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吉幼时，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其父彦明“孝养，尚气节，好给施”，接近劳苦人民，影响鲜卑仲吉从小就能体恤百姓、悲悯民生。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年），义丰卑氏庄一带遇灾荒，而且瘟疫流行。全家靠野充饥，鲜卑仲吉虽生计艰难，但遇乡邻借贷，即忍饥食，“倾与之”。后来，滦州令委派他监管迁安栗园。穷人讨栗充饥，他慷慨相济，有人暗中摘取，他知为饥饿所迫，从不过问。因此，园中板栗，为之一空。

鲜卑仲吉身魁伟、精武艺，颇孚众望，州官选其为副统领，统地方士卒。蒙古太祖十二年（1217年），鲜卑仲吉屡败金军，功绩卓著，深得信任，被委任为滦州节度使，兼内观察使。他虽身为州官，仍持家勤俭，不忘劳动，公余仍勤耕于田野，妻女在家也勤于蚕桑纺织。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州人“争务勤本”，辖境内生产发展，民风淳朴清正，社会安定。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被晋升为金吾卫上将军。

鲜卑仲吉爱护兵民，不擅杀无辜。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鲜卑仲吉因战功擢升为蒙古汗国兵马都元帅，随主将继续南征。其时，部将苏椿叛乱，平叛后，主将下令要“尽杀叛兵”，鲜卑仲吉严正质问主将道：“苏椿叛乱，与兵丁何干？”由于他的力争，众从俘兵得以幸免于难。不久，鲜卑仲吉随蒙古大汗窝阔台南征，在一次战役中俘获甚多。皇帝命将战俘尽数诛杀，鲜卑仲吉冒死进谏，终使皇帝收回成命，保全了众多战俘。次年，他随军攻邳州（今江苏邳县西南），守军出隆。主将欲尽城中军民，他又极力阻止，使城中数万军民得到保全。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蒙古灭金。鲜卑仲吉治燕10年，边防安定，百姓乐业，生产发展，官民称颂。蒙古乃马真后三年（1244年）秋，鲜卑仲吉病死，葬于卑家店，年56岁，墓前立神道碑，详叙其生平业绩。其事迹《滦州志》及《滦县志》均有记载。

鲜卑仲吉一生正直，为百姓的利益敢于冒死进谏，为民请命，深受爱戴。

卑家店在历史上曾二易其名，最早叫三百户营，因鲜卑仲吉出生于此并德业显著，因此改称为卑氏庄；后又因仲吉死于此葬于此，立碑于此，又改为碑（卑）家店。二易其名，均为称颂鲜卑仲吉。

鲜卑和匈奴一样，也是一个自古有之的古老部族。其最早见诸史端的名字是东胡，《后汉书》说它因居于匈奴之东而得“东胡”之名，在当时也是一个强大的部族，《晋书》上称其“与匈奴并盛”，《史记》上说：“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冒顿单于这个匈奴历史上关键的英雄人物最终出现，使匈奴部众的统一早于东胡，因而崛起在东胡之前。这一族和汉族也有交涉和纷争，战国时燕将秦开便大破东胡，《史记》上说他“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可见当时东胡也属于汉人的边境之患。只不过当时该部族尚未统一，力量未能有效整合，为患程度不似匈奴强烈罢了。当时秦、赵、燕三国北筑长城，主要是防患匈奴，其实防止东胡进扰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匈奴崛起后屡败东胡，迫使东胡部众东逃而也分裂为乌桓、鲜卑两部。乌桓、鲜卑本是山名，据《后汉书》记载：“冒顿灭其国，余类保此二山，因名焉”，从此便因乌桓、鲜卑二山而得族名。乌桓在南近接中原，鲜卑在北远据苦寒。公元前73年，适逢匈奴遭遇天灾内乱，乌桓便趁机袭败匈奴，迫使匈奴北迁而“空地千里”，匈奴自此由盛转衰，乌桓的进攻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乌桓由此也取代匈奴开始与中原为患，《三国志》上说其“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很让中原头痛。后来魏武帝曹操在柳城（今河北承德境内）一役中大败乌桓，“降斩20余万”，乌桓元气大伤，余众被曹操迁至内地慢慢与汉族同化，没有内迁的都向北逃窜并入鲜卑，乌桓部族的历史从此终结。

匈奴为汉室所破后，北匈奴远遁欧洲。鲜卑便趁机占领匈奴故地，北匈奴中没有逃走的，也都融合于鲜卑，鲜卑自此开始走向强盛。公元3世纪左右，鲜卑族中又出了两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檀石槐和轲比能，统一鲜卑各部，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强盛时期，其地域范围一度控制东起辽东、西至西域，控制整个大漠南北。但是这种强盛随着檀石槐和轲比能的死亡而终结，鲜卑又处于四分五裂之中。

鲜卑族最终在历史中消失几个主要原因。

1.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鲜卑远居塞外，“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三国志》），与中原接触极少，长久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态势。而久居苦寒之地，也造就了他们坚韧彪悍的民族风尚，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民族种性。“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民风之强悍可见一斑。然而鲜卑离开苦寒故土而进入中原，便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有了实质性的接触，也就开始浸染中原文明，其自身的民族特性渐渐淡化，这和他们生活地域的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2.一个独立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有自己的独立语言，语言的丧失也就昭示了民族的消亡。鲜卑入据中原后，并没有废止汉语，相反却以说汉话为荣。这是因为：一，鲜卑要想更好的向汉人学习，就必须懂汉话；二是鲜卑语较之汉语要落后的多，满足不了发展的需求，学汉话是不得以而为之。拓跋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断北语，改族姓”（《魏书》），孝文帝的改革应该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之举，然而单就民族特性来说，无疑是自甘同化、自愿放弃本族特质的行为。由于禁止讲鲜卑语，其本族的语言便逐步丧失，民族特性也渐趋弱化。改汉姓就更不必说了，连表面上的民族特征都没了。语言是基本，由语言而至文字、文化的汉化，最终让鲜卑族与中原诸族融为一体。

3.鲜卑入据中原后，也就开始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杂居而处。互相通婚的结果，就是让民族的血脉相连，最终连人种的特征也越来越不明显。北魏孝文帝鼓励鲜卑与汉人通婚，又改变鲜卑旧有的习俗，学习汉族的风俗及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共同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民族性。可以说，鲜卑是以官方禁止的形式抛弃了自己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