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布尔特曼出生于奥尔登堡（Oldenburg）的维弗尔施泰德（Wiefelstede）附近的一个小乡村，父亲是一位福音派牧师。他在奥尔登堡的一所高中获得Abitur资格（高等教育入学资格）。1903年他开始在杜宾根（Tubingen）大学主修神学，三个学期之后，他转到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接着读了两个学期，然后到马堡（Marburg）大学再读两个学期，于1910年在马堡大学获得学位（Lic. theol.），论文是关于保罗书信的。1912年，他通过了教授备选资格考试（Habilitation），成为马堡大学的新约圣经讲师。1916-1920年，他在布列斯劳（Breslau）大学获得助理教授的教职，1920年秋天他搬到该森（Giessen）任职教授，1921年他回到马堡大学接下海特密勒（Wilhelm Heitmuller）的教职，直到1951年他获得荣誉教授退休为止。布尔特曼在布列斯劳时结婚，生下两个女儿。他的兄弟在同时期（1917）于法国被杀身亡。

1923年，海德格尔到马堡大学任职，布尔特曼遂与之相交，直至1928年海德格尔辞去马堡大学教席。从1944年到二战结束，他收留了为躲避埃森（Essen）轰炸的女神学家Uta Ranke-Heinemann（1927-），Hannah Arendt 和 Helmut Koester曾经做过他的学生。

布尔特曼曾是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成员，他在二战时期纳粹政权下的立场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他抨击过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主义的泛滥，反对对非雅利安神职人员的解雇。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已经实施了的反犹法律”。基本上他不承认自己是纳粹信徒，并且也宣称自己从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在十九世纪达到顶点的圣经研究的历史批判，无可避免的使得过去人们所认为神圣、珍贵、绝对和神性的东西，变成了相对的历史产物。面对这样的历史批判，基督教信仰必须处理面对，以维护其超越历史的真实性与有效性。这“启示”与“历史”的争执，也就成为有心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家的战场。布尔特曼的学术背景，的确有不少受到自由主义影响之处。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部份，不可避免的将会处理到“历史”。

布尔特曼提出了极为特别的一套历史观。他认为“新约圣经的世界图像，是一种神话的世界图像。这种世界，是一个三层的结构：今世在中层，天界在上层，以及地狱在下层......不过，即使是今世，它不单单是自然的日常事件......它也更加是超自然权势，神与他的众天使，撒但与它的魔鬼做工的舞台。这些超自然的权势，介入了自然的事件，并且干涉了人类的思想、意志与行动。”因此他认为这样的世界图像之中，“历史并未依循它本身稳定的、又有律则的路线发展；超自然权势多在驱动它，并且引导它。......这个中层的今世世界，正急速冲向它那紧迫的结局......他矗立在末日的u2018灾祸u2019，属天审判者的来临，死人复活，以及对得救、或下地狱做最后的审判面前。”而且他也认为新约圣经中对救恩事件的描写，是与这样的世界图像是相符的。

布尔特曼认为这样的世界图像，完全是“神话”的讲述。而且其中的一些个别的主题，也能够很容易“追溯到当代犹太教的天启观念，以及诺斯底教徒有关救赎传说的神话学。”他他质疑今日的福音宣告（Kerygma）是否能够期待信徒接受这样的世界图像是真实的？假如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是否新约圣经中的福音宣告是否具有与这神话世界图像无关？而神学的工作就是解除这福音宣告的“神话”？布尔特曼显然的认为要求信徒接受“这样的世界图像是真实的”是一件无意义且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它会无意义，是因为有关神话世界的图像，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基督教色彩；它只是一个如今已经过去了的时期，亦及神学思考尚未形成的一个时期的世界图像。它会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图像乃与人类特殊的历史情境有关。”布尔特曼认为世界图像可以改变，他引证哥白尼的发现、原子理论的发展，在在都改变了当时的世界图像。这也就是说，新约圣经写成时的神话世界图像--三层的世界观，神、天使撒但的介入自然--应该被当代的信徒抛弃，神学家的工作应当是尝试找出在这过时的图像中所蕴含的福音宣告，并荐与世人。

“非神话化”（Demythologizing）不是指删除神话，丢弃神话，而是通过解释学的活动，将隐含在神话中的真正意义解释出来。布尔特曼认为圣经受当时作者所接触的世界图像所影响，因此若要了解圣经的原意，我们就必须仔细来探讨圣经成文当代使用字词的历史、字意、社会、与宗教上的意义。这样的圣经观透露出布尔特曼认为新约圣经中的观念并非神所启示的，而是由当时的宗教与哲学借用而来。他同时也认为在新约圣经中已经正式开始了“非神话化”的工作，并引证约翰与保罗书信的部份经文作为他的立论佐证证。

