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耀如 - 简介

1931年5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卢耀如初中毕业后，升入福州私立英华中学。按当时他的家庭情况，父亲为小职员，弟妹又多，是难以上这所教会学校的。但是他每学期都以优秀成绩列在全高中前6名之内，得到奖学金。1948年时，当时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系沈元教授因母病回榕，在英华中学教书。卢耀如数理化成绩好，沈元曾单独对他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并且说：“你敢不敢去摘这明珠？”当时在英华中学也有校友来校说：“美国在田纳西河搞水利，有TVA(TennesseeValleyAuthority的缩写，即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中国在扬子江三峡修坝（孙中山先生曾构想），就是YVA。”这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1950年1月卢耀如从高中毕业，当时有的同学去东北求学，他因旅费困难未能同行。那时许多青年学生被吸收参加工作。卢耀如向沈元先生请教可否工作一段时间再升学。沈先生说：“好啊，工作一段再升学，理解力更好。”于是他经推荐而选择在南台学联（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州市工作委员会南台办事处）工作，日夜要跑几所大、中学校。

1950年7月，华北高等学校联合在福州招生。卢耀如到英华中学，在礼堂楼梯边见到陈景润，陈对卢耀如说：“我在家备课。”英华高中只有三百多学生，不少都是熟人。卢耀如想自己功课好，应当向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方面发展。于是向组织提出了升学的申请。离高考有12天时得到批准，李清藻代表组织对他说：“新中国需要技术干部，你功课好，组织支持你考大学。”

当时要上大学备考，就得脱离工作岗位。于是卢耀如离开了工作岗位，住在英华高中部宿舍日夜复习。由于临考时病了，结果成绩不理想，在报纸发榜时，他列在“下列考生成绩尚可，但所填系科无法安插”这一栏，需另填志愿。当时招考后，沈元先生已返回清华大学任航空系主任。经与招生委员会联系，认为据卢耀如的考试成绩，可前来北京填志愿入学。

卢耀如正在发愁旅费的时候，南台学联曾丽黎和黄民送来们当月津贴（供给制每人每月只1—2万多元）及卖掉们生产的蔬菜钱，约30万元（当时1万元，币制改革后为1元）人民币。

1950年初秋，卢耀如别离故乡，挤在一艘小汽轮上，沿闽江溯流而上。到南平后，又乘军用大卡车去江西上饶，前后爆裂了三个轮胎，在武夷山附近山区只剩下三个轮胎，汽车开不动了。因为刚解放不久，还有土匪等未完全肃清，只好立即到附近民房中，把门紧闭着。第二天才又上路，历经三天汽车旅途后，又搭乘一天火车由上饶至上海。在上海停几个小时，接着又转乘近两天火车，才到达北京。

卢耀如 - 经历

卢耀如到北京后，先去看望沈元先生，然后去清华大学教务处领取华北统考备取生志愿表，查了一下高考的分数，知道一些北京、天津、唐山的大学理工系，他还是可以被录取的，包括有的大学的航空系。那时清华大学已开学几天，他填了地质系本科，拟入校后再转系。

入学时，卢耀如选修了为数学系学生开的微积分（当时还是英语讲授），及为物理系学生开的物理课。不久，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教授对他说：地质人才缺乏，国家急需，你不要想转系。当时想转系的同学还有几位。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他们有12位同学了解到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向，于是就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安慰他自己读理工方面的志愿。清华大学土木系陈梁生教授经常来地质系，他是福建人，卢耀如也向他请教，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地质工作在土木、水利等工程建设上的重要性。他还选了机械系开的“机械制图”、张维教授开设的“材料力学”及“建筑材料”等课程。

卢耀如在清华大学修读了冯景兰教授的“普通地质学”、池际尚教授的“岩石学”、涂光炽教授的“矿物学”、杨遵仪教授的“古生物学”、张席禔教授的“地史学”。这些著名教授的授课，为他终身从事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这些著名的老、中、青教授们的治学精神，在他心中不断起着楷模的指引作用。

