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云龙（1840～1901），字雨田，长山县(今属淄博市）周村区贾黄乡丁家庄人。自幼读书勤奋，课余不辍习武。为人慷慨倜傥，乐于助人。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进士。历任陕西省三原、安康、富平、长安、咸宁等县知事，绥德、商川知州，潼关厅同知等职。凡到任之处，则教民致力开垦荒田、疏通河道、勤俭耕稼、植桑养蚕、纺织编造，以兴农为本；设育婴堂，创利民事业；提倡教育，兴办塾学，刊印古籍，重修县志。先后兴修三原的正谊书院、米脂的同川书院、富平的湖山书院、濒阳书院、潼关的关山书院、长安的鲁斋书院等。断案巡狱方面，亦素称公正。赴任三原县时，正值赌风猖盛，即严令禁止，赌风大息，世俗一新。任安康知事时，革除“合勺成升，分厘成钱”的弊政。治家严厉，有一年家中人荒称修建故里塾学，骗其积俸，修建脊刻兽形的普通瓦房三间，他得悉后，对其子痛加责备。

焦云龙仕宦陕西垂三十年,两袖清风,循声誉满关中。在平时,他革除旧弊,减民负累,兴办教育,移风易俗,百姓因而安乐；遇荒年,焦云龙自捐家财,赈济百姓,呕心沥血,灾民见之即呼“公来,吾得活矣”。待其殁,灾民如丧考妣,捶胸顿足,号哭震天。潼关城民皆“手提小笼,头顶孝布”,怀念焦氏之情,可见一斑。

　　“循吏从来不爱钱,每逢大节敢争先。”这句意气铮铮的自励诗,便是焦云龙一生为民最真实的写照。

　　焦云龙的青年时代,饱尝乱世动荡的磨难。他从苦难中走来,立志让百姓安居乐业。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焦云龙出生于长山县东南乡丁家庄(今淄博周村区南郊镇清泉村)一个普通农耕家庭。

　　此时的山东,太平盛世的记忆已渐行渐远,模糊难寻。这里灾荒不断,水旱年年,百姓衣食无着,甚为艰难。云龙父母,虽犁耕不辍,却也仅能勉强度日而已。

　　小小年纪的焦云龙,便要跟随长辈劳作田间,用稚嫩的双肩挑起生活重担。

　　11岁时,焦云龙才得入私塾读书识字。枯燥而繁复的《四书五经》,并没有令焦云龙有味同嚼蜡的感觉。“修齐治平”的圣贤之言,反而让他深深为之着迷。

　　“焦云龙可能相信,施行圣人的学说,天下便能太平,百姓便可安康。”焦云龙六世孙焦学峰说。

　　焦云龙遨游书海,心无旁骛,竟忘却了家境窘迫的现实。16岁时,焦家境况日窘,再也无力供其读书。焦云龙只得离开心爱的学堂,和兄长躬耕垄亩,供养全家。

　　身在垄亩,心忧天下。农忙之时,焦云龙也未曾忘却读书明理。他手锄腰书,得暇便读,外出卖货,货物中亦载有书,走一日便读一日。

　　父母见他求学之心至诚,便同意他在村庄开馆授徒,补贴家用。焦云龙白天教童子,晚上读己书,还要顾农事。

　　生活虽曰苦,读书却是乐。焦云龙奔波于教书和农耕间,但只要能读书,心中便毫不觉苦。逆境之时,他以“自古圣贤尽贫贱”为榜样,用范仲淹求学时“划粥断齑”的故事自我激励。

　　焦云龙素为钦佩北宋贤相范仲淹的为官操守,往往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为范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所折服。他渴望能和范仲淹一样,一日得其位便行其道,拯救黎民于苦难之中。

　　平静的耕读生活没能维持多久,灾难和危机便接连降临。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处决口,汹涌澎湃的黄河水如脱缰野马横行无阻,淄博地区宛如一片汪洋大海。百姓流离失所,苦难备尝。有的百姓失去生计,便啸聚山林,落草为寇,以打家劫舍为生。

