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歌剧有五、六百年的艺术实践，已趋于成熟。而中国的民族歌剧，如果从三十年代算起，到新中国成立；从《梦里桃花》、《孤岛钟声》……等一批早期作品到延安时代创作的《白毛女》、《王秀鸾》、《赤叶河》等统观下来，还只能说基本属于“对白加唱”式的探讨。而《江姐》的上演，情况就有了非常大的不同。无论从综合艺术手段的调动和运用上，还是在歌剧音乐创作和歌剧唱腔民族化艺术探索上，都应该说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蒋祖缋正是当年江姐的首演扮演者。江姐的艺术形象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红梅赞》、《绣红旗》乃至剧中主要人物的唱段和咏叹调至今流传着，这就雄辩地说明由她主演的这部歌剧艺术上的巨大成功。生活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蒋祖缋对于中国民族歌剧艺术事业的突出贡献，是永远值得铭记的。

蒋祖缋独唱音乐会以《江姐》经典唱段为主，配以中外著名歌曲。阵容也很强，除蒋祖缋外，还特别邀请了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石成玉参加对唱，邀请了著名钢琴演奏家辛子峻先生担任全场伴奏。主持人则是由观众非常喜爱的李光瑜出任。

  蒋祖缋与同时期友人同台献艺

蒋祖缋在观众热切的期待和热烈的掌声中出场了。还是江姐那身令观众非常熟悉、非常亲切而又非常典雅的妆扮。人们的情绪一下被提起，隔着时空，仿佛又回到当年歌剧《江姐》为我们铺叙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耳畔似又重新响起歌剧开场时由剧中人江姐、孙明霞的独唱、对唱、齐唱构成的极富情绪容量和戏剧张力。

一出好戏，由多种因素构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要有好的剧本和优秀的演员。《江姐》的成功，一是剧本(包括音乐)创作紧紧抓往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情绪和时代音调；一是有蒋祖缋这样杰出的歌剧演员。

作为一场普通演出，当年的轰动，可以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年时间里，就上演了286场，且场场爆满。这在歌剧舞台演出史上，是个奇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自不待说，全国各省、专区、县、市当年都一批又一批派出有关人员进京观摩《江姐》演出。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很单纯，思想也简单。观众忘情地投入演出，从头至尾跟着演员一同掉泪，一同着急，一同振奋，一同欣喜。常常是演出结束了，观众却不肯离去，围着演员乘坐的班车喊“江姐、江姐”。直到江姐从车窗口探出身子向大家一再招手致谢后，车子才能开动。

当时也不兴名星炒作，但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却情不自尽地在心中吟唱红梅赞，千千万万的女孩子在悄悄模仿着江姐的做派、发式、眼神……整个中国大地，则处处回响着“红梅赞”的歌声。人们敞开心扉，让自己的向往在这种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尽情荡漾。

创作、排练、演出的全过程，始终受到领导们的重视。病休中的空军司令刘亚楼自任《江姐》剧组的“编外领导”，看排练，看演出，发表指示。剧中甫志高的戏就是按刘亚楼司令员的意见改定的。他要求空政文工团凡不上节目的演职员每场演出都必须到剧场去当观众，散场后跟观众一起退场甚至还要求他们陪观众走一程，专门搜集群众反映，然后连夜向他一一做汇报。他还要求所有空军的政工干部分批分期聚集北京专场观摩并分组、分专题进行讨论。这位可爱的将军哟，就是用这种“发动群众，深入u2018敌u2019后”的战时工作方法，用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法，对剧组实施直接而具体的领导，直到他病逝。

作为抒情男高音，石成玉先生很会塑造自己的声音形象。既保留美声唱法的本色，又能够适度地、恰到好处地吸收通俗唱法的某些优点，在准确把握歌曲风格的前提下，他始终将声量控制在中等强度，这样一来，便可既不失音质的纯厚坚实，又显得格外轻松自如，抒情效果柔润而娓婉，很容易打动听众。本场演出，无论是与蒋祖缋对唱《江姐》插曲《青松林内红旗扬》，还是演唱其他中、外作品，艺术效果都非常出色。

将辛子峻先生的钢琴伴奏视为这场音乐会主体艺术的构成要素，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他的伴奏有一种非常鲜活的气势，节奏动力感极强。编配亦细致而讲究，具有丰富的和声色彩。演奏上的力度转换自然而得体，不同作品的旋律层次和意境内涵，让他解释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确，非常到位。没有任何夸张的动作，沉稳平静不事声张，反而更显出他的个性美感和深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既善于引导、激发演唱者灵感，又善于调动听众审美热情的大师级别的艺术宿将。这种纯粹以钢琴演奏本身的艺术灵秀来烘托演唱、阐释作品、启迪审美感悟的伴奏风格，时下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