在清华大学学习全靠国家给的助学金，除了伙食费之外，每月尚有7000元钱（币制改革后，相当于7角钱）可零用，其中包括讲义费、理发、买牙膏和肥皂、看电影及寄信等费用，当时一封外地信也要800元（即后来的8分钱）。虽然经济上很拮据，但他精神上感到非常舒畅，身心都感受到清华大学这著名学府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求知、严谨、友爱与活跃的学风的熏陶。当时，在他思想上也有包袱，因为放弃工作又来升学，这种“个人主义”自己还是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在清华大学，学校及同学们还是很信任他，所以他还被派出担任北京市市长代表，到颐和园一带负责宣传工作。1951年夏天，他去北京一个大的建筑工地进行劳动，协助建筑公司进行工地整顿，得到的报酬，大部分捐献给抗美援朝，自己只留下几元钱，用以购买野外调查时穿的登山鞋。

清华大学的社团活动开展得很好，卢耀如在英华中学时就参加了铜管乐队，由美国老师教吹奏黑管，所以他在清华大学经音乐老师当面考核后，就加入清华大学铜管乐队，在大节日时，乐队发挥了很好的鼓舞作用。他也经常去听些音乐讲座，当时，他记得贝多芬的一句名言：“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后来他还和物理系及其他系的同学，共同组建了中国民乐管弦乐队，他担任指挥，于1952年春节时，他们演出三个节目，其中包括《马车夫舞曲》，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清华大学两年岁月，给卢耀如深刻的熏陶，比起当时较闭塞的福州来，使卢耀如有了开拓视野的好机会。在清华大学，经常听一些名人来校做报告、讲演，增长了很多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知识，这对更好地认识自然，更好地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贡献，确实有着很大的帮助。

卢耀如 - 实习

1951年淮河发生大水灾，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经当时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后组建为地质部）的安排，卢耀如、田开铭、钱学溥三个男同学及一女同学余也果，一起去淮河实习。他们四位同学在野外听姜达权的讲授，并被安排进行野外调查，有时他们男同学是一个人一条线路进行单枪匹马的调查，吃老乡的派饭（即先找农村生产小组长，然后安排到老乡家吃饭），按规定一餐给三角钱。

野外调查是非常艰苦的，一个人拿着罗盘、铁锤、放大镜这三大宝，还有一张地形图，就外出调查，起早贪黑，没有手表就按照太阳位置及调查线路耗时情况来判断钟点，没有造成一人黑夜滞留或迷途在野外、不知到达宿地的情况。在野外调查中，他深感在清华园每天锻炼1小时对自己增强体质的帮助。在清华大学，他每天跑3000米，跑后用马约翰先生的三分钟洗澡法，即一分钟淋浴热水，一分钟用肥皂摩擦全身，一分钟用热水变至冷水的冲洗，使他的体质有了很好的增强。

两个月野外实习，给卢耀如很大的锻炼和提高。首次系统地知道了工程地质的工作内涵，如何开展野外调查，如何编写工程地质调查报告。每个同学都写了一份报告，他写的是《关于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调查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一直保存在中国地质资料馆内。

在野外调查时，只能住民房，他们4个男女同学，有时只能挤在一小房间内，同学间沟通思想、交换心得，相互鼓励帮助，这是在校内所达不到的。通过这次实习，他确实坚定了工程地质专业思想，为后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实践的牢固基础。姜达权先生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回校后，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表达对姜先生的崇敬，也向许多青年团员等宣传过。在淮河的野外实习，给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去淮河之前，在清华园就传达了教育部的意见，要进行院校调整，并酝酿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拟将北京大学地质系和清华大学地质系作为基础，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地质学院。后来又听说，清华大学要改建工程地质系，以生物馆作为系址。从淮河实习回来，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已成定局，要他们作好实习的结尾工作后，即搬出清华，到原北京大学地质系所在地的沙滩地质馆内报到。

卢耀如 - 北京地质学院

卢耀如搬进原北京大学西斋学生宿舍，

孔德坊、卞昭庆、余仁福和他4个人在一室，那时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及唐山铁道学院等转来的二、三年级学生都在西斋住。上课在原北京大学的地质馆、红楼及新楼。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使国内地质界的学术泰斗、名流都聚集在一起，很快就显示出地质科学的新气象，清华大学地质系全部师生员工都作为新学院的骨干，袁见齐教授担任新建立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主任。