　　焦云龙在这段岁月里,以开馆授徒为业,节衣缩食,侍奉双亲,抚育子辈。但突然而至的盗匪,却几乎让他性命难保。据《焦云龙年谱》记载,焦云龙在家务农时,曾两次遭遇南匪袭击。情况危急时,他带着父母妻儿,东奔西突,忍饥挨饿,寻地藏匿。妻子和大嫂藏于井中,备好了刀剪,一旦遇敌便自行了断。

　　南匪穷凶极恶,却是从百姓中来,这让焦云龙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当时的清王朝,不仅有数不清的土匪作乱,更有如捻军和太平军这样的农民起义军辗转征战,引发民众避乱逃难。

　　为何盗匪如此猖獗?平时恭顺良善的农民,缘何摇身一变,成为凶残至极的暴徒?一番思索之后,焦云龙似有所感悟:治民之要,需先令百姓安居乐业。再良善的百姓,在衣食无着的乱世也不免成为暴民乱民。

　　“只有百姓安居,衣食有着落,民俗良善,才能避免他们沦为暴民。”一番切身的感悟,成了他日后为官行政的指导。

　　南匪之乱刚刚平息,更大的打击迅速袭来。一年之内,胞兄和生母相继亡故,31岁的焦云龙精神受到重创,痛楚万分。而连办两场丧事,焦家的薄产也几乎告磬,一大家子如何生存成为当务之急。

　　苦难和压力皆由焦云龙一力承担。焦云龙此后,常以痛苦作鞭策,“朝夕练敌攻拳,增长其气力,以苦攻其业。又多开馆收徒,昼以课徒,夜以自课。”如此三年,学问大为增进,竟远超从前。

　　多年的苦难积淀,终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时候。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三年,焦云龙连中举人、进士,以知县发陕西米脂县即用。

　　捷报传来,刚毅果敢的焦云龙,再难忍心中悲苦,不禁泣涕涟涟。他在诗中动情写道:“彻夜不眠诵读声,一声一泪具深情。哪知两捷荣亲日,不是读成是哭成。”

　　35岁的焦云龙即将外出为官,他简单整理了自己多年的感悟,立志“效仿范文正公,乐善好施,先忧后乐”。

　　别人千里做官只为钱,焦云龙千里做官尝尽惨痛。刚到陕西,现实便给了焦云龙当头棒喝。

　　当时的陕西各地,几乎乱成了一锅粥。

　　清末陕西,多灾多难,十多年间历经捻军和回民起义的侵扰,已是生民锐减、十室九空,八百里秦川尽是荒草野蔓。百姓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而战乱之后,天灾接踵来袭,本就精疲力尽的陕西再遭重创。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陕西遭遇百年不遇的旱魃袭击。暑夏酷热,经月不雨,夏粮歉收,百姓大饥。到秋冬季,旱灾连绵,小麦无法播种。第二年春,关中赤地千里,百姓无食,旱魃折磨着关中生灵。

　　其中以渭北的灾情最为严重,草根树皮凡能果腹者皆被饥民抢食殆尽。嫁妻卖子换口粮以求活命的,比比皆是。据《同州府志》记载:光绪三年冬“天极寒,民多冻死”。

　　乱世之中,人命贱如蝼蚁。为换取续命的食物,关中百姓被迫变卖田产、农具、耕畜,甚至用一两个烧饼就能交换一名妇女。

　　当时流传广泛的《岁荒歌》,记录着陕西韩城县大旱的凄厉惨象,读来犹让人脊背发凉:“光绪三年,亢旱甚宽,山陕河南,惟韩尤艰。无降甘霖雨,先年八月间,直旱得泉枯河瘦井底干……诸物甚是贱,粮食大值钱……直至七月间,土匪聚西川,十而百百而千……榆树皮蔺根面,一斤还买数十钱。大雁粪难下咽,无奈只得朦眼餐。山白土,称神面,人民吃死有万千……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脚轻,跌倒便为人所餐。别人餐还犹可,父子相餐实不堪……”

