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卿去世前一直住在王府井 菜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

　　如果说道起来，这四合院很有点历史渊源，好象有点排场。这是原来紫禁城御膳房放蔬菜的场所——所以叫“菜厂胡同”，民国时期又变成了资本家的私宅，在已经现代化了北京城中，说起来也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少卿将军一家人大约是70年代初期搬到这里的。

　　其实这个四合院非常破旧，怎么瞅怎么不象是个将军府第。很多人第一次到刘少卿将军家造访时，也着实吃了一惊。刘宅院里陈设也非常简单，除了电视机外，基本上就看不到了任何时髦新潮的家俱。床上的凉席都是打了补丁的，旧沙发一坐上去也吱吱作响，刘少卿平日里写写划划的办公桌也是油漆斑剥。据说有不止一个来访者劝他对这个破房子破家俱“改组改组”，而刘少卿将军总是正色道：“这就很不错了，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房子住么？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已经不能为社会创造什么了，那就该为社会多节约一些嘛。我的老家湖北老区，有的人家只有三个木头碗，一床补了又补的被子，一条裤子全家轮流穿。要跟他们比，我就是在天上，他们就是在地下。我凭什么？不就是凭毛主席凭共产党么？……”

　　刘少卿是个很爱漂亮的将军——当然他人本身长得也很帅，不信你可以去瞅瞅他授衔时的戎装照，衣着从来都很整洁头也从来都是梳得光亮整齐，然而平常衣着都很简朴，直到耄耋之年的他穿的毛衣的两肘都打着补钉，外面都是一身旧军装。

　　这简朴的家风从他身上也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

　　这个四合院曾经是个很热闹的院子，一大群孩子都在中间叽叽喳喳。

　　由于刘少卿有过三次婚姻，7个孩子分别出自于三位母亲。一大堆孩子在一个院儿里，肯定是翻天覆地，当然也免不了有淘气捣蛋的。但战场上咤叱风云脾气暴烈动不动就要“老子毙了你”的刘少卿对孩子们却是温情脉脉，不管孩子们怎么惹出麻烦，他都从来没动过拳头——当然象征性的“打”还是有的。孩子们上学上幼儿园回来，他总是要挨个问寒问暖问功课问身体，不厌其烦不象个将军倒象个老婆婆。要是有哪个孩子到时间没回来，他都要问清楚来没来过电话，留了饭菜没有，操的心好象比当妈妈的还要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放任的父亲。他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厉——有时也很武断甚至“霸道”，不过他的方法不是喝斥和巴掌，而是开会，当然是开家庭会。人常说共产党的会多，会都开到家里来了，刘少卿就是个常常把共产党的会开到家庭里来的主儿。孩子们成人了，工作了，这会仍然常常开。一听到社会上有什么不良现象或中央有什么关于干部子女教育的精神，他就要把一家人找到一起开会。开家庭会，当然免不了一番谆谆告诫：全家人包括我在内，都不要忘了自己是革命家庭的一员，不要忘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要时刻警惕，无论如何不能走错路，犯了错误！完了还要一遍遍问听明白没有？这时候大家非得全体一致大声说“听明白了！”否则这会就很可能没个完……

　　刘少卿将军还是个护犊子的父亲，尽管他表面上非常严厉。

　　文革初期的1967年初，刘少卿的三儿子刘锦捷在学校被定为“联动”分子，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批判”，那会儿正值“文攻武卫”大行其道的时候，这要一去可就吉凶难测了。刘锦捷是个火暴脾气，在军训部大院儿里是个很有点号召力的“孩子王”，当下便准备吆喝上他的一帮小哥们儿去学校大闹一场。刘少卿知道后很严厉地制止了孩子的鲁莽，决定自己去学校代替孩子接受批斗。那天他没没有坐车，一个人徒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学校接受“批斗”。造反派们虽然比较生猛，但看见一位穿军装的老将军来了也没敢动武来粗的，当然谩骂和“批判”是免不了的。而脾气暴烈了一辈子的刘少卿却表现出罕有的大度与泰然，批判会上从始至终竟然没有一点脾气，显得极为随和。

