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任红一军团电台报务员，红四方面军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军委电台报务员、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无线电科副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中队中队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学校校长，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处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通信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通信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军事科学研究室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因病于1996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1937年，奉命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遭到了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3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此后，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以及工作人员黄子坤、冯国寿、陈祖任等奉命带着电台，随9军军长孙玉清行动。不久，马家军的搜山骑兵发现了他们，刘俊英等6名电台工作人员被俘了。

西路军总部电台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刘景炎与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原来同属冯玉祥的部下，刘景炎听说西路军电台的人员被俘，便给张之俊发来一封电报，说西路军中有些被俘的无线电通讯人员是自己的学生，念彼此都是同行关系，恳求大力给予营救。

经张之俊请示，马步芳下令从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查找无线电技术人员。此后，被俘的曾庆良等人被送到马步芳的西宁电台。

1937年3月上旬，马步芳接到蒋介石密电：红军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由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腹部西进，令马步芳立即派兵追击，务必全歼。于是，马步芳拟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一是命令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立即抽调骑兵一个团，由旅参谋长郭全良带队，经由都兰县方向前往追击；一是命令仍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立即派主力骑兵星夜就近“围剿”。这两个电报译成密码后，送到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手中。熊维邦没有看内容，就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为他代班的报务员曾庆良，便自己回家逍遥去了。

曾庆良接过电报密码稿，一看内容大吃一惊，这电报发出去，翻越祁连山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将遭到马家军骑兵主力的追击，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怎么办?他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假装上机发报，按了几下电钮做个样子，而后又将电报密码稿放回熊维邦办公桌上，便下班了。

4天之后，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刘呈德部在玉门附近的青山头与沿祁连山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接火，立即下令将调往都兰县的那个骑兵团撤回，同时想起打电话追问电务处：给马彪的电报已经发出4天，为什么不见回电?

电务处是领导电台的，和电台在一个大院内。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耀接到电话，不敢怠慢，立即去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张之俊询问熊维邦，熊维邦马上回机房查找，见那封电报密码稿还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没有发出，就心急火燎地找来曾庆良：“这封电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发?”

“熊主任，机子里声音嘈杂，干扰太大，我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曾庆良轻松地解释着，似乎一点也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哎呀!你给我惹下大祸了!”熊维邦吓得脸色煞白。

“不要紧吧?要不，我再发一次试试。”曾庆良很歉疚的样子。

“算了，算了，来不及了。”熊维邦一摆手，就急急忙忙找张之俊解释去了。

“准是曾庆良他们有意扣下了电报，不发出去。”张之俊说。赵焕耀立即附合说：“肯定是这样!这是一封命令追击他们西路军的电报呀。电报稿虽说是密码，可都是在明码的基础上略加改动编成的，稍有收发报知识的人都能看懂。”

出人意料的是，马步芳竟没有追查此事。曾庆良扣压电报，使李先念等率领的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了一劫。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所俘红军西路军战俘东调南京，以备抗日。曾庆良等6人因不能“教化”，也在东调名单之内。他们先被押到兰州，关进了“临时感化总队”受训感化。一个多月后，他们又被押往西安。途经平凉以东40里的同贤镇时，在老乡的帮助和红军援西军的配合下，曾庆良等人顺利逃跑，最终回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