在北京地质学院，卢耀如担负起为新招收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介绍学习该专业的认识与心得，以巩固他们的专业思想，多次与新生座谈，并陪同他们去京郊实习。这些活动使他的专业认识得到更好地自我加强的机会。

在北京地质学院，汇聚了国内地质界的精英、名师，使他们在短短的一年内，在地质学的学习上，打下了更加牢固而坚实的基础。其中，包括张炳熹教授的“矿床学”，马杏垣教授的“构造地质学”，袁复礼教授的“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傅承义教授的“地球物理”，张咸恭老师的“土力学”，方鸿慈老师的“水文地质学”等等。

学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国内当时尚没有系统全面的教材，而实际建设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也还没有更多的经验可借鉴。所以，在学习中，张咸恭老师都强调在学习上和今后工作中，应当有开拓的思维，要依靠自己去探索新的认识。他的话对卢耀如后来起很大作用。通过清华大学两年的学习，特别临毕业时的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年学习，他才真正懂得该专业的广阔内容，主要应当学会开拓自己的思想。

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特别重视对于理论力学、土力学及地球物理等学科知识的学习。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工作，需要知识结构更广泛些，因此，别的专业较早结束了地质专业课学习，在毕业前就集中突击学俄文，而他们没有突击学俄文，仍继续紧锣密鼓地在赶学一些有关学科知识，以便能具有更广泛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今后具体而又复杂的工程建设服务。

快毕业时，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反映地质工作的电影《深山探宝》，摄制人员需要一些镜头，反映地质院校毕业生打起背包、走出校门的情景。卢耀如担任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学校就派他带领十多个同学拍这些镜头，当时，拍摄了在沙滩地质馆屋顶上打起背包的镜头，接着又拍下他们背着背包走出沙滩大门的镜头。后来，在电影中都采用了。

北京地质学院举行毕业典礼时。刘型院长讲了话。卢耀如在会上代表毕业班同学发表了讲话。

卢耀如 - 地质工作

1953年9月，地质部在兵马司后院举行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的欢迎会，刘杰副部长谈了话，对中国各地分配到地质部的多种专业的毕业生寄以很高的期望。会上，卢耀如代表新到的毕业生表示了为地质工作和国家建设尽力作出贡献的决心。

在兵马司呆了一段时间，卢耀如被分配到地质部东北工程地质队，在队长胡海涛带领下，开始为奔赴野外工作而作准备。胡先生那时不到30岁。由于工作较紧急，于11月中旬仍奔赴东北吉林浑江。那里温度可达－35℃。胡先生率领他们唱着志愿军战歌，扛着扫把，上山作调查，扫把的作用在于扫除积雪，寻找露头。上山时为了行动方便，卢耀如不穿皮衣，只穿薄棉衣。在东北工程地质队只有数月时间，从内业准备至野外调查，胡海涛先生给了他很多的教诲。

1954年3月领导上准备让卢耀如跟苏联专家马舒可夫学习，当时先让他去新安江工程地质队工作。朱庭祜老先生负责全队技术，但他还有别的事，很多时间在杭州，实际上由行政队长黄文理负责，那时新安江工程地质队有地质部人员，也有水利部人员。卢耀如到队上后，就带领一组人马沿新安江上游至下游进行踏勘填图，目的是回答水电厅徐恰时厅长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新安江库区存不存在寒武系碳酸盐岩的喀斯特渗漏问题；第二，从水文工程地质条件上对一级开发和梯级开发进行比较，那种方案更好。当时参加调查工作的还有从福建来学习的陈祖煌等人。在调查中，有一段时间白天上岸调查，晚上到下游指定地点，一组男女都挤在小木船的船舱中和衣而睡，人都不能翻身。有时一天一个地点，他们经常住在老乡的祠堂里，睡在装有死人的棺材旁。

在新安江工作了几个月，卢耀如较圆满地回答了上述两问题，这是他参加工作后交的第一份答卷：新安江库区不存在喀斯特渗漏大问题；一级高坝开发比多级开发好。后来，领导上让他正式跟前苏联专家学习，跟前苏联专家一齐出差。他们先去了淮河一带，后来又去了上海、新安江、长江大桥、湛江海港等地，住的是宾馆、别墅，出入是汽车代步，又经常参加宴会。对这种生活他经历了3个月后，他向前苏联专家及领导提出，是否不要这样学习，最好让他在野外工作，可请苏联专家予以指导。后来领导和前苏联专家也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又到野外队工作了。1954年11月他接替地质部淮河工程地质队夏其发队长的工作，负责白龟山水库的勘测任务。1955年初和在安徽的工程地质队合并，成立地质部931地质大队，淮河上游为2分队，他仍为分队长，负责郏县水库的勘测。