　　大概是弄了个将军来批斗了一把，学校的这场风波算是有个交代了，后来再没来闹了。

　　多年之后，刘锦捷的许多同学都对此事记忆犹新：那么大年纪的一老将军，为了孩子能做到这一步真是不易。

　　将军夫人毛文秀也是个很贤慧也很旷达的东方女性，对刘少卿两位前妻的孩子都视同已出，关爱备至。刘少卿的二儿子刘楼松谈起过他的这位后母，这位马上就要退休的大学体育教师对“毛文秀妈妈”很有感情，他说：与同类型的家庭情况相比，他就没见过比“妈妈”更好的后母，今年办了退休手续，他就要到北京照顾这位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刘楼松和他的哥哥刘海松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幼年都是和生母一起在刘少卿在黄冈的老家中隐蔽，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捕，饱尝了人生磨难和世态炎凉。他的这种感受，当然是发自内心很具份量的。

　　刘少卿虽然说起是个将军，大首长，但因为孩子多，还有老人要奉养，家境经济状况其实还是很拮据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困难。一大帮孩子，还有家中的老母。陆训部的有些参谋都还记得，刘家的孩子有时到他们家中，还很羡慕地说：“叔叔，我们家的伙食能象你们家里就好了。”

　　军训部一些跟刘副部长出过差的参谋们都还记得，刘副部长虽然是出门就有软卧坐的大首长，但常常也是个兜里没人民币的主儿，当然他那卧铺车也是大家伙聚会热闹的场所。那时候没有首长没有下属的概念，大家没大没小玩儿作一团。有时候和参谋们一些进饭馆，首长会拿不出钞来，还常常红着面孔说不好意思让你们笑话了，我这兜里没钱了。而参谋们有事儿到了首长府上，首长一般都不由分说留吃饭。有什么困难找首长说道说道，只要不坏原则，首长总是想方设法地予以解决。直到现在，有人与他们交谈起来，他们称呼首长夫人仍然是直截了当地唤“小毛”，自自然然全无一点障碍……

　　穿了一辈子军装的刘少卿对孩子们有许多期望，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孩子们都象他一样穿上军装，而且要当他自己那样的兵。这样一旦有了战事，孩子们也可以子承父业，象自己一样保家卫国扛枪打仗。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虽然刘家孩子们当过兵的不少，但后来都转业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道路。刘少卿虽然遗憾但也没能量拧过外面这个越来越丰富多彩的世界，对孩子们的选择他还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个慈父的豁达与尊重。

　　这似乎是他们这一代将星族的共同特点。

　　刘少卿　Liu　Shaoqing（1922～2005），男,汉族,河北 巨鹿人,1922年生,西安标准件总厂视察员.反封锁时,修复汽车偏心轴,各种齿轮等件,达到苏联水平,研究中碳合金齿轮十余公里无磨痕,侵铸高沿瓦片,电渣炼高速钢刀具等,职员扶眉战役,搞技术协作,进行传帮带.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主要业绩成就: .1947年-1960年为助理公务员,技术员,车间主任,工程师,副厂长,党委委员,视察员.1954年-1955年被评为交通系统劳模,交通部劳模,全国劳模.1958年评为厂,区,市劳模,陕西省特等劳模,全国劳动模范.

　　刘少卿于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军团司令部参谋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的历次战斗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陇东特委军事部部长、陇东教导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游击战术主任教员、军委一局作战科科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师参谋长兼鄂皖湘赣游击总指挥、河南游击兵团司令员等职，领导了开辟天西、鄂南、陂安南、安麻连等根据地的战斗，参与指挥了大山头、平坝、陶店、大小悟山、合水镇等60余次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原野战军先遣纵队司令员、中央军调部代表团情报科长、华东滨海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参谋长、淮海战役支前办公室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等职，参与组织指挥了莱芜、孟良崮、胶东、莱阳、潍县、兖州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铁路公安局局长、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副部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等职，为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003年3月13日16时33分，刘少卿将军逝世。

　　1910年9月30日，刘少卿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镇刘家屋基。少时家贫，7岁时，其父做小生意被骗，讨债的人一度甚至把家里的锅扛走。为分担家庭的重荷，年幼的他被迫外出帮工和当放牛娃。