　　这是当时陕西旱灾的真实写照。焦云龙治下的米脂县,更是旱情最重、民变最易的地方。米脂县名寓意好,却民风彪悍,盗匪极多。明季的丧钟,由此处敲响。明末大旱,饥饿的米脂县流民在闯王李自成的带领下揭竿而起,埋葬了朱明王朝。

　　历史的情景如此相似,历史的悲剧会否重演?这取决于主政者的赈灾态度。若不管不问,一心发财,乃至克扣赈灾物资,民变便会一触即发。

　　焦云龙经南匪之患,深知流民之害,深以为忧。他每日必亲往一线视察灾荒情况,了解灾民生活,看到百姓垂死挣扎,云龙心如刀绞。他在《米脂县办赈》诗中说:“天炎似火地如烧,四野禾苗并土焦。百吁上苍无一应,徒呕心血积盈瓢。”

　　“徒呕心血积盈瓢”,看似夸张的描述,却并非为沽名钓誉,也不是文学修辞手法,而是确有其事。

　　为了米脂救灾,焦云龙可谓绞尽脑汁,终致积劳成疾,咳血不断,“心血积盈瓢”。

　　有人向他谏言,于城隍庙中诚心祈雨,上苍垂怜便会施以甘霖。他立刻动身前往,在庙中祈求数日,但天降雨仅一寸,对缓解旱情没有多少裨益。

　　求雨的同时,焦云龙忙着筹款购置赈灾物资。灾年物资奇缺,上级赈灾款迟迟不达,富户又不愿捐纳,诺大的米脂县竟是有心无力。焦云龙先带头捐出600两养廉银,再聚集乡绅,讲明形势利害,强令捐款捐粮。然后组织力量设点施饭或发放粮款。后朝廷赈灾款下发,有人建议焦云龙将所捐600两扣下,焦云龙严词拒绝,“公款当涓滴归公用,捐廉亦不得反”。焦云龙用多出来的银子捐助修建同川书院。

　　所筹灾银购得口粮,皆分发到了灾民手中,米脂县因灾死亡人数大大减少。但这却吸引别处流民成群结队到此觅食。蜂拥而至的流民,抢夺米脂县民口粮,双方矛盾激化,械斗不断,伤亡惨重。一场民变随时可能爆发。

　　焦云龙闻此,心中骇然。他忧心忡忡地对人说:“此是又要生李自成矣。”

　　他立即带领数十人,将为首的流民抓获法办,再恩威并施,给予其他流民饮食,令其归籍。一场凶险的民变隐患,被焦云龙妥善化解。

　　陕西省派员考察赈灾成绩,焦云龙位列陕西第一。

　　第二年,久盼不至的春雨姗姗来迟。雨水浸润饥渴的土地,严峻的旱情得到缓解。赈灾结束后,焦云龙由米脂调任三原。离任时,米脂县民奔走相告,聚于官道,箪食壶浆为他送行。焦云龙热泪盈眶,与县民一一挥手道别。

　　焦县令虽走,米脂县士绅却难忘他的恩德。众人在同川书院西门的名宦专祠内设长生禄位,定时祷告。

　　焦云龙做官,每每兴利除弊,为民谋利。待社会回到正轨,自己也就离任他处,从未享受过为官的“佳处”。

　　焦云龙上任三原时,这里是捻军和回民起义受创最深的地方。千村薜苈,万户萧疏,田园荒芜,村舍为墟,百姓伤亡过半,野狼出没为害。

　　焦云龙上任伊始,便马不停蹄地入乡访查,挨家挨户探问情况。在《三原述事》中,他语带悲伤地写道:“满目蓬蒿状惨然,堪怜沃壤变荒田。”

　　三原破败,复兴之任急迫而艰巨。焦云龙思虑再三,拟好了复兴三原的对策。他的策略,便是诗文中最后两句:“招徕开垦捐牛种,坐卜仓箱取万千。”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那就招徕移民,复垦耕耘,萧条的三原定能复原。