1956年发表了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充分反映出中央领导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关注，也使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掀起了高潮。那时淮河工作已结束，领导上原先也让他去长江三峡。突然有一天，张更生副局长兼新成立的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所长，对他说：“三峡你不要去了，你去官厅水库。”在1952年底他们作为学生也曾去官厅水库实习一趟，虽然官厅水库以其20亿立方米库容已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库，但三峡工程规模要比官厅水库大得多。当时他因没去三峡，心中是很不高兴。过了一天，张更生所长又叫他去说明到官厅水库工作的任务。由于官厅作为中国第一大水库，1954年建成，1955年开始蓄水后，就发生坝基渗漏与塌陷，而且塌陷已达粘土心墙，再发展下去，就会危及坝体。20亿立方米的库水，又对京、津一带造成威胁。张所长特别强调，这是周总理关心的大事，周总理亲自打电话让地质部负责查明这问题。部党组研究后，决定让卢耀如负责查明渗漏、塌陷的原因，为工程处理提供可靠依据。面对这紧急任务，他就只有全力以赴。当时由地质、水利及电力三部地勘人员组成研究队，在短短15天内，15部钻机、两个水文地质试验组就聚集在工地上。技术方面全由他负责，野外调查、布置钻机、抓现场实验、处理钻探事故……，真是日夜奋战。好在当时水利部委派陈庚仪为工程处理总指挥，设计上有冯寅总工配合协作，他们合作得很和谐，后来还建立了长期友谊。那时为了查明粘土心墙渗水情况，需要打孔，在向水利部党组汇报时，钱正英副部长说：“你有没有把握在心墙上打钻？有什么安全措施？”当时卢耀如立下了军令状，这是在充分考虑采取安全措施的基础上而作出的。

在勘探研究过程中，许多中外专家都曾前往，他也不断接待，多种的看法他都反复考虑，极力在研究中予以检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也曾专门陪同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前往考察，李部长听他汇报后，给了非常有益的指导。

通过不断勘探、不断研究，在众多中外专家的纷纭意见基础上，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震旦系迷雾山矽质灰岩中岩溶管道水的3个渗流中心，及其对坝体和砂卵石基础造成潜蚀管通而诱发塌陷的机理。

而后，他们进一步勘探，为的是如何为进一步处理提供依据。刚接这任务时，前辈谷德振先生作为他们所副所长，曾在官厅工地现场考察，并审核他的设计，他当时心中还是没底，曾对谷先生说：“先生你能否多呆段时间，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他曾希望谷先生帮他担起这重担。当时谷先生要去三峡，谷先生鼓励他说：“你在新安江、淮河干得不错，你大胆去干，有什么事我再来。”有了谷先生撑腰，给他壮了胆，在实际工作中也真正受到了锻炼。当结束了官厅工作，最后向水利部党组汇报时，是谷先生带领他一起去的，他在百多张图件中，只带两张图，简短汇报官厅水库渗漏与塌陷的机理及处理方案建议后，由谷德振先生最后拍板，对这成果予以肯定与赞扬，也立即为水利部领导及专家们所接受。当时作为年轻的地质人员，由北京地质学院走出校门才3年的卢耀如，终于在谷德振等老一辈地质学家的支持下，得到了又一次大锻炼，胜利地完成这项临危受命的重要任务。这是他负责研究喀斯特交上的第二份考卷。

卢耀如 - 三峡勘测

卢耀如在结束官厅水库的工作后，1957年，他和三峡地质队的们一齐跑剖面，进行水文地质动态观测，不断地分析石碑—南津关碳酸盐岩坝区的各种资料与已有勘探成果。1958年初，他就正式负责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测研究工作，将该坝区与火成岩的美人沱坝区相比较。那时长江三峡的装机容量可达3300万千瓦，被前苏联专家称为世界上水电站的绝对冠军。

