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毕业于扬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

2007年8月份，席云舒创办了自己的“北京博学近思书院有限公司”

2012年北京语言大学2010级博士研究生。

现从事思想文化传播工作。先后发表过文学和文化批评论文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复印和《新华文摘》转载。

北京语言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席云舒，曾经是著名的出版人，他曾策划并主持出版过“哈佛燕京学术系列”、“西方现代经典译丛”、“彼岸人文译丛”等大型学术系列丛书，这些传播中西方学术与文化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很多人重要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位沉迷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思想暴风骤雨的《新青年》杂志，也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之一。

从2003年初至2008年底，前后花了6年时间，他以一己之力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共63期从头到尾都整理成了简体横排版。2012年，作为学术研究的副产品，一套皇皇12册、共700余万字的简体字版《新青年》由黄河出版集团正式出版。

《新青年》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新青年》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为现代普及国民教育准备了通用的语言工具；二是它主张培养青年自由独立的人格，养成人格的教育才是教育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青年》前期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包括这个理念下的主张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人权平等，提倡女子解放、婚姻自主、社交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孔教、礼法，批判尊卑思想与纲常伦理，反对迷信、批判灵学、破除偶像，倡导文学改良与白话文运动，讨论汉字拼音化与推广世界语，主张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等，这些无不关乎对青年的教育。再如陈独秀所说的青年的“人生归宿”与“人生幸福”的问题、“伦理的觉悟”问题等，也都是对青年的教育问题。《新青年》也讨论过很多关于教育的具体问题，比如大学的学制问题、女子的教育问题等。但席云舒以为，前面所说的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的现代教育更为关键，意义也更为重大。

至于启蒙与教育的关系，有两点需要区分。一是启蒙主要是思想文化上的教育，它不包括基础知识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二是启蒙往往带有“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启蒙心态，这种心态对教育来说，实在是要不得的，这也是我们应当对《新青年》加以反思检讨的问题。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用白话的文学取代文言的文学，当然是文学革命的目的，但是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都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给现代中国寻找和确立一种国语，一种适合于普及的国民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语言工具。

我们知道，古人读书、写作，以前的私塾教育、书院教育，乃至政府公文，用的都是古文，都是文言。而所谓文言，本来是指书写成文字的语言，是书面表达的语言。“语”和“文”本应是一致的，文字只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果“语”和“文”没有区别，文言也就是当时的白话。但古人说话容易，书写较难，写下来的文字就要比口语更加简洁、更加精炼，这是“语”和“文”的第一个差别。其次，书面记录下来的语言，是较少变化的，而人们的日常语言，却总是不断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方言。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日常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书面语言却由于书写而被固定了下来，这就造成了“语”和“文”的分疏。所以胡适说，文言是僵死的语言，而白话是活的语言，用白话取代文言来作为文学和教育的语言，是符合语言的进化规律的。

只有读过圣贤书、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懂得和应用古文，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百姓则既不能听，也不能读，更不能写那种古文。于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广大的百姓就被挡在了接受教育的大门之外，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接受良好教育，这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被选拔出来，安排到各地去当官。这样，社会就形成了受过教育的士大夫贵族阶层和没受过教育的平民阶层，文言也就成了士大夫阶层贵族身份的象征。士大夫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贵族身份，也在不断强化这种保守的古代语言，把它定为科举考试、人才选拔和政府公文的正式语言，而普通百姓讲的则是白话。

古代的私塾教育和书院教育都是少数人的教育，所以文言并没有成为教育的障碍，但是到了现代学校教育推广以后，这种保守的、僵化的古文就不适合于普及的国民教育了。要想让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平等的教育，那么寻找一种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语言工具，把它确立为国语，确立为学校教科书的通用语言，就成了时代的迫切需求。白话文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语言要想成为国语，就必须使它成为文学的语言，通过文学来承载和传播这种语言，文学革命就承担了这个任务。

可以说，如果没有白话文运动，就不会有1920年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颁行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的政令，若现代的学校教育一直使用的是文言，那么显然不利于教育的普及，广大的普通百姓也很难跨进现代教育的门槛。需要理解的是，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教育通用的语言工具，并不是降低了对教育的要求，所改变的仅仅是语言这个工具，而采用了人人都能听、能读、能写的白话作为国语，自然也消弭了贵族与平民阶层在语言上的区别，这样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才是真正平等的教育。

《新青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以及这个理念下的每一个子目，广义地说都是《新青年》为现代青年的教育所做的工作。如果把它的这些主张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养成青年自由的、自主的、独立的、平等的人格。

1915年，蔡元培先生参加巴拿马“万国教育会议”时，向大会提出了一个报告，题目叫做《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在这个报告里，蔡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新青年》是1915年9月创刊的，与蔡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同一年，而《新青年》的主张显然跟蔡元培先生的观点也是非常一致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提出个性解放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提出“明其是非，以供抉择”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在这第一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当中就对“解放”一词做了如下定义：“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说：“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可见《新青年》的启蒙，首先就是培养青年的独立自主的人格。

我们今天的教育，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国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我们今天的许多学校往往流于“灌注知识、练习技能”，养成人格的教育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我们教育界应当加以深刻反思的。

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现代教育通用的语言工具，并不是降低了对教育的要求，所改变的仅仅是语言这个工具，从而消弭了贵族与平民阶层在语言上的区别，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平等的教育。

我们今天的许多学校往往流于“灌注知识、练习技能”，养成人格的教育却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我们教育界应当加以深刻反思的。

著有论文集《求放心书》，策划并主持出版过“哈佛燕京学术系列”、“西方现代经典译丛”、“彼岸人文译丛”等大型学术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