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赫伯特·恩斯特·卡尔·弗拉姆，1913 年12 月18 日出生在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是一位19岁售货员的私生子。因而他只能姓母亲的姓，后来母亲嫁人，幼年的勃兰特寄养在别人家里，直到外祖父从沙场解甲归里后，才享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与乐趣。外祖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徒，母亲也常常参加社会主义的活动。在家庭的影响下，他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15岁时，就加入了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时代的勃兰特经常向卢卑克社民党机关报《人民信使报》投稿。1930年，不到17岁的勃兰特被社民党破例吸收为党员。一年后，因与党的领导人发生了意见分歧，转而参加从社民党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该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

1933年2月2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希特勒利用这一事件宣布纳粹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禁止其他一切政党活动。面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部分转入地下，部分转向国外发展。“维利·勃兰特”是他在1933年为躲避秘密警察的检查而起的化名，但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沿用下来。1933年4月初，勃兰特被派往挪威。挪威工人党安排他负责政治流亡者协会的工作。稍后，又吸收他为党员，挪威工人党机关报《工人报》则特辟专栏，由他撰稿揭露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真相，而稿酬则成为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很快他又从丹麦转到了挪威，在异国他乡坚持反法西斯斗争。1937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在马德里保卫战中采访报道。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勃兰特又辗转逃亡到瑞典并入了瑞典籍。在瑞典，他成了一名记者，积极报道了德国对挪威的入侵。

1945年10月，勃兰特返回德国，报道纽伦堡军事法庭审讯纳粹战犯的情况。一年后，挪威政府又任命他为挪威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少校新闻专员，负责与美、苏、英、法四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联络。后来，勃兰特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意味深长地说：“在柏林的使命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它对德国的未来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勃兰特趁这两次回国的机会，考察了战败后德国的政治形势，他越来越意识到：一个误入歧途而又有光明未来的德国需要他。1947年11月，他终于作出了抉择：回到被战争毁坏了的祖国，为国家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联邦德国诞生了。勃兰特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列席了第一届联邦议院会议。6年后当选为西柏林市议会议长。这一特殊的荣誉职务使他可以超越社民党的范围，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1956年冬，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愤怒的西柏林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一些年青人向勃兰登堡门方向前进，并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当时，身为议长的勃兰特，以极其镇静而又克制的态度制止一场情势危急的流血惨剧。勃兰特镇定自若的举动，赢得了西柏林人的钦佩和尊敬。1957 年，西柏林市市长苏尔逝世后，勃兰特力挫群雄，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西柏林市长。

1958 年和1961 年，两次柏林危机先后爆发，把冷战推向高峰，特别是后一次柏林墙危机，使东西方几乎接近交火状态。勃兰特以一个冷静、理智而又果断的态度走上前台。他既表现出决不让步的立场，同时又呼吁市民保持理智和克制，承认现实，避免事态的完全恶化，并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稳定市民情绪。正是由于勃兰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从灾难的边缘挽救出来，简直处于绝望的形势才未能进一步恶化。柏林危机，也使勃兰特的名声大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资本。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形象，同这位柏林市长比起来，也显得相形见绌。在事件期间，勃兰特对这位从波恩姗姗来迟的联邦总理大人，表现出明显的冷遇。

勃兰特任柏林市长达十年之久，作为德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总管，辖有200 多万人口的市长，几乎获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东西。就像柏林忘不了勃兰特一样，他也忘不了使他跻身德国政坛的这座基地。但如果认为勃兰特的政治舞台仅限于柏林这一城之域，恐怕低估了这位政治家的雄心抱负。

1961 年，担任柏林市长仅四年的勃兰特，就被他的党推举为总理候选人,同老态龙钟的政敌阿登纳角逐。勃兰特在第一个回合的角斗中失败了。1964 年，这位51 岁的少壮派登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宝座。勃兰特之所以能牢牢地控制住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团结的象征，决不是由于他善于专权。事实上，他是非常善于妥协的，在党内素有“ 和事佬” 之称，但做“ 和事佬”并不等于他没有权力，他的意见在关键时刻总是受到重视的。勃兰特并非是一个毫无缺点之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克服那些缺点，他考虑自己的弱点比别人考虑自己的才干要多。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不自命u2019 不凡或野心勃勃，而是懂得看准机会，及时主动出击，一举得手。

1965年，联邦选举的大旗又一次拉起，勃兰特继续作为该党的总理候选人，再一次走上竞技舞台，同素有声望的著名经济家路德维希·艾哈德竞争，结果又未如愿。勃兰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继续担任他的市长职务。两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埋怨、批评、指责审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 而且也给勃兰特本人很大的。他曾一度萌发离开德国政治舞台的念头。但勃兰特毕竟是一个经受得住失败考验的强手，他比别人更能忍受痛击，每当遭受失败、烦恼、苦闷时，他就低头沉思，在内心里默默同自己的感情打交道，一旦从挫折中清醒过来后，他又回到竞技场上来了。

