1901年结婚。因为有前两次婚姻的挫折，斯特林堡对自己和鲍塞显然没有太多的信心，他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火，把话语的脏水泼在妻子身上，让她难以忍受。4年后，俩人离婚。

厌女症导致精神病

在1890年以后的7年中，不幸的生活使斯特林堡陷入了神秘主义。他一生中的三次婚姻都以离异告终，每一次都是短暂的幸福和长时间的互相折磨相交替的痛苦经历，也是他终生忧郁的一个原因。他开始有了仇女因子，患有严重的厌女症，并由此引发了精神疾病。 与第一任妻子分手，他写出了《疯人辩护词》；第二次婚姻导致他发疯，在德国放弃文学创作而从事科学研究，梦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他反对基本物质的理论，决心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1894年8月，他从德国赴巴黎，继续他的实验工作。

1895年，斯特林堡被世人称为“精神错乱期”到来了，他怀疑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来杀他，处处躲藏。在给医生朋友的信中说：“你的第一封信里有一个词使我感到有点不安！你谈到我垮掉的灵魂。我的灵魂没有垮，而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相反地，我还摧毁了威胁我灵魂自由的那些低级灵魂。”

第三次离婚后，他的名作《梦的戏剧》就是在这一婚姻噩梦下的产物，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多次试图自杀，所以剧作在一层梦境般的薄纱下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十字架前的异端

斯特林堡三次婚姻的产物是有三个前妻和四个孩子，晚年却孑然一身，过着凄楚的生活。最后，他沦落到经常靠借债和别人的捐赠度日。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们常资助他，作为回报，他维护巴黎公社，攻击议会，揭露上层社会，站在“女仆的儿子”们一边。

63岁寿辰时，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为给他祝寿，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奏着乐，在工会的红旗指引下浩浩荡荡地经过斯特林堡的住处。斯特林堡在女儿格烈达的搀扶下走到阳台上去听马赛曲，歌声不断被“人民的斯特林堡”和“写作大王”的口号声打断。 斯特林堡对工人们对自己的荣耀有不同警觉，他说：“有一次，法国大演员努里演完戏以后，人们举着火把到他的住处向他祝贺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忽然想，他们是在嘲笑他，因为他那天晚上唱得走了调。他在绝望中越窗而出，跳楼自杀了。”

1911年圣诞的晚上，斯特林堡从女儿家出来，没有出租车，只好步行回家。路上他着了凉，第二天就发起高烧，得了肺炎。之前，他的身体就很衰弱，每当无事的时候，就用计算自己寿命的长短进行消遣，并算出他死的年代应该是1912年。

4月初，斯特林堡开始腹痛和呕吐，诊断是癌症晚期。这个一生中在最小的事上都牢骚满腹的人，此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示，他显得泰然自若，甚至还和那些背叛他的朋友开玩笑。尽管疼痛和呕吐不断折磨着，他还有兴趣写信。4月18日，他在给他10岁的小女儿的信里说：“我亲爱的小女儿！谢谢你给我捎来的红花！但是不要来看我。这里有很多药瓶子、医生和让人讨厌的事，没有什么好玩的。你正年轻，和年轻人一起寻找欢乐吧，不要为一个只想赶快死的老头子伤心。”

1912年5月14日下午4时30分，斯特林堡逝世了。临终最后的一句话竟然是：“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工人们扛着一百多面红旗为他送葬。他留下遗嘱：“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里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

格烈达依照他的愿望，把搁在他写字台上的耶稣受难像放在了他的。一年后，在他的坟墓上立起了一个涂了沥青的黑十字架，上面只有一句话：呜呼！十字架，问候你，我们惟一的希望！

斯特林堡 - 作品年表

1907年，他和法尔克合作，成立了对他的剧作进行实验演出的剧院，再一次发挥了他天才的创造力，两年内写下了10部剧本。他是继易卜生之后的又一位北欧戏剧大师，仅剧作就有60多部。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奥洛夫老师》（1872）、《父亲》（1887）、《借方与贷方》（1892）、三部曲《到大马士革去》（1898）、《古斯塔夫·瓦萨》（1899）、《厄里克十四》（1899）、《一出梦的戏剧》（1902）、《鬼魂奏鸣曲》（1900）等。斯氏是位具有独创性的戏剧家，对现代欧美戏剧有广泛的影响。他的主要剧本已有中译本，并被搬上中国舞台。

