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嗣如(1892—1978)  原名契如，别名慰曾。祖籍江苏丹徒，后迁居陕西省西安市。1909年，俞嗣如考入陕西法政学堂，从此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立志推翻清王朝。

1911年10月，俞嗣如参加陕西辛亥革命，先后担任革命军兵马都督府参谋处文牍员、陕西军政处司法筹备处科员和咸宁县草滩分县知事等职。后因张凤翙受骗进京，陆建章奉命督陕，陕西辛亥革命夭折，俞嗣如愤而复入陕西法政专门学校(原陕西法政学堂)，毕业后，出任该校学监。

1916年6月，在陕军支持下，陈树藩逐陆主陕。俞嗣如再次步入仕途，历任陕西省警务处兼省会警察厅科员、陕西省长官公署总务科科员和米脂县知事等职。他为官廉正，关心民瘼，与当时的一般贪官污吏相比，可谓鹤立鸡群的佼佼者。

吴佩孚执掌北京政权后，下令闫相文、冯玉祥部入陕驱逐段系陈树藩部，1921年7月，陈兵败退入汉中，俞嗣如也由陕北返回西安闲居。10月5日，在王友直等人的支持帮助下，俞嗣如自筹资金，创办《新秦日报》并出任社长，同时兼任西安报界公会会长。从这时起至1925年5月，他领导这家民办报纸，坚持宣传民意，刷新陕政的宗旨，大胆揭露陕西省省长刘镇华等人种植鸦片、剪除异己、盗卖文物等罪行，虽屡受迫害而不改初衷，受到了进步人士和民众的支持与好评。

1925年5月，刘治洲主陕后，俞嗣如应邀重返政界，先任陕西省长官公署参议，继任咸阳县知事。刘镇华率镇嵩军围困西安后，他积极协助二虎坚守西安，历尽艰辛。围解后，冯玉祥再次主持陕政，俞嗣如遂只身南游，寓居《新秦日报》上海办事处。

俞嗣如宦海浮沉，三起三落；坚守西安七个多月，军民死伤饿死五万之多。个人的坎坷和民众的苦难，促使他一心向佛。1927年春，俞嗣如在上海皈依印光法师，从此，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同年秋，俞嗣如居士由沪返陕，开始在西安进行各种佛事活动。翌年三月，陕西省佛教学会改选职员，居士当选副会长。自后，居士一直在陕西佛界供职，先后担任陕西佛教会常委、常务理事，陕西佛教青年会董事长等职。

民国个八年(1929)后，鉴于陕西连续五年遭受旱涝等灾害，城乡经济破产，民众痛苦不堪，居士遂大力从事慈善事业。居士曾与张子宜等人在长安县太乙宫创设孤儿院，救济教养长安、户县、蓝田等县无家无依的少年儿童。居士还在西安钟楼附近设立安乐茶号，并于长安县杜曲设立该号分号，向僧伽和贫民施舍各种素食。

俞嗣如居士宣传佛化不遗余力，除在省佛教会，省佛教青年会定期组织宣讲佛典外，还在《新秦日报》增设佛光周刊，每周一期，宣传佛理，报道全国佛界新闻。居士注重发展佛教徒，1934年1月陕西佛教青年会成立时，仅有成员300多人，但是，在居士的努力下，是年底，该会会员便激增至一千多人。居士十分重视佛事活动，不仅按时参加卧龙寺的各项佛事活动，而且在家中设立佛堂，日夜按时诵经念佛。

抗战爆发后，俞嗣如居士将主要精力用于主办《新秦日报》。居士不仅在该报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且还代印中共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并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提供油印机等印刷用品。国民党当局闻知深为不满，下令没收了该报社的部分机器设备，并派陈义等特务为该报编辑，监视居士联共抗日活动。1943年秋，国民党当局买通报社隔壁上海钢笔大王周宪章，有意制造汽油灯失事事件，一把火几乎烧光了整个报社。居士毫不气馁，惨淡经营，迅速出版发行了四开版的《新秦晚报》。1944年4月，该报刊登了胡宗南部与西安警备司令部火并的丑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于是，冲突双方及国民党省党部恼羞成怒，一齐向报社施加压力，致使该报一度停刊。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加紧迫害和经费拮据等因，居士不得不决定关闭报社。继续推行慈善事业。此后，居士曾在西安钟楼附近创办安乐饭庄，为过路僧伽和灾民提供紫食，另外居士还经常向孤儿院施衣施食。