　　1926年，担任团风镇二区的工人纠察队的分队长和儿童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刘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到武昌，投入由叶剑英任团长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当兵。后几经曲折被调到广州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第三营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俘，因年幼冒充勤务兵幸免于难，被留在第四军第十二师继续当兵。

　　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3军团1师3团连长、红军学校连长兼教员、红4军10师28团团长、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

　　长征时，刘少卿在干部团1连任副连长。到达陕北后，干部团和陕北红军的干部学校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刘少卿在地方干部营2连任连长。成立红军大学时，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为红军大学第3科，并附设步兵学校，刘少卿担任游击战术教员。

　　1936年6月，国民党的一个营突袭瓦窑堡，谭希林和刘少卿带两个连迎击敌军，激战1小时，谭希林负重伤，刘少卿奉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的命令，将队伍撤至有利地形据守待援，后韦国清率一个营增援，但由于在战斗中韦国清负伤，加之部队缺乏弹药，只好边打边撤。这一仗虽然打得不漂亮，但迟滞了敌军占领瓦窑堡的时间。

　　抗日战争开始后，刘少卿在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任作战科长。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160多人，组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李先念是这支队伍的司令员，周志坚是参谋长。刘少卿当时是李先念这支队伍的一员。李先念率领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经过豫鄂边的四望山、平汉路东的信罗边、鄂东的大悟山、鄂中的应山，沿途先后同豫南的信阳挺进纵队、鄂东的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许金彪的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以及鄂中陶铸率领的部队，6月，在鄂中安陆县，与先期到此开展游击战争的陈少敏部会师，成立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陶铸曾代理政委），周志坚到下属的第1团队任政委，刘少卿出任支队参谋长。

　　1940年1月，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改称豫鄂独立游击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任质斌曾代理政委），刘少卿仍然担任参谋长。

　　1941年4月，豫鄂独立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刘少卿出任支队参谋长。在新四军系统，刘少卿还担任鄂东、鄂皖湘赣游击总指挥、第4军分区司令员、河南游击兵团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卿到北平军调部任中共方情报科科长。后来他担任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卿担任的职务较低，历任上海铁路公安局局长、华东局副秘书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

　　1955年，刘少卿在陆军训练部任萧克的副手，原上报授中将，最后授予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3年，刘少卿开始“赋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少有人贴他这个“逍遥派”的大字报，基本上平安无事，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1975年，刘少卿被任命为总参军训部“顾问”。

　　1982年，他挂靠在已经缩编为军级单位的军训部按正兵团级离休，后一直住在北京王府井菜厂胡同的一个四合院。

　　2003年3月13日16时33分，刘少卿将军安详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1930年，刘少卿加入了红军，由于他认识几个字，属于“知识分子”，仅过两天就被任命为机关枪连班 长。当红军不到一个星期，刘少卿就在一天内连立两功。

　　长沙被红三军团攻克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在撤退中，他带领全班14人负责押运全团在长沙的筹款。筹款全是大洋，一块就有七钱五毫重，450块一包用黑布包着，一个人只能挑两包。

　　红军不许拉夫，担子由雇来的老百姓挑着，到了目的地再按路程远近付款。此时，国民党军队不断堵截，子弹乱飞，炮弹爆炸，挑银圆的老百姓一害怕扔下担子就跑，任凭刘少卿如何呼喊都不回头。而前面敌人的机关枪也扫射起来，阻挡着队伍的撤退。连长见此情形，忙命令刘少卿：“先把挑子放下，把敌人机关枪火力点消灭掉再走!”

　　当时，红军的装备低劣，刘少卿所在的连虽号称机关枪连，但只有两挺机关枪，而刘少卿所在的班一共才只有3枝步枪，每枝枪仅20发子弹，其他的都是梭镖。因此，要打掉敌人的机关枪火力点谈何容易。

　　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让班里的3个好手拿枪分3个方向、3个地点散开，彼此相隔200米左右。他自己举着一面红绿信号旗指挥，约定举一下旗第一个人放一枪，举两下第二个人放二枪，举三下第三个人放三枪。