1958年11月时，曾举行科研大会，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举行的招待会上，华罗庚教授曾表态：“三峡工程的计算问题他们包了。”当时日以继夜地勘测研究，以为三峡工程1961年就可上马，又正值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期，他们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在官厅，有时半夜还需上山了解钻探情况，有时天太热，工作到夜间11点，还到南津关队部附近长江支流黄柏河上去游泳，以便回来凉爽些再加班。但是有一次他却被鱼钩钩住大腿，好在他水性不错，冷静地摆脱鱼钩，免遭没顶之灾。从南津关坐轮船到三斗坪讨论两坝址比较问题，有一次他在轮船边沿因太困也就睡觉了，隐伏着被颠落到长江急流中的危险。谷德振先生在身旁看护着他睡觉，不忍心叫醒他，后来谷说：“你太累了，睡一会也好，有危险我就叫你，会照顾你，所以就让你睡一会。”当时他深感到老一辈地质学家是当时年轻的他的技术上的靠山，又是他们生活和工作上的保护者。

在长江三峡胡海涛先生担任队上技术负责的总工程师，并具体领导美人沱坝区花岗岩风化壳及有关工程地质问题的研究，也对卢耀如南津关坝区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谷德振先生那时已脱离地质部，主要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作为老一辈专家，经常来三峡负责全面技术指导。当然，在有关坝址比较等方面，卢耀如和谷德振先生、胡海涛先生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也有争论，但这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正常交流。在和前苏联专家之间，也有争论。例如前苏联喀斯特专家索科洛夫于1956年来三峡前，曾去过官厅，卢等就曾向他汇报，得到他的赞许。1960年他应邀又到三峡及贵州等地，由戴广秀工程师和卢耀如作陪。对三峡喀斯特水文地质特征方面，卢和索科洛夫教授也有不同认识，最后教授同意卢的看法。后来去贵州乌江渡，对于坝址选择也有不同看法，教授原先主张选上游白云岩坝址，卢耀如从页岩防渗及白云岩古岩溶作用及风化的角度，主张选目前采用的坝址，后来索科洛夫教授也同意了他的观点。他们虽然有争论，但相互尊重，也是友好的科学上的争议。在一次欢送宴会上，索科洛夫教授曾过谦地向宴会主人说：“以后工程上问题可以找喀斯特卢，他这方面懂得比我多，不必请我。”这是表示对卢的赞许与鼓舞，后来这“喀斯特卢”就逐渐叫开了，也算对卢的鞭策。但是不久，其他部的内部文件上，就不指名地批评他对前苏联专家的争论，被认为是不尊重前苏联专家。好在不是一个系统，所以没有直接点名。当然，在地质系统也就未能成为处分的缘由。特别是在张更生所长欢送索科洛夫教授回国的宴会上及北京机场告别时，索科洛夫教授没有因为有过学术上的争论而表示有何不愉快，而且又当面赞许了卢，所以就没有惹什么麻烦。

卢耀如这一代年轻的地质人员，在老一辈先生指导下，挑起了建设中的重担，得到了实际锻炼，很快地成长起来了。他认为自己是这批年轻一代地质人员中有较好机会得以充实提高与磨炼的一位幸运人。正是由于野外任务重，使他也避免了有些年轻人于1957年所曾遇到的麻烦与不公平的待遇。那时，有不少在中国的前苏联专家，对活跃在各科技战线上年轻一代的中国科技人员的素质与工作水平予以高度的赞许，认为是年轻有为的一代。

那时，卢耀如憧憬着三峡的未来，但是从1957—1961年，他们只担负坝区勘探研究与比较，没有过问库区地质问题。卢耀如认为，那时自己还是很不成熟，经验还是匮乏，只看到工程建设有利的一面，对于库区地质环境不良效应问题，考虑得很少。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三峡一直没有上马，直到1992年才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由中央决定兴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人们积累的经验也多了，对环境意识也大大地增强，他就逐渐感到三峡工程在库区地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所以，在80年代初卢耀如就提出要进行三峡库区环境地质方面的调查研究；在1993年，他送给上级领导部门的建议中，又强调了三峡工程关键问题在于库区移民及保护地质—生态环境问题。于1997年三峡长江主航道截流时，又上书强调三峡工程建筑过程中，上游石山地区地质—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与质量的提高，应当是长江三峡工程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卢耀如 - 工作经验