新中国成立后，俞嗣如居士自觉与共产党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居士先后担任过西安市政协委员、市佛协理事等职。在发动佛教徒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宣传佛化和发展佛教徒以及积极参与修复兴善寺殿宇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9年，居士和其他市政协委员出外参观三门峡水库、武汉长江大桥和工厂，思想发生较大变化。返回西安后，居士写了《佛教徒应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跟党走》的心得体会，在市政协宣读后引起强烈反响，60年代，居士向市政府提出过修建西安环城公园等提案，获得了政府和有关方面的好评。

1978年10月，俞嗣如居士因病在建国路十道巷4号家中逝世，省市政协、人大、统战部、佛教会送了花圈挽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等人发来了唁电。

　　《新秦日报》是由我个人经营的报纸。1921年10月5日在西安创刊，经过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备受摧残，于1944年4月停刊。

　　解放后，1958年在西安市南城门楼举办的革命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刊登报道“西安围城”(1926年)情况的《新秦日报)》和其它有价值的历史文物，使我深感光荣。往事虽成陈迹，但我愿将自己创办经营《新秦日报》的概略，就记忆所及写出来，供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辛亥革命后，我与宋伯鲁(芝田)、张瑞峰(玉昆)、郭德沛(汝霖)诸先生一起，想把原由法政同学组织的“政治研究会”(学术研究并含有政治意义的社团)重建起来，继续活动。当由吴敬则私人垫款，从上海买回对开印刷机一部及各种字模等器材，准备出刊报纸或刊物，作为表达政见的工具。正在积极筹备期间，北京汤化龙领导的“进步党”，派来一个姓张的人在陕西设立分部，通过与宋伯鲁的商洽，拟将“进步党”与“政治研究会”合并成一个团体，大家表示同意。于是“政治研究会”的重建即告停顿，印刷器材则由吴敬则另设“艺林印字馆”营业。不久，“进步党”停止活动，合并亦成泡影。斯时，冯玉祥任陕西督军，刘镇华主持陕政，迫令所有政党一律停止活动；而宋伯鲁又赴北京任总统府倾问，张玉昆在北京当律师，辛亥革命时曾任陕西法制局长的郭德沛，也在北京司法部供职，压力增大，而主要成员星散，重建“政治研究会”的打算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时我仍考虑要办一张报纸，作为表达群众意见的阵地，当即得到宫逸泉、熊文涛和杨伯渊等同学的赞助，定名为《新秦日报》，借寓刷新陕政之意，经过短期筹备，这一张民间报纸便呱呱坠地了。起初，报纸委托梁府街省印刷局代印。后又由五味什字一家私营印字馆承印。不久该印字馆出盘，我借到堂兄俞述之卖房的一笔钱买下来，为长期办报打下了基础。

　　《新秦日报》初出版时，新闻来源很困难。当时既无通讯社供稿，报社又无外勤记者，仅靠几个编辑和我进行采写，维持版面。那时的机关、团体对外封锁消息，即使一条新闻也得之不易，况且偶登一则不利于当局的报道，便要受到追查或处分，真是举步维艰。

　　《新秦日报》在二十五年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受到当局的刁难，兹举其荦荦大者缕述如下。从这里可以看出旧中国的所谓“新闻自由”究竟是什么。

　　(1)冯玉祥在陕时，外县多种鸦片，《新秦日报》以“春秋责备贤者”为题的小评，劝告制止，不意却遭到报复。1922年4月(<新秦日报》登载汉中寄来反对吴佩孚而组织起来的《民团军成立宣言》后，冯玉祥即令警察厅和五个警察分署署长率领警察，于夜间将报社和我的住宅包围，进行搜查。搜出了汉中民团军石印的原件，即迫我到警察厅进行审讯，追问我“为什么要办报?”我说，办报是为了宣扬民意，促进社会进步。刊登《民团军成立宣言》是有闻必录。且这是印刷品，邮电检查何等严密，既能寄出，报纸为什么不能登载?但他们不听分辩，将我拘留起来。结果经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基警教青年会总干事张亚雄奔走营救，由四家商号具结作保，才被释恢复自由。时隔不久，警察厅又把报社总编辑郭瑞圃拘押了七天，才算了结这一公案。事后我听说，冯玉祥竟把邮电检查机关一个检查员打了四十军棍泄愤。我被释回来，心灰意冷，迟迟未复刊。不料有一天，冯玉祥派其高参兼禁烟局长张树声找我，问我何不出报?并约我去见冯。我说，等安排报纸出版后再说，搪塞过去。《新秦日报》经过这次波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订户不断增加。《申报》驻陕记者秦毅斋并将这一新闻界的新闻，电告上海，刊诸《申报》，于是各地新闻界纷纷函电慰问，交换报纸和通讯稿也日益多了起来；上海、广州等地商业广告亦与日俱增，版面随之改观。稍后，当我见到冯玉祥时，冯说前事“对不起，希原谅”，表示歉意。