斯特林堡 - 个人评价

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现代文学基人，在北欧文学中也是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红房间》是瑞典文学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戏剧创作《朱丽小妹》把自然主义戏剧发展到一个完美的阶段。

斯特林堡是一位疯狂的天才作家。在戏剧的结构和个性的描写上，他不具备易卜生那种严密的逻辑性和连贯性，然而他有更强烈的感情、更自由的想象、对人类的基本天性有更深刻的了解。这部选集收编的作品是斯特林堡各个时期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代表作。《朱丽小姐》、《鬼魂奏鸣曲》和《一出梦的戏剧》是按新版本重新译出的，《红房间》也经过了修订。

斯特林堡是瑞典文学史上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评论上一个世纪的外国作家也应如此。吸收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我国的民族文化，无疑是明智之举。

著名的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曾经评价这位诡谲而才思超凡的剧作家时，说道“斯特林堡身上是百分之五十的女人和百分之五十的男人”，可见作为同样文化沿袭的背景下生长的两位艺术工作者，在各自对于自我的认知上有着高度的精准与确切。反之亦说明了，北欧这样一块死寒之地，有着多么迷幻而繁复的神话传统，树灵与女巫的崇拜，异教徒势力的操控，在这个氤氲湿气的幽魅之国继而产生了这样一位禀赋绝高的文字者——斯特林堡。

雌雄双修，是一种深潜人物内心的方法，可是这个却也是一条一场艰险和幽僻的羊肠小径。太多的世俗理论让众多渴慕窥探乃至发觉人类内心与外在隐秘联系的人不得正果，不管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多么鲜亮的路标给予指示亦无济于事，耶稣与圣杯，众多安那其的无性别征兆，远古的神谕中古希腊对于力量交接所于阿波罗神殿中举行的奇诡祭礼，直到大荒西经中关于昆仑墟上女娲和黄帝间吊诡的暧昧交织。当人类的演化进入到一种飞速的旋转和混沌的漩涡中，那么势必将重叠作为人这个个体概念所蕴含的两极性格与习性，而聪敏的作者当然知道，作品是在还原世界，那么人寰之中两性的挣扎与爱恋自然是主要的事件张力，那么在对于自身文字的豢养过程中，刻意的模糊性别，穿越界限去思索与探问，是多么不可或缺。时空的僭越，性别的破除，之于写作本身的局限和藩篱只是恒河沙数，但是至少在对于这些困难之基的人首要的穿透，是绝对必要且睿智的。写作本身就是对于魂灵世界与人寰世界的克服与攻坚，所以即使没有办法在浩汤时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走出第一步成为所有可能的基点，亦是超越于常人之上的。

斯特林堡即是这样一位剧作家，虽然他绝世的才智让他拥有多方面的能力，少年时的诗歌，青年一鸣惊人的戏剧，以及中途迂回的科学家身份，直至最终在多章小说中发觉的自我剧作回归，都仅仅只是他炽热而闪耀的生命本体的幽幽微光而已。他时常在自我的《神秘日记抄》中写到自己渴望对于人的更进一步的了解与体察，经年累月的由于经济的困顿让他深陷在郁不得志的泥淖中，发不出丝毫响声。