完成三峡工程选坝址的比较工作之后，

卢耀如从事岩溶地区的一系列水利水电方面有关调查研究，并系统地进行岩溶发育区域性规律及有关发育机理方面的理论探索。为长江、珠江、黄河、淮河、海河、太子河等大小流域百多座大、中、小型水利水电枢纽的勘测研究，他也做了很多指导。从事一系列勘测研究指导，责任是重大的。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他还是先学习当地同行们工作的经验，吸收他们的成就，而后再对不足之处，予以指明。在长期工程实践中，他的工作既涉及铁道、城镇、机场、码头等多方面的建设，也涉及到岩溶地区的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内容。在理论及有关区域规律性研究方面，从岩溶发育机理、岩溶水动力条件、岩溶作用过程、岩溶类型划分、岩溶工程地质条件、地质灾害、地质—生态环境演化等等方面，他都进行了探索研究，并编制了《中国南方喀斯特图系》、《中国南方（岩溶为主）地区地质—生态环境图系》，以及《中国岩溶》、《中国岩溶——景观·类型·规律》图集。出版了中外文论着八十多篇及五部论着成果。

1973年，他曾被水利部指定为援外工程的高级专家，与姜国杰、胡海涛一起赴阿尔巴尼亚，为解决费尔泽水电站库岸边坡稳定和毛泽东水电站的岩溶渗漏问题，指导当地中阿专家进行调查研究。此外，还应邀前往南斯拉夫、英国、美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及参加国际会议和讲学，也应邀到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讲学及研讨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难题。

在近五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卢耀如积累了下列经验：

1.把握科学研究方向，紧密与工程建设相结合

从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的调查研究，必须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才能检验自己对自然界认识的正确性，并且相应地使自己的认识能够有益于工程建设，发挥其真正的价值。上面列举的早期3次工程实践，以及后期在水利、铁道等等许多工程实践，都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认识，对岩溶发育规律的研究及有关理论的探索，确实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2.坚持在一线实践中提高

要在地质科学上能做出成绩，必须吃得苦，努力奋斗，不贪图安逸享受，在一线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跟随专家学习时，若贪图安逸，只享受当时的豪华生活，而不去艰苦的一线实践工作中磨炼自己，很可能过了2—3年后，就变成了另一种情况，既不是科学研究的闯将，也成不了有活力的室内管理人才。当时，他觉得睡在硬门板上，比睡在国际饭店的席梦思弹簧床要舒服，他不愿参加盛宴，而去野外队吃便饭，反而觉得可口。经常有人对他说，你如果不在实践中锻炼，就可能不会走上今日科学研究的道路。

3.坚持科学，时刻对国家利益负责

地质工作是为工程建设服务的，更应当坚持科学的真理。因为不能正确根据地质条件而进行的各种建设，常常会产生不良效应，带来严重的经济及生命财产和环境上的损失。在几十年工作中，他都没有为了某种关系或考虑领导及有关方面的意图而放弃坚持科学的真理。但是，这样做也的确会得罪人，也会招致冷遇，或受到敌意的眼光甚至受到攻击或变相的压迫，其损失也是非常多的。这些他都不在乎。外单位科技人员告诉他，有一次他的意见像丢下一颗“原子弹”，引起地质、设计及施工的技术人员的热烈争论，后来他们终于在内部争论一个月后，同意了他的意见。当正确意见被采纳，特别是工程实践证明自己意见正确，使国家避免损失，使工程得到安全保障时，他自己所得到的是最大安慰。他认为，坚持真理，也吃了不少大亏。但是，个人损失总是小事，国家利益还是最重要的，这种思想时刻在鞭策自己。

4.努力提高自己，扩大知识面和综合研究能力

“学无止境”，这是卢耀如小时候就记住的一句真理。他在工作中还是时常记住这句话，以求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并提高自己综合研究的能力。但是，由于一些条件及历史原因，他认为自己的学识还是没有达到自己所期望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知识面还是不够宽。在解决具体工程建设中的问题时，经常不仅应考虑工程的具体问题，更需要从地质环境演化及人工效应上去探索。这就要求有更宽厚的基础理论，以利于考虑更多建设方面的综合效应问题。