　　(2)冯玉祥离陕赴豫，刘镇华以陕西省长兼理陕西督军，声势显赫，部属称其为刘兼座。《新秦日报》与刘相处较久，矛盾冲突也较多。

　　刘镇华督陕后即剪除异己。一次计划借在三原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演戏请客，派人代他主持，于席间拟将陕西军人马青宛当场枪毙。我从省议会议长南岳峻之弟南云峰处得知这一消息，报纸即于当日披露。适逢马的一个亲信先一天来省购物，翌日早见报大惊，急购报一份，快马赶赴三原报信。这时会议己结束，马正在台下看戏。这个人混近马身边示意，马即托词外出，这个人将报纸指与马看，马即乘这个人的马驰离三原，迳返交口镇防地。三原会议主持人，见马久出未回，情知有变，但查寻无踪，便急电报告刘镇华。刘镇华此时也已见报，闻讯大怒，即令警察厅长马浩把我叫去，追问消息来源。我初则敷衍，后不得已告知原委，但表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经马浩与刘反复商量，并会同司法科长陈景云迫使报社承认“传闻失实”，予以停刊七日处分了事。

　　1923年夏末，有一个名叫侯明玉的木匠来报社闲谈，说他由友人刘东轩介绍，替日本古玩商密田、田上几个人做装运钢佛象等物的木箱。不久，日商又介绍他到“汉口日信洋行陕西支部”工作，经常到彬县北山一带去运桐木，并采购棉花，大量收购古玩。“日信洋行”的野口三郎、恩田、申子田，还有一个大将叫中川，这些日人以买棉花为名，看样子是搞其它活动的。并说这些日本人，曾带他去过三原、泾阳、高陵、临潼、渭南一带，到处照相、绘图。一次还在西安东门外祭台村白佛寺照相开会，行动可疑。侯明玉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愿再替日人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坚决辞职，并请求将其所谈予以揭露。据此，报纸除对间谍活动一节，因涉及外交关系，持慎重态度未予发表外，对日商大批采购桐木违法事实进行揭露。指出：陕西非通商口岸，日本洋行不能直接到彬县采购货物。关中道尹兼陕西交涉署长南岳峻见报后，即派人来报社了解，又找侯明玉询问情况，遂即令彬县知事和省警厅根据国际法及通商条约勒令日信、大仓，高桥、三井四家日本洋行停止在陕活动，并令有关人员离陕返回汉口。刘镇华原与日商有所勾结，对此大为不满，竟说南岳峻未经呈报省府，即以报载为凭勒令日商离境，若引起纠纷，必为省长增加麻烦。同时对报社施加压力。幸好不久刘离陕西，此事遂告结束。

　　1924年7月，鲁迅先生来陕讲学，刘镇华妄想借鲁迅先生的声望抬高自己的身价，故对鲁迅先生殷勤招待，并请为他的部属讲话，同时暗中托人向鲁迅先生示意，希望在讲话中对其政绩有所揄扬。不意鲁迅先生对其部属仍讲“小说史”，只字未提刘治陕的事迹。刘闻讯后，很不愉快。《新秦日报》获悉这一情况，即据以作新闻报道，刘见报怒不可遏，立令教育厅长景岩征、警察厅长马浩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虽经报社编辑王淡如据理分辩，结果仍不免受到勒令停刊七日的处罚。

