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朗瑞生于巴黎一平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当过金银器店学徒、公证人事务所的差役、印刷工人和小钱庄职员。这期间开始文学习作，写过喜剧、史诗、宗教赞美诗和歌谣等。

1799到1813年是他的歌谣创作的探索阶段,作品大部分歌唱青春、欢乐、美酒与爱情,例如《春与秋》、《欢乐的罗歇》、《瞎眼的妈妈》等。也有一些作品,特别是帝国末年的《就算是这个样!》、《好友罗班》、《议员》等，针砭社会某些丑恶现象。第一首典型的贝朗瑞式政治歌谣是1813年写的《意弗托国王》，塑造了一个善良、简朴、爱好和平的老好人国王的形象，同现实生活中的骄横、奢侈、穷兵黩武的拿破仑皇帝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首歌是他的成名之作。

波旁复辟王朝时期是贝朗瑞歌谣创作的鼎盛阶段，强烈反对封建复辟是其基本特色。最初矛头集中指向用武力扶持波旁王室复辟的欧洲封建势力的反法联盟，例如写于反法联军入侵法国之初的《高卢人和法兰克人》，揭露俄国人、撒克逊人对法国的侵略野心，号召法国人勇敢抗战；写于反法联军占领巴黎以后的《法兰西的好国民》，要求侵略者回到各自的国家。后来攻击的主要目标转向复辟统治的两大支柱──封建贵族和反动教会。《白帽徽》痛斥封建阶级引狼入室的卖国罪行；《贵族狗告状》描写贵族阶级在实现复辟后的得意忘形；《加拉巴侯爵》通过一个随同外国军队回到法国的旧贵族的典型形象，揭露了复辟势力穷凶极恶而又虚弱无能的本质。抨击反动教会的歌谣中，最出色的有《传教士》、《主教和诗人》、《草索僧》、《教皇的儿子》、《教皇的婚礼》等，给封建教权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此外，《大肚子》《特莱达雍的挽歌》《犹大先生》、《小丑》等歌谣还描绘出一幅复辟王朝豢养的议员、刽子手、告密者、趋炎附势的官员群丑图。《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1829年的食肉节》等都对国王查理十世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攻击。《两个禁卫军》、《随军卖酒的妇人》、《人民的怀念》等诗篇把拿破仑作为封建社会的摧毁人、同欧洲封建君主们作战的统帅而加以理想化，是当时法国人民反封建复辟的情绪的反映。复辟王朝曾于1815年和1828年两次罗织罪状，判他监禁和罚金，但都未能使他屈服。在1830年7月革命中,贝朗瑞的政治歌谣起到战斗号角的作用。

七月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贝朗瑞不赞成建立共和国，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七月王朝建立不久就暴露出反人民的性质,使他十分懊悔。他拒绝担任部长,拒绝进入法兰西学院。在鲍狄埃等无产阶级歌手的敦促下，他重新提笔创作。《歌曲复兴》、《致荣任总长的朋友们》《拒绝》等表达了他对七月王朝的强烈不满《邦迪》、《蜗牛》等揭露了操纵七月王朝大权的金融资产阶级的巧取豪夺的罪恶本质。《雅克》、《年老的流浪汉》、《可怜的妇人》等描述了贫苦人民的惨境。他这时期的思想状况是复杂的，30年代初的《狂人》、《历史的四个时代》等，抒发过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也宣扬过慈善主义和博爱主义（《不幸者》），倾向过基督教社会主义（《圣经》），甚至流露过对人民起义的反感（《收葡萄》）。七月王朝末期，人民革命情绪再度高涨之际，他又振作起革命民主精神，以《洪水》一诗预言1848年二月革命的爆发。

第二帝国时代，贝朗瑞基本停止了创作活动。但他不愿为拿破仑第三所利用，拒绝出版自己过去歌颂拿破仑的歌谣。

在贝朗瑞歌谣创作的各个阶段，贯穿着各民族人民团结的主题。他写过《新命令》、《柏沙拉》、《给比利时人的劝告》、《波尼亚托夫斯基》等诗，对正义的弱小民族表示声援。1818年，针对欧洲封建君主的神圣同盟，写了《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他对各国人民同盟的歌颂曾获得马克思的热情称赞。

贝朗瑞把法国的歌谣创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进步诗人和诗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一八三0年七月革命后，贝朗瑞认为反封建大功告成。他的歌再也没有用了，打算引退。十五岁的鲍狄埃目睹七月王朝日趋反动，寄给他一首题为《请再拨动你的琴弦》的歌，呼吁他再拨起“讽刺的长鞭”。贝朗瑞在回信中一方面表示欣赏他这首“十分优美的诗篇”，一方面却又告诫他不要因写诗而忘记了“任何一个最普通的手艺人，也比大多数诗人对他的祖国更为有益”。

歌谣巨匠贝朗瑞，为什么竟妄自菲薄起来了呢？这是因为，随着反封建斗争基本结束，资产阶级民主诗歌开始没落。而与此同时，以鲍狄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正在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