布尔特曼“非神话化”的工具，即是所谓的“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这个名词的德文原意是追溯某一个文献中所含有的那个文学形式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一些形式、模式、以及文学的类型，而他们的传统就借着这些形式、模式、或文学类型而代代相传下去。新约作者与其它文化中的作者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写作时也采用当时的形式。布尔特曼认为解释福音书时，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所用的形式。他们所采取的形式有比喻、格言、预言、法律、文法、故事等等。形式批判者花了相当大的功夫来判断、分析福音书，看其中有哪些合于科学的精神，并且有存在意义与价值。不过这样的作法似乎认为新约圣经是文化的产物成分居多。

布尔特曼并没有任何否定“神话”的意图。他的“非神话化”有积极的意义。他相信圣经里面有一个要被宣扬的“福音宣告”（Kerygma），是不应该连同它那古老的神话背景一起被摒弃的。而“非神话化”的目的，即在将所有的神话外壳除掉，使福音宣告能对当代人说话。这和自由主义神学家想消去任何圣经中任何“神话”色彩的努力恰好是相反的。

布尔特曼使用“普通历史”与“真实历史”这两个不同历史的概念。在德文中，此处的“普通历史”是Historia ，“真实历史”是 Geschichte。一般来说，德文中常见的用法，多是后者。严格来说，后者与前者的区别，是前者忠于事实的发生，并加以记述；后者则有“发生史”的意义，即重视事实的发生。前者是客观的、类似于自然事件的事件关连及其描述，后者则是与人的参与其中的活动直接相关的事件发生，前者可不涉及人的自我理解问题，后者则必涉及人的自我理解问题，必须询问对我来说为什么有如此事件发生，在人的世界中发生的如此事件究竟有何意义。后者显然与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历史”概念有很大的差距。当布尔特曼使用了“普通历史”与“真实历史”这不同的历史概念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清楚的区分“普通历史”与“真实历史”在布尔特曼的神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动作。而这或许可以根源于祈克果（Kierkegaard）的思想，他认为真理即是一种个人“主观的真理”、或“主体的真理”，并且曾说过“真理的定义是：主体在一种最激情式内向性的近似历程中，所固执的一项客观的不确定性，这便是真理；它是一个存在的个人所能够证得的最高真理。”海德格则进一步的将存在主义的精神运用在诠释学的方法上，在哲学上影响了高达美，在神学上影响了布尔特曼。基本上海德格的诠释学理论仍承认“诠释学的循环”，亦即：要理解“存有”则必须透过“此有”；要想理解“此有”，阐明“此有”，即必须透过“存有”。

布尔特曼的确依循了上面的“诠释学循环”，并且更直接的站在存有的立场上看待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就布尔特曼来说，他认为“真实历史”发生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当人面对他所要做的决定的一刹那。在真实的历史里面，没有任何事物是一般性的、客观的。人并不把他周围的世界，及别人当作客体，他自己当作主体。他甚至不会让他的“自我”脱离自己，从外面、客观的观察自己。布尔特曼想要挣脱一切一般性的、客观的理论，只有个人投身进去的事件才发生意义，也就是说具体的、主观的经验才对人有意义。在此布尔特曼很显然的颠覆了当代的教义系统。在布尔特曼的想法下，系统神学、以及其它教会历史的遗传，如圣礼、节期等，都算不上是“真实历史”，假如在这些教义与教会传统中，一个人并没有与神相遇。任何事件若有意义，就必须让人有参与，并觉知这样一件事情对我的意义。布尔特曼举了个例子：“当我在室内听到外面有一个小女孩被车子撞了，我可能会有一点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但是我更可能安坐在我的椅子上继续阅读。但是若有人告诉我被撞的小女孩是我的大女儿，这样一个事件我就不能置身事外，我会有很复杂的情绪反应，并且我将会马上放下书本，冲到街上去。”这就是布尔特曼对“相遇”（Encounter）的解释。同样的，神人之间也必须有“相遇”，否则在圣经所提到的一切记载，都只是“普通历史”（的记载）而已。唯有我们在所传讲的神的话（Word）中与神相遇，“启示”才发生，“真实历史”才开始，并且救恩才因此对我们有意义。

