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1925年考入 南开中学，1931年毕业后，以第十九名考入 清华大学。次年，患肺结核，系主任张子高先生谓不宜继续学化学，乃转入历史学系，1934年因病休学两年。

1937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先生距毕业尚差十余学分。胞弟卞又新也在清华大学(土木系)就学，学校安排已先期前往 长沙（1938年初投笔从戎，参军抗战），先生则留津承担家庭生计。8月16日，先生离校返津，在天津车站即遭日本宪兵拘捕，被投入囚禁天津著名报人 刘髯公、神父师潜叔等人的囚室, 先生在多方营救下，囚禁18天后方得以获释，目睹同囚难友横遭残虐，对日寇之残暴，愤慨尤深，乃以不任伪职、不投文稿自律，直至日寇投降。

1961年初秋，先生以确凿证据撰写《关于〈 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对著名史学权威的观点提出质疑，投稿无果。友人提示发表此类文章可能殃及今后的学术生涯，但先生不以为然。后寄至 吴晗处，吴晗阅后觉得甚好，便推荐到《 光明日报》，文稿被删除一半，得以发表。但即遭 翦伯赞先生弟子撰文攻击，再投稿反驳时，报社以对此问题不再讨论为由拒绝发表。三十年后 陈垣的秘书、北京师范大学 刘乃和教授讲：对该文印象极深，并问为何再没见文章发表？

先生心系文史，于1957年受聘天津史编纂室。不料，“反右”爆发，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次年，天津史编纂室并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由于机构变更，先生“右派”身份虽侥幸逃过正式审批，先生虽得到历史所领导的保护，未被补戴右派分子帽子，实则仍需按“右派”对待。只能从事图书资料室工作，无法安排到研究岗位，长达二十余年。先生并不气馁，坐冷板凳数十年，逆事顺办，利用工作之便利，大量购买认为可研究的图书资料，同时也更加重家中经济之拮据。

1959年9月吴晗发表《论海瑞》、《 海瑞骂皇帝》等提倡敢讲真话的文章，先生在购旧书时发现海瑞墨迹，即购赠吴晗先生。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序的末尾,写了“墨迹(指海瑞墨迹照片)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并致谢意”。孰料此事在 “文革”中竟被指为一大罪状，先生成为天津历史研究所第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先生史学研究继承清华大学国学院建院初期的严谨治学传统，著述力求平实。先生在职期间，精心搜集史料，撰写专题、起草史稿，指导后学。此外，曾被指派参与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 河北省历代灾害调研及天津市环境质量图集、历史地图编制等项工作。其工作异常繁重，其研究成果则罕能发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先生年逾七旬，面临退职，仍无学术职称，自“文革”结束至1987年虽发表了近三十篇文章，出版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天津》（1983.7）、《天津史地知识》（1987.6），其成果远未能反映先生之功力和学术水平。衡诸当时有关条例，知先生者不免焦虑，先生则淡然处之。幸赖领导和学界秉公评议，众望所归，先生得以以研究员职称退职。

1988年先生退职后，如 严范孙先生诗句一样“花但能开不厌迟”，辛勤如昔，笔耕如常，常年的功力焕发为学术上的青春，缅怀严范孙、梅月涵、雷伯伦、 陈寅恪、吴雨僧、钱宾四等诸位师长的文字不断发表。《老天津的年节风俗》（1992.11）、《〈津门诗钞〉校点》（1993.1）出版。先生尝以数十年之力，为在历史上被误解湮没已久的 吕留良广收遗事，纂为长编，发潜阐幽，得未曾有。海内学者得见之者，或称其搜集难度甚大，或称其持论精确新颖，或称其撰著经得起历史上的考验。《吕留良年谱长编》历经七十年，至2003年9月方得以在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得到中国出版集团学术著作、重点图书专项补贴。 蒋寅研究员以“一部独具特色的清代人物年谱” 对该书的体例结构之完备，资料之丰富、充实，倍加赞赏。《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经近十年的编撰于1995年曾协商出版事宜，因责编大肆删削，以至面目全非，先生宁不出版，亦不愿毁其文稿，负罪师门，亦无以对托付于己的 蒋天枢先生。历经磨难二十余年，于2010年4月在 中华书局出版。年末被《 中华读书报》编辑部评选为2010年度十佳图书。两部巨作其学术价值和艰难历程，令人动容推崇。

对于先生来说，百年的人生苦旅，并非一路福星，先生幼年身体孱弱，青年患重病，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家庭变故不断，经济之拮据，生活困顿，而先生坚忍对待，终能处之泰然。惟于治学一事，却夙兴夜寐，焚膏继晷，矻矻终日，锲而不舍。凡此种种，堪称人生典范。

而今，期颐之年，藏书数万册，四世同堂。虽有老病宿疾，却无烟酒恶习。九八高龄时大腿骨折，其骨质之密度令医生惊叹，手术平安，康复正常，创该院迄今仅有之例。

先生不嗜烟酒，勤于思考，笔耕不止；温和平静，低调做人，不争强好胜，生活顺其自然；淡泊名利，得意而不忘形，失意而不丧气，无疑是他得以登寿域、跻春台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