　　刘镇华独揽陕西军政大权并不满足，还把魔掌伸向河南，企图兼并国民军胡笠僧的兵力，他先命憨玉昆带兵入豫，憨兵败自杀。刘不甘心，复亲自出马，倾镇嵩军全力，东出潼关击胡，又被胡击溃，全军几遭覆没。刘收集残部流窜鄂陕交界一带，吴佩孚补以饷械，乃复受吴用，成为直系军队。并得湖北督军肖耀南之助，在汉口日本洋行购买军火，积聚兵力，拟再次找胡笠僧报仇。迨胡笠僧逝世，国民二军势衰，刘于1926年乘机收编股匪王老五等，在豫西四处截击国民二军，并向西推进，连取潼关、华、渭数县直扑西安。当时西安守军仅有国民二军李虎臣少数部队，因众寡悬殊，打算退往西路各县保存实力，徐图再举。适西安士绅韩绾青、王子端等代表西安军民前往三原，请来杨虎城新胜之师，与李虎臣共守危城。西安虽被围长达八月之久，《新秦日报》坚持出版，从未停刊。

　　西安被围之初，物资粮食未显短缺。但到后期，困难日增，军需民食，极其匮乏。《新秦日报》几临断炊，幸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张子宜向粮秣处先后两次借回大麦一石，压成粗粉和以油渣、红糖果腹，勉强支持到解围。

　　记得围城不久，一些绅士和商界人士发起组成了一个“和平期成会”，会址设在大湘子庙街“陕西省通志馆”内，当时天天有活动，我也不断去采访。在此期间，刘镇华派宋云石(曾任陈树藩的军械局长)入城接洽，条件是杨、李将国民军撤出省城移驻西路，双方停战。寇锡三、壬卓亭向杨转达，遭到拒绝。因此，宋去之后，刘攻城愈急。其时，城内商业完全停顿，居民生活愈加紧张。一天，郭蕴生在省府开会后来“和平期成会”，透露省府因军费拮据，拟向商会筹款，我即根据这一消息，在报上发了新闻。警察厅见报后，向我追问消息来源，并否认有这回事。我据实以告。次日，在“和平期成会”正开会时，省府科长张警堂来会，邀郭蕴生去后院谈话。张走后，郭对我大发脾气，责我不该泄露消息来源，使他受窘。我表示歉意，默然离会。

　　时农历十月，守军濒临弹尽粮绝之际，国民党陕西负责人刘含初在东厅门中山大学开会，到会约五十余人。首先由一个自称裱糊匠的人发言，历述人民遭受苦难情景，倡议召开市民大会，讨论食粮与守城问题。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十时在南院门召开市民大会研究办法。我得到消息，赶往中山大学采访，散会时已届黄昏。杨虎城得悉我在场，以为我参与其事，次日，即令军警督察处长丁增华约我和参加这次会的几个人去谈。参加会的周伯敏、马公弢都不敢去，仅我和刘含初去见杨。杨见面即说守城日久，使大家受饿。我们说军民同甘共苦完全应当，目前应想法解决困难。当我和刘同杨虎城谈话之时，南院门市民大会已经举行，杨即派人向到会群众安慰劝勉，并且告以援军已到陕境，不日即可解围。与会群众听此消息，相继离开会场散去。

　　围城时，当局曾拨借一石大麦解了报社职工燃眉之急，解围后，李虎臣还叫丁增华传话，送给报社二百元以示补助，虽因军需处长牛耀堂借口无款终未予以支付，但我却深感李、杨二将军对与之同甘共苦的报纸的关切之情。

　　《新秦日报》系当时西安仅有的一家报纸，解围后发行量激增，因而报社经济情况好转，几个月来所欠债务陆续还清，并充实了印刷器材。

　　刘镇华溃退豫西，投靠了冯玉祥。冯以于右任为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付之。于、邓由三原来西安后，雷晋笙、吕佑乾等对我说，大家意思叫我担任行政工作，报纸由雷接办。我因城囤已解，办报情切，且报社财物均属己有，岂肯拱手让人，遂婉言谢却。

　　冯玉祥统治陕西时，曾以总司令部名义，布告取缔农会擅自杀人。《新秦日报》报道时，标题标出“取缔”二字，总部政治部长刘伯坚见报，认为用“取缔”一词极不妥当，勃然大怒，并令驻陕总部派员查办。史可轩召我及报社编辑王淡如谈话后，我承认错误，报社被处以停刊七日了事。

