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准确清晰，科学性逻辑性强，语言生动有趣，并富有启发性，深受学生欢迎。在各省市为师生作过高考历史报告50余场。曾获陕西师大教学质量优秀奖、省历史课评优赛讲一等奖、全国教师论文大赛一等奖、省历史学会教学科研成果评比特等奖、一等奖和陕西教育厅、西安市教育局教学科研成果评比一、二等奖等30多个。《中华儿女》《三秦都市报》《华商报》《西安晚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过专访文章。

对中国近代史、历史教育和高考颇有研究，曾在《近代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和《陕西日报》《陕西教育》《教师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等报刊发表《论西安事变后的原十七路军》、《清政府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决策》《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潜移默化与形式多样》、《高考文科综合中历史复习的辩证法》等80余篇。

主编或合编过《新编中学历史学法.归类.训练》《新教材解读.历史》、《3+X高考总复习指导.历史》、《绿色通道.历史》等40余本书正式出版。

1982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从事中学历史教学二十多年，培养学生很多，其中有多位高考状元。

上小学时，我的反应就很快，往往数学老师题目刚说完，我的答案就喊出来了，所以班主任给我的评语里好几年都写着唯一的缺点：“上课有时接老师话把儿”。尽管如此，我的学习一直很好。1958年“大跃进”开始，母亲组织一些妇女成立了机器刺绣社，忙得没时间做饭。我从10岁开始就学着做饭了。上初中后，下午放学我做好面条，招呼弟妹吃完，就急忙到学校上晚自习，手上的面有时都没洗净，同桌女孩常常笑话我。那时我家住在西安和平路，离26中近，我就在那儿读的初中。高中时，我考到了西安市20中，这是当时陕西唯一面向全省招生的高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高级中学。

我上学全靠自己努力。上中学时，我看了不少小说，还有文史资料，很多书都是在上学放学路上看的。从和平路经过东十一道巷，再到建国路上的26中，大约十分钟路程，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发觉前面有人挡住去路，一看，是我母亲。我叫一声“妈！”母亲则嗔怪道：“注意看路！”我在路上还背过俄语单词、数学公式什么的，要么就是从小说、散文中抄的精彩片断、至理名言。

1964年我上高中，当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上大学。可是1966年6月，高考停止了，一停就是11年半。1968年，我到秦岭深山中的宝鸡凤县黄牛铺公社插队，1971年到陕西机械施工公司当工人，两年后又当了老师。其实“文革”中有一些高校恢复招生，但上大学的方式是免试推荐。我没有这样的机会，总感到不甘心。

1977年10月下旬，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在陕西省建工局二中担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按国家规定，我还可以带工资上学。然而当时高考报名有多种限制，我的工作关系刚调到省建二中，无法报考。我想，既然国家恢复了高考，今后可能还有机会。

1978年5月，我第一次获得了报考机会，成为老牌往届生。此时距高考不到两个月了，我加紧复课。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把中午的一会时间也利用上。我排出一个计划表，数学复习一个月，政治、地理、历史各复习一个星期，语文？算了，就不安排时间了。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书籍奇缺，我虽在中学教书，却连课本都找不齐。那时我妻子在变电站工作，经常值夜班。晚上，我将两岁多的儿子哄睡着，急忙点灯看书到半夜。

1978年的高考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我的准考证号是102237。7月20日至22日在西安碑林区的第12中学参加了考试。第一天考政治、历史，第二天考数学、地理，第三天考语文。每门各100分，五门满分500分。陕西省从1966年~1978年的十几届中学生里有约30万人报考，文理本专科总共才录取1万人左右，相当难考。好在我过去底子好，又抽空粗粗复习了一遍，考得就比较轻松，感觉答得不错。

当年每人发一张试题，试卷是一大张白纸。数学考试中，有的考生不会做，早早交了试卷。我一直到下考铃响交卷。监考老师收卷时看了看我的卷子，问我是哪个学校的，还说我答得不错。考后我也像现在的孩子一样估了分，我估了425分，只比实际考分423.9多估了1.1分。

那时没有人讲解如何填报志愿。当年招生简章规定：“教师一般限报师范院校”。我当时是教师，填志愿表时想：“一般限报”又不是绝对限报，自己又只是“以工代干”的教师，而自己估分又比较高，所以我认为自己可以考到北京的大学。我在重点大学里的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中文专业，还报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几所大学，二本院校报了陕西师范大学等学校。

1978年8月，分数线公布，陕西文科一本分数线为310分，二本分数线为280分。后来我从省上、区上的招办得知，碑林区文科总分380分以上的只有我1人，全省文科成绩400分以上的也只有8人，不仅我的数学是全省第一，总分也是陕西文科第一。当年根本没有什么宣传“高考状元”之说，陕西省建二中在学校大门口贴了一张大红喜报，有我的名字和分数。成绩一公布，很多人都说，这一回韦成枢肯定要上北大了。

谁料想招生录取时，我等了一周没消息，就到设在长安县长安饭店的招生处询问是否遗漏了。工作人员问了我的考号和分数，说，你这是最高分数，绝对不会漏的。结果被录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人员说，因为你是教师，只能上师范院校。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过了几天，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犹豫了将近一个月，最后在父亲的动员下，我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报到了。省建二中的同事送我时说：中国将少一个考古专家，将多一个优秀的历史教师。我长期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历史科学的基本素养和长期的学习研究习惯，使我不断探究社会真谛。我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座右铭。这几十年里，虽然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但我一直认真做事，清白做人，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美德———具有良心、爱心、热心和恒心。十多年来，我和多位老师合作，取得过文科班高考的好成绩。在我们所教的学生中，有获1993年陕西省高考文史类状元的倪婷、2003年陕西省高考外语类状元的徐萧垠、艺术类状元的徐远，还有全省历史单科第一名的高劲松，文科综合第一名的杜轶群，等等。说到这些，好多学生的面孔就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最高兴的事，就是这么多年来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认可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