机会很快降临，一年之后，联邦政府爆发危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辞职。由各个主要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社会民主党首次获得参政机会，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大联合政府的组成给社民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它第一次在联邦范围内给社民党提供了使居民相信这个所谓“ 永久的反对党” 具有参政能力的机会。这次参政的过程，使勃兰特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外交手腕第一次在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他成功地扭转了联盟党因长期推行“ 哈尔斯坦主义”而使西德外交走进死胡同的局面，提出了大胆、灵活的新东方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勃兰特的这次参政，为他以后登上总理的权力宝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69年55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面对国内外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虽说并无治国妙方，但也敢大胆探索。在内政方面，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为改变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提供了推动力，使联邦德国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继续朝着繁荣、发展之路迈进。与治理内政的成就相比，使勃兰特个人形象大放异彩的自然要算他的外交活动了。评价他的执政政绩在于大力推行与苏联、东欧国家“缓和”和“合作”的新东方政策，为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1年作为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从柏林墙事件中逐渐领悟到，两个德国的分裂已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因素。光喊“让墙滚蛋”的口号，墙是推不倒的。联邦德国只能寄希望于“渐变”，他信奉的哲学是”历史是运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1966年底，他在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内阁担任联邦副总理兼外长时，就及时地把握时机，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互设了贸易代表机构，与罗马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系列外交行动，使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1971 年，勃兰特作为联帮总理首次出访苏联。这次访问的重大成果是，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同时，他还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双方“对谁都没有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领土要求。”实际上承认了德波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不知是出自真情，还是一种手段，勃兰特在波兰访问期间，当来到犹太人纪念碑前时，他突然双膝下跪，在场的几百人无不为之惊呆。

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1971年新闻人物”。勃兰特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

与东德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勃兰特东方政策的另一个重大突破。1972年12月21日，两德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基本条约》，从而使两国关系解冻，为各自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1973年12月，他到布拉格签署了《德捷关系正常化条约》。与此同时，在勃兰特的力促下，美、苏、英、法四国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四国柏林协定》，进而确认了柏林的地位。

新东方政策，显示了勃兰特争取现实主义的政治勇气，缓和了二战后的欧洲紧张局势，也提高了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这位总理因此被西方人士称赞为制造缓和气候的先驱，在人们中被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为表彰他为此作出的贡献，1971 年挪威议会决定授予勃兰特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联邦德国的勃兰特，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向昔日的敌人伸出了和解之手。他热诚地为欧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欧洲和平事业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找到了修复东西欧之间关系的桥梁———缓和政策。

对于德国的统一,勃兰特是极其关注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就为两德之间建立相互信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还到东部讲演，创造缓和气氛。他主张东西德两部分应逐渐融合，“ 不要操之过急”。

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潜伏在身旁的东方的“潜艇”出水，从而葬送了他的政治前程。京特·纪尧姆原在东德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家出版社工作。50年代中期，他和妻子克里斯特尔奉著名的谍报大王马尔库斯·沃尔夫之命潜入西德，与大批移居那里的东德人混在一起。纪尧姆善于交际，和什么人都能谈笑风生。根据沃尔夫的指示，纪尧姆夫妇应设法在社民党内求得发展，于是他们加入了社民党。由于勤奋和谨慎，纪尧姆夫妇很快引起了党内人士的注意。60年代初，克里斯特尔率先有了突破性进展，她被任命为德国社民党执委会委员、黑森州国务秘书比克尔巴赫的办公室主任。这段时间，纪尧姆夫妇搞到了北约的一些战略文件。

1964年，纪尧姆成为社民党法兰克福区的负责人，之后他在政治上一路升迁。1969年9月，德国社民党在战后首次获得大选胜利。不久之后，纪尧姆经受了宪法保卫部门的严格审查，于1970年1月成功打入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办公室。

在以后的几年中，纪尧姆以其干练和过人的工作能力博得勃兰特的信任与欣赏，他在担任总理低级助手职务还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负责与议会和政府机构联系的总理首席助理，甚至还曾担任过总理办公室与西德情报机关的联系人。纪尧姆权力大到可以为总理安排行程，维利·勃兰特本身也是喜爱社交，传言吉雍甚至还安排总理与某些有声望的女名媛发生性关系，维利·勃兰特的公事包也都交给纪尧姆保管，由此，他得以接触联邦德国政府以及北约的大量核心机密。后来纪尧姆还将公事包带回家，拍照窃取西德国家机密。1972年秋天，东德间谍、时任西德工会联合会东德局局长的格罗瑙在西柏林被捕。由于他与纪尧姆在平时工作上有些来往，西德反间部门在调查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侦察人员的视线逐渐延伸到纪尧姆身上。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监控和取证，在一次接头中，纪尧姆的妻子被迫把胶卷丢弃至莱茵河，放弃与史塔西会合回到家中，纪尧姆夫妇于1974年4月24日被捕。经时间比对下发现早在几年前西德情报单位拦截的一份来自东德的电码，显示G你家有了两个男人，G指的是纪尧姆的妻子，两个男人指的是纪尧姆与他刚出生的儿子，更发现纪尧姆夫妇的儿子与现在年龄差不多，有此证明纪尧姆是东德史塔西派来的间谍，这个事件犹如石破天惊，在西德政坛引起强烈地震，事件曝光后，总理与西德全国一片哗然，东德政府也感到错愕.苏联总理勃列日涅夫愤怒史塔西竟然不知道他们电码早已被西德情报单位破解导致东窗事发。后来，维利·勃兰特受到反对党与报社的抨击，更爆出性丑闻事件，迫使堂堂大总理黯然下台。

辞职后的勃兰特并没有销声匿迹，仍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他先后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等职。1976年他又被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他上任后对社会党国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修改了社会党国际章程。为社会党国际规定了三大新任务：为争取缓和与裁军而斗争，为在南北关系上建立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而斗争，以及为人权而斗争。勃兰特还经常以社会党主席和社会党国际主席的身份访问世界各国，足迹遍及欧、美、亚、非。舆论称他为一位“和平使者”。

无论是作为总理，还是作为党魁，勃兰特的权威是巨大的。然而，他并未因此成为滥用权力的专断者。1992 年10 月8 日，德国国家电视台向全国播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联邦德国前总理、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 岁。

他的回忆录于197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