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世桢（1895—1972），安徽望江人，中华民国时期政治人物。1918年，何世桢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之后又赴上海东吴大学攻读法律系。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何世桢是组织上海学生响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上海学联评议长，得以结识和追随孙中山先生，经常聆听中山先生教诲。由于学习、工作繁忙，晚上疲倦时，何世桢经常瞌睡在孙中山家中的沙发上，孙中山先生深为爱惜，将毛毯轻轻盖在何世桢身上。同年，何世桢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何世桢后赴美国留学，1922年何世桢和胞弟何世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系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何世桢在东吴大学执教法律，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并经常执行孙中山先生亲自交付的任务，还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法律顾问。孙中山先生有很多日本朋友，有些关系就由何世桢代表孙中山先生和日本友人保持联系，其中不乏日本政界要人。

1924年1月，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先生亲自指定何世桢为上海三名代表之一。大会期间，何世桢与毛泽东、李大钊、廖仲恺等人担任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由广州北上前往北平，途经上海时，专门约见上海的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员，再次详细阐述了他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要求青年党员转变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在与何世桢谈话中，孙中山先生推心置腹地对何世桢的政治道途寄予厚望，对何世桢已开办的私立持志大学表示赞赏与鼓励，这也是孙中山生前最后一次对追随自己的何世桢当面亲切教诲。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多次拉拢何世桢均遭拒绝。此时，何世桢与许崇智、陈中孚一起，受命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利用与日本政界元老的旧识关系，搜集日伪内部机密情报，包括战争与战事动态情报和日方对华政治动向。1939年9月12日，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三批通缉九名汉奸的一份名单，分别是褚民谊、陈群、缪斌、梅思平、何世桢、高宗武、丁默邨、林柏生、李圣五。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群畏罪自杀，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邨、林柏生均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李圣五也因汉奸罪被捕，高宗武因揭露了汪日密约内容并公诸报端其后被取消汉奸通缉令。

而何世桢在抗战胜利时，重庆方面还委派其为接收大员安居上海，1947年还被推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1948年的国民大会。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何世桢被列入这份汉奸名单，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其中确有一段隐秘、曲折的经历。

1939年汪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汪精卫曾力邀何世桢参加大会并作为主席团成员。何世桢拒绝后，汪精卫仍在会上将何世桢列入中央委员名单并在报纸上公布。其时，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秘密派出的视察员周尚在上海已然对何世桢拒绝与汪精卫合作以及持志大学抗命拒绝“登记”的前后非常清楚，拟出电报稿给重庆的陈立夫报告实情，却因译电员被捕而电报未发出，致使重庆方面听信伪报，误认为何世桢已与汪伪合作，而发出了那份包含何世桢在内的汉奸通缉令。

后来，周尚回到重庆，见到陈立夫时才知道在上海发的密电重庆未收到。但此事纯属绝密，又不能公开澄清，便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居正、于右任、王宠惠三人联合手书密交何世桢，声称开除党籍、通缉纯属误会，要求何世桢以此迷惑日伪，并希望何世桢去日伪内部开展情报工作。何世桢此时以国事为重，决心大义报国，忍辱负重，和陈中孚二人冒险赴日本，利用旧识关系，接触政坛元老，挑动倒阁，拒绝援汪。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何世桢一切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重。据原蒋介石侍从室陈布雷部下主管情报工作的张令澳在《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披露：蒋介石通过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转达，希望何世桢基于爱国大义精神，在上海充分利用在日本政界重要人物的旧关系，设法打入日伪内部，成为埋伏在上海的一条内线。对此，何世桢表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此真正成为“打入日伪内部的中国国民党地下工作者”，而且是中国国民党最高层次的谍报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何世桢一直居住在上海。周恩来总理到沪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曾经=征求何世桢愿否出来工作的意见，何世桢婉拒了邀请。1968年8月，何世桢受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张春桥点名隔离审查，被关押长达四年。1972年10月13日因病危被释放回家，四天后的10月17日去世。

1979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关于何世桢问题的复查决定》，认定何世桢“历史上与我党组织有过关系，曾做过有益人民的事，是有贡献的”。并肯定对何世桢的隔离审查是错误的，因而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按党的政策规定做了善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