　　这么一来，3枝枪竟然引得敌人机枪左左右右忙不过来。这时，他把信号旗交给一名战士拿着，继续吸引敌人注意力，自己则操起梭镖带着剩下的人喊着“缴枪不杀”，直冲到敌人机枪阵地前。敌人一下就慌了神，赶紧分解机枪扛上就跑。那时的重机枪非常笨重，一挺机枪分开要6个人扛才能搬动，3个人搬枪身，1个人扛驮鞍，2个人扛三脚架。结果前面4个敌人刚扛上枪身和驮鞍逃走，刘少卿带领战士就已经冲上来了，最后2个扛三脚架的敌人行动稍微迟缓，刚把三脚架扛上肩，刘少卿就扑了上去，一把抓住三脚架用力一拉，敌兵已经胆寒，立即放手逃走，三脚架就归刘少卿了。消灭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缴获了一个三脚架，这对红军来说是难得的重武器部件了，刘少卿立了当红军后的第一功。随后，在纷繁复杂的战场上又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全班战士经过千辛万苦把银圆担子挑了回去，解决了全团很长一段时间的给养问题，全团上下皆大欢喜，自然又是功劳一件。

　　由于刘少卿英勇善战，颇有谋略，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就担任了前身是叶挺独立团的红二十八团团长。在长征途中，他一度成为先锋官——担任红一军团先遣支队支队长。红军到达延安后，他曾担任陇东游击支队的司令员、“抗大”游击战术主任教员等。

　　1939年，急切希望早日走上抗日战场的刘少卿的革命战争生涯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4月上旬，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到军委点名要找刘少卿。原来，当时设在河南确山竹沟的中原局急需军事干部，由于刘少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老家离竹沟较近，可谓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于是中组部就向刘少奇推荐他为中原局军事部参谋长。在刘少奇的动员下，刘少卿愉快地接受了党赋予的重任，于7月23日，到达竹沟。到竹沟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决定派他担任即将成立的由李先念为司令员、陈少敏为政委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参谋长。

　　1940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刘少卿正式走马上任，成为了李先念主要的军事助手。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里，他真正成为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名将。

　　刘少卿上任不久，就带领队伍和日军进行了第一次交手。1940年1月中旬，他带着电台和特务营两个连启程前往当时豫鄂边区党委所在地京山八字门。在途中，“抗日十人团”的秘密情报员送来情报，称不到半小时前，日本鬼子有200多人由少数伪军和穿便衣的汉奸带路，正向八字门方向去了，可能要袭击那里。

　　刘少卿一听就着了急，八字门是边区党委所在地，朱理治、陈少敏等边区领导人身边没有多少武装，要是受到鬼子的袭击将十分危险。当时天还未亮，刘少卿就迅速做出部署：一方面派人火速抄小路赶往八字门，向边区党委报告敌情；另一方面命特务营副营长带一个排和轻机枪，立即轻装出发，追上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一定要把敌人拖住，他自己率营主力紧随先头排疾进。

　　经过急行军，天刚破晓，终于在丁家冲追上日军。当下刘少卿便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特务营主力从先头排两翼展开，把鬼子们装进兜里。也就在这时，他从望远镜里看见丁家冲背后山上有许多穿军装和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中间还有一个很显眼的西方女人，他们有的向山上转移，有的向鬼子射击。

　　刘少卿这边枪一响，冲锋号一吹，日军听到四周枪声四起，以为中了埋伏，立马阵脚大乱，左冲右突夺路而逃。部队开进了丁家冲后才知道刚才后山上打枪的就是新四军陈少敏。不一会，弄清了情况的陈少敏等下了山，刘少卿赶紧去迎接。在陈少敏的介绍下，刘少卿才知道那个西方女人是史沫特莱，她来根据地考察、采访。陈少敏为保证安全以防万一，特意带着十几个干部和一个警卫排陪同她。这次鬼子偷袭，一方面由于陈少敏名气太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外国女人，太引人注目，以致走漏风声。

　　当天下午，刘少卿率领队伍，护送陈、史两位回到八字门。史沫特莱激动地对朱理治等边区领导说：“在大后方常常听到这样那样的歪曲、污蔑新四军不打日本的消息。今天一早随陈大姐一起，亲眼看到她和这位刘参谋长亲自指挥夹击日军，打得非常漂亮。我亲眼看到新四军指战员是那么勇敢冲锋，真是锐不可挡，使我终生难忘。我要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报道我在敌后的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