斯特林堡 - 作品评析

《朱丽小姐》

故事发生在仲夏节之夜，这样的时间设定是有所用心且秒美异常的。在西方的宗教体系里，仲夏节是一个隐雷惊蛰，百虫复苏，所有的生长与繁育再次来临的欲望之时，它象征着尘世之间所有欲念的苏醒，而让和朱丽小姐亦同样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才发生了故事。 让是男仆，而朱丽是高高在上的东家小姐，他们两人之间有着天然而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让亦同样按守本分的与女厨师克里斯蒂修好，可是就在仲夏节之夜，朱丽小姐闯进了厨房，这个在诸多中世纪小说中发生放浪淫秽之事的地方，猝然涌现喷薄的欲念攫住了他们彼此。朱丽小姐，作为全剧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她出身豪门，生活穷奢极欲，一度高贵而礼数禁忌繁缛的桎梏让她乏味并拒绝。她和下人们跳舞，她邀请让陪她跳舞，她咄咄逼人的要求去尝试不同寻常的生活境况。作为如此枯燥的她，甚至相信艰苦而拮据的生活说不定有着更多的快乐与满足，因此她需要尝试。她希望让能带他私奔，用一个强悍的雄性角色带走她，她把所有未来生活的规划和冀望都嘱托在了让这个仆人的身上。但让是如此羸弱的一个人，他甚至连自己的想法的声音都惊惧畏葸，完全不可能承担。朱丽小姐亦同样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她试图放弃自身的天赋的权利，来成全男性社会的耸立。朱丽小姐曾说，她偶尔作噩梦，看见自己站在一根很高的柱子顶端，她急着想要下去，可又害怕，她只能在上面慌乱无措。这便是相对于让的攀爬，成为她自己的困境，遂亦完成了两个人困境的契合。

当任何的相同产生，那么不管是悲或喜，人们之间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哀悯，这样的情愫犹然可贵，却亦异常短促，宛若梦魇中的前奏，甘饴成为后续悲绝的铺垫，反倒显得酷烈暴戾。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蒂，当这些狂妄的行为发生的时候，她正在一旁或者房间里睡觉。斯特林堡对于梦境的向往由来已久，似乎于他那个混乱而纷杂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一切的现世都是投影，而真正的原型在于心理的真实。在他的《鬼魂奏鸣曲》中让活人与死尸与桌子板凳等等物象一起登台演出，可见他想法之夸张大胆，同时亦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扩大了戏剧本身的物理空间，使其伸长绵延，寓意深远；而在他的《梦剧》中更由名字便说明整个戏剧的存在便是飘渺的，其演出的紊乱与天马行空自然有情可原。但是反之，前两者都是在戏剧的基调上即确定了这样一种设定，它的氛围成为戏剧本身存在的可能。可是《朱丽小姐》中这样大量穿插的眠梦意义何在？我想克里斯蒂的梦即是对他们俩人之间关系呈现的一种暗示，那么即是一切并非真实中的，可能现实中让仍在准备周末陪克里斯蒂去教堂祈祷，而朱丽小姐亦同样正和下人们在谷仓里纵情舞蹈，他们之间的纠结只是在梦中的，弥漫着轻微的、虚幻的、浮游的各种元素的空间之中。这样的情况下，使得在现实之上又树立起一层不为人知的如梦似幻的太虚之境，当下，可能是斯特林堡迎合剧院上演要求观众的权益搪塞，可是却亦在他非凡的创作力下让这样的做法使剧本永恒，且意义普世，能够不畏时日推移、物况转换所侵蚀。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把《朱丽小姐》理解为简单意义上的反映两个阶级间不可融合的矛盾的一次愤懑的碰撞和试探的话，那么可能亦太过于低估斯特林堡了，忽视了他的作品独特的形象塑造手法——生活的现实经验渗入文本的架构之中，以自我投射出一个怪诞的舞台镜像，则显出我们的肤浅。在表象的社会问题的浅层之下，暗潮汹涌的是一层人类情感上的发展史，惊心动魄。

在《朱丽小姐》这个剧本中他借朱丽小姐的嘴表明过一种观念，“我就像站在一块浮冰上，生怕自己会掉下去”，浮冰这个意象成为让和朱丽小姐两人间关系的一种象征，载沉载浮，时刻面连烈日下融化的危险，成为无有。而全剧亦在梦境和现实中进进出出，在控制与被控制间转换不停，严格恪守“三一律”的前提下，故事简化，人物稀少，可是却安排得停当，身份的置换和两重时空的颠倒亦整饬漂亮，审慎缜密的用心昭然可见。因此我甚至一度醉心于寻找剧本的英文译名或者野史掌故，是否斯特林堡想要把它命名为“浮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