布尔特曼认为基督就是神的话。他指出宣讲基督事件确定了基督本身就是那神的话（Christ is himself the Word）。他在“关于新约圣经中神的话的观念”这篇论文中提到，旧约中神的话带有行动与权能。神以一个事件（event）说话，并且被理解为对人的演说或呼召。然而神的话，虽然是演说，却是真实的显现在人的面前。所以“聆听”神实际上是与神的相遇。基督承袭了这对神的话的理解，并且也是这话的宣扬者，并且要求聆听者做出决定。这意味神的话不是一套系统性的见解，而是对人类的宣告。

他也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单单是个历史事件，而且也是一个行动。信心则源于在教会中传讲基督，传讲基督就是传讲新约中的福音宣告。所谓“福音”，是当我们觉知福音宣告中的基督是主，并且带来一个新的自我认知，而需要信心。然而救赎仅仅发生在宣扬与得知对基督的基督的传讲。信心不是从对历史事件的知性了解而来，乃是从我们与传讲的基督相遇而来。信心带来的果效乃是人因为对十字架的信靠而清楚救赎的功效，从罪中获得自由，并且与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布尔特曼很明显的认为圣经的信息并非与普通的历史有关，乃是“耶稣一次做成的事件”。对这个事件我们只能以信心接受。因此福音书主要见证的是初代教会的信心，而不是见证一些可以用历史实证的事件。 进一步的继续从存在的角度来说，“罪”即是不信，就是顺从世界，使人成为奴仆，并且结果是“死”（可惜的是布尔特曼并没有很完整的发展这方面的思想，也没有说明他认为罗马书七章的意义，是肉体的，还是灵性的死）。相对的，“信心”意味着一个新的自我理解（a New Self-Understanding），是一个决定所产生的行动，顺服神的态度，带来自由，并且是一个末世论的存在（Eschatological Existence ）。

布尔特曼极端强调基督教的末世论的期待与希望，在他看来，这是耶稣布道的核心，即：“上帝之国即将来临。”尽管这种期盼一直在等待中，却有重大的生存意义。它激励人做出生存的决断，摆脱过去与此生的束缚，朝向神圣的未来。这种决断本身已然使未来成为了此时此在的发生，因为未来已具体实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存品格中。因此我们也就此时此地的与神相遇了。透过对福音书的“非神话化”，布尔特曼宣称：“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一个末世论的事件，羁留于信仰之中，就是以一种末世论的存在方式去生活，超然于尘世，去跨越由死到生的鸿沟。”对现代人而言，末世论的期待就意味着敞开自己，随时准备投身于与神的神圣相遇。

在方法论上，辩证神学家（dialectical theologians）一般而言都不欣赏哲学在神学方法上的价值。布尔特曼的贡献在于缩小这鸿沟。藉由清楚的界定存在主义的方法，布尔特曼清楚的将他的神学定位在出来而不使神学屈服于哲学之下。但是他也面临了以下的批评。

奥德根（Schubert M. Odgen）认为要解释“同意对存在的真实意义之存在主义的分析洞察，同时支持除非在基督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否则没有人可以清楚真实的存在”是很困难的。而这两个命题却又是布尔特曼分析方法的两大前提。此外他也认为布尔特曼在神学或传统上保有对新约圣经的“神话”，尽管他的方法与对神话的定义可能会“非神话化”神与神的作为。

布尔特曼形式批判的某些假设与一般接受的历史概念有抵触之处。固然我们可以同意福音是有关信心的，并且不见得要成为科学的历史。然而布尔特曼对于圣经解释中年代史的、传记的、地理的批注是可讨论、甚至非真实的这样的假设，却值得争议。布尔特曼指出时间与存在是影响福音书记载的重要因素。但是他可能忽略了群众的需要之一乃是对基督言行的知识，仅仅因为他是“基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为跟随他的群众所清楚知悉。从某个角度来讲，布尔特曼不否认新约真伪有值得探讨的可能，甚至在某些经文上他认为新约的记载是不真实的。

奥托（Michel Otto）评论布尔特曼的方法论，他认为布尔特曼这样的解释圣经，已经使得拿撒勒的耶稣之权威，被人类的灵性所取代。在这样的判断下，神的话已经岌岌可危。

最后一个布尔特曼神学方法论的大问题，就是他使得“自我理解”成为一种正规的神学陈述。但是自我理解是个别的经历，并且需要正确的对历史的解释原则来矫正。若缺乏了对历史的自我理解以外的正确认识，就会出现一个自我理解式的信仰，而这就难免落入一个没有客观意义的、或者是说没有客观标准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