　　宋哲元任陕省主席时，要报纸在城关各大街十字张贴，以广宣传；另外每日给省府科室各送报一份，连同省府所登启事通告，每月付给三百元。一次，我去外地期间，报纸登载了朝邑县驻军因粮秣紧张而截扣赈粮的消息，转载了《申报>关于宁夏西北银行钞票挤兑风潮的新闻，宋哲元深为不满。乃令警察厅长周永胜将总编王淡如拘押了十五天，还派警察包围报社和报纸主笔顾献庭住宅，进行检查。当我回到西安时，风波虽告平息，但每月省府给的三百元却完全停付。  刘郁芬继主陕政，省府给报社的三百元报费和广告费虽已恢复，但拖拉不能按月支付，直到刘由西安向渭北逃跑时，有半年多时间没有付过分文。

　　杨虎城任省主席兼西安绥署主任时期，每月补助《新秦日报》二百元，初期还能按月支付，中间突然停发。为了弄清原因，托杨部参谋处长张子麟询问省府秘书长南汉宸。不久张交给我一百元时说：“南给你二百元，我因紧事用了一百元”，并未言及其它。以后我才得知，因各报登载泾阳、三原、高陵三县人民联合控告渭北水利局职员舞弊的传说，结果：《民意报》停刊，《西安日报》改组，《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停止补助。同时也才知南所给的钱是他自己的，我深为抱歉。在南卸任秘书长后，我到红埠街他家去看望，他还问我报社用钱不用，始终未提省府停止补助一事。

　　邵力子主陕，以省府公费有限，决定由财政厅作为正式开支，按月支付各报。《新秦日报》的二百元报费、广告费又有了着落，不意王德溥接长财政厅后，无端停止支付，《新秦日报》的二百元补助费又复落空。

　　《新秦日报》于西安解围后，有了发展。在上海和本省宝鸡、安康均设有分社，办理发行、通讯业务。创刊十二周年时，出版了“《新秦日报》四千号与二十三年(1934年)元旦合刊。”合刊的前言如下：“本报创刊迄今，时历十二年两阅月又二十二日。以日计之，已达四千四百六十七日矣。今则出刊之数，仅为四千号。其间脱期雨虚靡之光阴，竟至十五阅月，此则同人引为不幸者也。虽然，此岂得己哉!夫次殖民地之国家，处被宰割之地位，国耻纪念，与年俱迸，一也，言论自由仅空谈耳，停刊处分，迭经身受，二也；继停刊相习成风，改进需时，遽难革除，三也。有此诸因，遂致本报历几许岁月，荒废大好时光。就责任言，无以对社会，就业务言，无以对读者。纵社会曲予原宥，同人究不敢自恕也。夫新闻纸者，社会所依为耳目者也。今者强邻环偪，国难方殷，开发西北，至其听也必聪，视也必明，毋使其仅具形式上之官能，以至于聋瞆无用，此固社会之期望，亦吾辈之天职，愿与同业及社会硕彦共勉之。”正当《新秦日报》力图发展、扩版到三大张时，国民党中央在西安办的《西京日报》社长丘元武就找邵力子陈说，各报篇幅均不得超过两大张。以此为准，并由省府作出决定令各报执行。《新秦日报》在此限制压抑下，只得减少出版张数。但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国民党当局对《新秦日报努的利诱、迫害接踵而至。

　　有一阵，忽有许多朋友不断劝我为报纸找个“后台”，找点固定津贴，以求发展。我想：还是自己苦干比较自由，以保持民办报纸风格，对来劝者一律婉言谢绝。一度曾任报社经理的高琛斋，有一次竟对我说，国民党省党部主委李贻燕告诉他，新秦报为什么不想办法找点补助呢?何必那样苦撑。还有我的内弟杨肖愚由甘来陕，他同李系同乡同学，也劝我找李给报纸活动津贴，我同样谢绝。以后，《西京日报》继任社长于秋墨来对我说，给你的报找点津贴好吗?我答以目前尚可维持。于不悦，拂袖而去。  

　　“西安事变”前，有一个叫钟楚珩的人，由南京来陕找邵力子想当县长，因所谋未成，经友介绍为报社帮忙，我给以名誉经理职务。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来陕时，钟是杨的故旧，介绍我去见杨，见面时只作一些礼节性谒访，未涉及其它。事后钟对别人抱怨我说，俞既不向杨要钱，那何必去见杨?