　　焦云龙计议已定,便着手忙碌。他组织打狼队,对侵害百姓和牲畜的狼群集中清除,解决耕种的后顾之忧。他再减免三原县民的田赋、商税和各项杂费,合计万两白银。此措施实行得力,衙门的收入减少大半。衙役们满腹牢骚,连上级也有所不满。长官曾派人专门传话给焦云龙,谓:“腴缺为调剂人才地,如是则变为瘠苦矣。”焦云龙也知此中道理,但见百姓开垦荒地的热情大增,便丝毫不以为意。在任四年,虽清贫苦淡,焦云龙却甘之若饴。

　　焦云龙将民风谦逊的河南、湖北、山东三省逃荒百姓落户三原,为他们分发谷种和耕牛,并给安家费四十千钱。这些移民本衣食无安,今蒙此大恩,遂竭力开垦荒芜,重造营生。渭北荒田,依次尽辟,万亩荒地,尽成沃壤,被时人誉为“关中旷古之举”。

　　在三原如此,在他地焦云龙亦是因地制宜,把安民富民当作为政首要之务。在潼关任上,他修废渠,治潼河,开辟城西桑园,发展桑蚕业；在咸宁,号召百姓种桑养蚕,建成城壕桑林和坎桥桑园,传播养蚕技术；在绥德,他筹集资金,把遭受兵燹变为瓦砾废墟的南关变为市肆商业城；在富平,遇雹灾,岁又歉收,焦云龙上折恳请缓征赋税,又捐养廉银筹办赈款,民因而得活；在安康,上任伊始便力排众议,革除旧弊,废除农民交税分厘成钱、合勺成升、多收之银两成为县衙“私润”的旧制,改为一厘一毫严禁多收。此举虽然受到同僚的讥讽,焦云龙却处之泰然,自觉是惠民之举。他在《安康除弊》诗中写道:“二百年来积弊深,安康摄篆发慈心。永宽重赋轻衙蠹,十万山民乐到今。”

　　历数各地前任,多因搜刮成富贵,百姓却骂之如猪狗。唯焦云龙清风两袖,循声誉满关中,百姓呼为“焦青天”。

　　陕西地处西北,文教落后,一遇灾荒,庶民不自救而为盗匪。焦云龙每任一处,先重农桑、兴水利,惠福黎庶,救百姓之急。一待灾情缓解,再着手重建教育,移风易俗,从根源上破除此宿弊。　

　　在米脂县,焦云龙重建书院,规格相比从前扩大数倍。他还亲自讲课,批改生员的文章,考核成绩。他用筹集到的数万两白银作为励学基金,用利息来资助生员赴试,规定赴乡试(考举人)者每人资助七两银子,赴会试(考进士)者每人资助五十两。落后贫穷的米脂县,以后每科都有三四人得中,这些优秀人才走出米脂,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家乡的发展积累了人才。

　　在三原县,焦云龙整饬“学古书院”,增建城乡义学21处,捐资在“宏道大书院”设立奖学金；在长安,他捐千金兴建“冯少墟书院”；在咸宁,修葺董仲舒祠堂,刻印《春秋繁露》一书,整修文昌阁、奎星楼、淳化书院,加课“关中大书院”,资助东郭“鲁斋书院”经费；在富平,扩建“湖山书院”,改建“频扬书院”。凡此种种,皆为了崇儒明道,规范士子的品行道德；在商州,设立“龙驹寨书院”。

　　在焦云龙的不懈努力下,关中科举之业蒸蒸日上。

　　焦云龙牵挂一地民俗风情,时常在治地推进道德教化。他务求亲民,不扰民。每次下乡,焦云龙轻车简从,从不摆官架子。每问群众饮食,辄命取来大嚼以为美,虽粗茶淡饭,食之必尽。在乡间举办饮酒礼,示以尊贤养老之义。百姓因而亲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村落有不肖者,旁人皆劝之曰:“汝忘焦大爷所教乎?”