5.亲自动手，从小处看大局预测未来

卢耀如认为搞科学研究，作地质调查，也需要亲自调查，一点一点地描述，没有从小处着眼，也就不可能揭示自然秘密，许多小方面的特性，概括起来就可成为揭示自然界的大规律。对于年轻地质工作者，不从事野外的调查，不用放大镜、铁锤和罗盘去观测自然地质现象，也就不可能认识自然的规律性。就是应用最新科技手段，包括应用遥感技术（RS）全球定位系统（GPS）及电子仪器等等探测技术，也都是需要有地面调查所积累的认识，作为判析的基础。不进行小现象调查，不测绘小剖面，不采集地质样品进行分析实验，要想认识当地地质环境特征是不可能的，也就不可能为建设作出应有贡献。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年轻时代，更需要在科学研究中，培养自己动手做“小事”的能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都是自己要动手去做。他认为只有自己懂得怎样做，或知道应当做什么，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体的力量。

6.在艰难环境中不气馁，要向远大目标努力迈进

卢耀如所处的环境有时也是特别艰难的。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遭遇的艰难险阻是在学校中所难想象的，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即使在那种环境之中，他始终不气馁，他坚信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不会错的，在艰难环境中他坚信前途会是光明的。在人为的艰难处境中，他始终记住往日学联们寄托的期望，鞭策自己自强不息，克服一切困苦，激励奋扬；他也时刻记住往日沈元、林观得和王世章等英华中学老师们的教诲与鼓励；他也为陈景润的成就而欢欣鼓舞，陈景润执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激励卢耀如去克服难关，也更坚定他在科技事业上顽强奋斗的信念。一个科技人员，决不能在艰难困苦时，动摇信念，丧失斗志，那样也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卢耀如 - 一些遗憾

卢耀如离开福州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出来后又是繁重的野外调查及研究工作，加上其他因素，他多次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回福建老家，看望亲友、同学及一起工作过的们。在外奔波了31年，于1981年11月才回到福州参加会议。

卢耀如母亲虽然也曾短暂地在京呆过一些日子，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及工作上忙碌，他未能很好地在北京陪伴。1983年9月他母亲病危时，他匆匆返榕探视数日，为工程建设又奔赴野外。母亲逝世百日时，才回家祭奠母亲，是他终身难忘的遗憾。

卢耀如认为自己学术交流太少，在学校中学习，在工作中学习。但是，由于历史上条件的限制，对外交流几乎为零，只是20世纪50.60年代初，前苏联专家来华，有了一些交流的机会。直到1978年他作为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家代表团的团员，前往南斯拉夫参加国际会议，才真正开始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当时南斯拉夫研究喀斯特学者，看到他们带去的成果，表示非常惊奇，说：“想不到中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米兰诺维奇在他要出版的书中，立即多处引用卢耀如的论文。没有在年轻时就得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是卢耀如的一个遗憾。

卢耀如认为：多数的情况下，由于繁重的任务，经常在外奔波，而未能有更好的机会，进一步钻研学习，以提高自己，目前总感到学识还不深广，使深层次地探索有关理论问题受到限制。而且，研究经费及设备条件上，不能得到更大强度的支持与保障，使在已过去的好时光中，想在重大的有关问题上作进一步研究的愿望不能实现。这也是他的一个深深的遗憾。

在研究岩溶（喀斯特）及有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环境地质方面，卢耀如常常深入地剖析自己，认为还有很多值得回顾、总结的不足与错误之处。

卢耀如 - 主要著作

1.卢耀如.1965.《中国南方喀斯特发育基本规律的初步研究》.《地质学报》，45（1），108—128

2.卢耀如.1986.《中国岩溶——景观·类型·规律》.北京：地质出版社

3.卢耀如.1993a.《中国南方（岩溶为主）地区地质——生态环境图系》.北京：地质出版社

4.卢耀如.1993b.《南方岩溶山区的基本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途径的研究》.见：赵延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31—465

5.卢耀如.1998.《长江全流域国土地质—生态环境有待进行综合治理》.《环境保护》，252（10）：8—9

6.卢耀如.1999.《岩溶水文地质环境演化与工程效应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