(四)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度与《新秦日报》商妥，把由重庆寄来的《新华日报》纸型，交《新秦日报》铸版印刷，在西安发行。这与以前代印宣传品时的密秘方式不同，是由“八办”熊静同志与《新秦日报》订立正式合同的。当时我认为重庆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部，重庆出版的报纸，西安代印出版，不至有什么问题。不料西安新闻检查所主任唐奇在报社代印不久就追问，为什么你们要代印《新华日报》?《新秦日报》与《新华日报》是什么关系?并指明，代印报纸无异就是代共产党宣传，即迫令停印。当我去长安杜曲镇躲避空袭时，我的儿子俞岳松与经理部工作人员研究，认为报社与“八办”订有合同，收了订款，中途停印，违反营业道德，遂决定按从前印中共传单的办法，在夜间密秘印刷，俟合同期满再行停印。但又被特务告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立令警察局派人把报社印刷机加封，抬走了铸版机(当时西安仅有的一部)等器材，使《新秦日报》不能出刊，接着又将报社营业主任张炳智捕去。后经我请《秦风日报》社长成柏仁先生向郭疏通，郭提出由他给报社介绍一个编辑和一个校对为条件后，才启封机器恢复出版。郭所介绍的编辑叫刘毅，校对叫郭汉章，刘、郭到报社后到处查看，尤其该郭身带手抢，气势凌人。工人中他们也安插了一个姓杜的人，暗中监视报社活动，向其报告情况。事后，据一知情人透露：他们原打算以报社为共产党服务为借口，没收全部印刷器材，置《新秦日报》于死地。但经过一年多时间，没有找到任何口实，郭汉章无法向其主子交代，终于不得不离开报社。而编辑刘毅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也调到《西北文化日报》去当编辑。

　　“三青团”陕西省干事长杨尔瑛想在西安办一张报纸，因没有印刷设备，要我帮忙代印，并说：把你这个小摊子同胡(宗南)先生的大摊子合起来，对你大有好处。我婉辞未诺，杨则不欢而去。不久，杨又同胡宗南的秘书崔某来找我说：“三青团”经费不多，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三青团”办的《青年日报》能问世，就算帮了大忙。在被迫无奈之下商妥：《新秦日报》每日印完后，在原版换上《青年日报》报头，再换一下社评和儿则新闻就行了，他们酌给一点津贴，编辑、校对他们自理。这样作以后，便发生编选稿件各取所需的问题，为了减少排、换版，我们只得少发稿而迁就他们。《青年日报》在《新秦日报》印后再印，出报迟，阅者少，他们派了一个姓陈的专搞发行也未好转。又以偷换订户的手段把《新秦日报》订户改成订《青年日报》。记得一次姓陈的发脾气，把一个拒不换送的送报人交警察局押起来进行恐吓。如此境遇忍受年余，直到他们买了印刷器材，我们才获得解脱。

　　与办报同时，我在西安钟楼根东边开设了一个“安乐茶号”，专售素食糕点，某年因避日机空袭，在长安县杜曲镇租了两间临街房，迁去部分工具人力开业，并代推销《新秦日报》。后又迁去部分印刷器材，一面承接外活，一面作印报备用工厂，万一城内报社被炸，还可在此正常出版。这期间，杜曲镇商会每次派款，对“安乐茶号”分号总比其他商号多。一次派军麦，镇上最大的商号仅派二石，而安乐分号竟派了十二石。于是勉凑了部分麦送去，便宣告停业，打算不了了之。但镇商会却说，店铺停业，报纸还在，遂把欠交军麦拨由军队直接催收，一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八个枪兵到我家坐催不走。后幸得安乐分号经理刘德卿借到他女儿的麦子代交，才免了一一场横祸。最后出盘安乐分号铺底，还清了刘借其女儿的麦账。