　　焦云龙自述“五日居城五日乡,每召父母话衷肠。家家孝悌尊亲长,此是人间第一章”。他严禁赌风蔓延,民妇为之歌颂曰:“自焦太爷来,男子安业,妇孺得有襦裤矣。”

　　焦云龙奔波不止,功绩显著。许多地方民俗为之一变,人人乐业,旧弊悉除。三原县人本好勇斗狠,械斗尤烈。经过焦云龙教化四年,民情大顺,三原民不犯法,囹圄生芳草。

　　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申报》,闻听焦云龙的赫赫政绩,在报纸上为之颂扬,称焦云龙“公居池阳,视民如伤,五日在城,五日在乡”。

　　焦云龙历任各地,皆有循吏之名。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潼关又遇大旱,官员赈济不力,饿殍遍野,人皆相食。省府无计可施,只得再次起用善于赈灾的61岁焦云龙。当灾民听说焦云龙来,便自发聚集在官道,大呼:“公来,民得活矣。”　焦云龙也大为悲痛,老泪纵横。

　　当时旱灾严重,即将转冬,民尚无餐食衣被御寒,皆可能冻饿而死。焦云龙接印第二日,就赶赴省城恳请赈济。路上马匹受惊,焦云龙右臂受创严重,只得返回。休息几日,他便再次赶往西安。到西安后,焦云龙立刻觐见巡抚,力陈灾情之重,恳请开仓放粮。长官口头应允后,焦云龙星夜驰回潼关开仓放赈。有人劝说:“大有仓系军粮,未奉令准,罢官追偿,悔何可逭?”焦云龙慷慨地说:“若救民得活,吾革职抄家所不恤。”这时,河南、山西及陕西各地灾民云集在潼关,下属请示如何处理。焦云龙说:“均属饥民,何分彼此!”开仓后不久,风雪骤至,由于救济及时,饥民幸免冻饿而死。灾民泣曰:吾等得活,皆“焦青天”开仓救民也。

　　当时霍乱流行,焦云龙为救灾,经常和患病灾民接触,因而感染霍乱,很快病逝于官署中。

　　病逝前一日,焦云龙仍为赈灾之事牵肠挂肚。弥留之际,他将官吏召至榻前,口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广大灾民。他还嘱咐家人,自己死后切记薄葬,不再运回故乡,将资财省出好救助灾民。

　　焦云龙逝世后,潼关举城哀震,巷号户哭,一日传遍全境。后焦云龙灵柩停于当地华佗庙中,当地百姓日夜祭祀,哀痛之声不绝。华阴、洛南等邻县以及邻省山西、河南邻境边民连续十余天结伴而来,进入府衙吊唁。

　　焦云龙生性刚直,为官只念百姓,不事谄媚,故一直不得上位。他仰慕古代廉吏,不蓄产业,家无余财,平素以写诗自励。如“立志由来不爱钱,居官切莫饮贪泉”“循吏从来不爱钱,每逢大节敢争先”,皆是平时做人为官秉承原则。他不仅严于律己,也时常告诫子孙“遗金钱以爱之,适足以祸之”,要求他们“务要勤俭节谨,不可稍涉习气”。若有子嗣要求托关系求方便者,焦云龙往往严加训斥,令其改正。

　　焦云龙去世后,“署内即日断爨,买棺无人承应,举家唯有哭倒”。幸得他人相助,方才度过难关。

　　焦氏没后数年,爱民遗风犹存。

　　有秀才举人自发编纂歌谣,教人传唱。其中有“山东有个焦青天,推着车子上长安。三原富平临潼县,到处人人说好官……”一时间在关中诸地广为流传。

　　焦云龙去世两年后,灵柩在潼关城内东山下葬。全境民众闻听此事,争相送葬,人山人海,道路阻绝。周围十几个村庄自发建起焦公祠,祭祀香火绵延不断。

　　1907年,陕西巡抚曹鸿勋据百姓民意上奏朝廷,恳请将焦云龙事迹宣付国史馆,列入循良传。

　　1941年,冯玉祥游历成都,在灌县遇著名教育家梁仲华,梁对他讲述焦云龙事迹:“这样不怕死而为百姓谋福利的官吏,民国以来有几个?不说太少,恐怕就没有。”冯玉祥听了,对焦云龙佩服万分,他说:“焦先生的祠堂,真应当好好保护,好好修理,并应当把这段事实写得清清楚楚,刻在碑上,老百姓们好永远不忘他的大恩大德,文武官吏看了也可以作他们的一面好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