　　1943年秋，《新秦日报》社东邻专营钢笔商店——“钢笔大王”失火，延及报社及紧邻关中旅社、油店、百货铺，钟表店、饭馆等十多家。报社器材几成灰烬，其他各家损失也很严重。端履门十字西北角成了一片焦土，还烧死了一个装订铺的学徒。这是西安城内一次大火灾。当我被带到警察一分局，一个姓张的立即审问说：“火是你们放的，你们报社内有共产党，姓周的编辑就是。要不，你们为啥要代共产党印《新华日报》呢?”我答：“报社职工没一个共产党，我负完全责任。今天失火是由“钢笔大王”起的，可以调查。至于我报工厂代印《新华日报》，是正当营业。《新华日报》既能在重庆出版，为什么西安不能代印?我是报社社长，有什么事由我负责，其他人应即释放。”于是，就把我和“钢笔大王”经理周宪章押起。次日又转送警察总局，经司法科审问，仍不能决定谁家起火。乃将全案悉送杜曲镇长安地方法院检查处，几经询问仍无法确定责任属谁。幸好，过了几天“钢笔大王”店中的小学徒，自己跑到法院自首，他说，他给一个修钟表的同乡偷取汽油，不慎将蜡烛芯火灰掉进油桶，引起大火，待跑出喊人扑救返回，火势已烧至门口而成火灾。检查官以小学徒能自行认罪，罚了一百元结案。从而国民党想借火灾陷害报社的阴谋复成泡影。

(五)

　　报社因购买纸张材料一时周转不灵，经理钱信予以“安乐茶号”为其友沙景云承包修建彬县仓库工程作保为条件，借得沙一万元。合同由两家商号盖章。三个月后，粮政局忽然来人说，沙所包工程未竣、款已用光，人已逃跑，你们赶快派人继续修好仓库。并说，另一家铺保也已无踪，现唯“安乐茶号”一家是问。我一再找粮政局交涉，终归无效。约两个月过后，粮政局偕同警察竟封了“安乐茶号”的大门。时正当中秋节前夕，值月饼大量上市之际，我复找粮政局负责修建工作的白子玉，商请允许“安乐茶号”作过月饼生意后再垫款修建仓库。白与张子俊局长研究决定，粮政局借给十二万元并派人监工，《新秦日报》以印机担保还款。不意“安乐茶号”营业收入欠佳，近二十万元巨款无法筹足。于是粮政局即派白子玉领兵到报社，将印机拉走，迫使《新秦日报》无法出版。在此打击下，我先同高自振的印刷厂商洽由其代印。随后又向《国风日报》求助，得到景梅九先生的支持，把两张大型日报缩为四开晚报，利用《国风日报》原版，另换报头，继续发行，借以保持报纸发行权不至因停刊而失效，待机再行恢复。

　　1944年4月，西安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与胡宗南招募的所谓“青年军”起了冲突，几近火并。《新秦晚刊》刊登了这一新闻，惹起双方不满，向报社大兴问罪之师，连日纠缠不休。同时国民党省党部又乘机煽动，唆使“青年军”到报社寻衅、捣乱。报纸遮此境遇，只好宣告暂时停刊。

　　报纸停刊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处长陈怀仪偕同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陈忠经突然找我，商借《新秦日报》的名称出报，待他们的报纸办好登记手续时，即归还所借名义。并说这样做我们可以马上出报，你们又不至因报纸中断失去出版权，双方有益。当时我已知他们意在利用民办报纸这一招牌，欺骗群众，但来者势大，只得应允。接着陈忠经派了一个叫赵耀斌的人，和我儿子俞岳松假大公报西安办事处的楼上接头，按他们所说办法办理。借用《新秦日报》名称不限时间、不立合同，由陈怀仪和王淡如保证。他们借用《新秦日报》名称后，即继续出刊。不久，陈忠经赴美国留学，报社事务全由赵耀斌负责。不意事出突然。据说，国民党反动派从东北发现赵耀斌是中共地下党员，于是把赵和一个担任总编辑的人用飞机解往重庆。至于真象究竟如何我不知道。事件发生后，他们不再借用《新秦日报》的名称，而改为《黎明日报》出版发行。在当时，我也没法找他们收回报纸发行证件，但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还不断找我的麻烦，怀疑我与赵耀斌有什么关系。幸而陈怀仪还在，他又是中介人，才使我免受牵连。

　　《黎明日报》出刊不久，盘据西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四面楚歌境地，敌人赶把所有印报机具抢运一空，亡命溃逃。旭日从东方升起，西安这座有名的古城，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