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 个人介绍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在北京半截胡同14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据史学家黄彰健考证，后两句应为“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我自……”两句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改（中学语文课本为“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及“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根据著名历史文化学者申宝峰先生长期调查研究，谭嗣同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清政府杀害。他的遗体是浏阳会馆的老长班{管理员}刘凤池收殓的。刘凤池在谭嗣同行刑当天自始至终在场，谭嗣同被杀之后，他趁着午夜无人之机，用芦苇把谭嗣同的遗体盖上，扛回到了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位于北京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又花了纹银六十两购买棺材把谭嗣同遗体收殓。到第二年{一八九九年}，谭嗣同的亲属进京将谭嗣同的遗骨运回家乡浏阳。

谭嗣同 - 短暂一生

谭嗣同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谭嗣同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 

1898年，创建南学会，主办《湘报》，积极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同年4月，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被征入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等人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当宫中后党密谋政变，光绪帝传密诏康有为等设法相救时，即“拔刀以救上自任”。9月8日夜，赴北京法华寺访袁世凯，请袁发兵相救。袁佯为应允。9月20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政变遂起。9月25日被捕，9月28日与林旭等5人同时被害。时年33岁。

谭嗣同 - 生平事迹

他的父亲谭继询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与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1877年，在浏阳，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 - 救亡主张

中国在甲午之战中败于日，康有为主张“拒和”，谭嗣同则深知清政府无实力再战，因此希望迅速与日本达成和议。但当他得知议和的条款使中国的主权得到极大侵害时，又视签约的李鸿章为“众矢之的”“诚足恶矣”。谭嗣同似乎既反战又反和，其实他是责备主战者“不问所以战”、主和者“不察所以和”，主战者和主和者都“幸敌兵一旦不至，则谓长治久安，可以高枕无虑”，都抱有苟且偷安的消极态度。诚然，谭嗣同所设想的“救急”方案亦不足取，他提出把西藏、青海、新疆、内外蒙古等东部边疆之地分别售于英、俄两国，用售地之价偿还欠款和满足实施新政所需。显然，他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其师欧阳中鹄也认为他的主张“绝hai”。谭嗣同虽然基本上反对依赖“以夷制夷”和与别国结盟，但当他认为中国之被瓜分不可避免时，又倾向于与英、俄结盟，称“不请别国保护，必无久持之理”。

谭嗣同在参与变法前一贯憎恶君权和官权，称“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并认为变法“无望于今之执政者”。从甲午战争之后到1898年朝廷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表示决心变法之前，谭嗣同只能依靠自己和少数志同道合的士绅来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时务报》、《湘学报》、《湘报》的工作，支持过《算学报》，还一度筹划在南京开《矿报》，在武汉开《民听报》，从事变法宣传和思想启蒙，他还积极参与南学会 延年会等学会。为“开风气”“育人才”，他又参与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和浏阳算学馆。当时，他对社会大众怀有同情，但不寄予希望，相反，称反洋教、烧教堂、毁电线的群众为“亡国之民”，称因饥荒而抗捐抢粮的群众为“乱民”。由于他的许多活动都遭到守旧者的阻挠和反对，内部也意见分歧严重，几年的努力，收效甚微。这使谭嗣同异常烦闷，因此在朝廷表示决心变法，他本人受举荐受征召之后，在给妻子的信中用“绝处逢生”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当时，他改变憎恶君权的态度，认为可以“先以君权以移之”。他怀着一腔热血于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来到北京，投身于变法运动，农历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发生，他的主张仅实践了一个月，只能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他的一生了。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也是其救亡主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除其救亡主张和生死观有较大特色外，其经济思想也较康、梁不同，而具有超前性。他认为中国要想独立富强，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必须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他提出:“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对封建小农意识、尤其是崇俭非乐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于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惜时观念和通商的提倡。

首先，谭嗣同反对崇俭非乐。他认为本无所谓奢俭，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他们命名，并教人们黜奢崇俭。其实，俭有天然之度，没必要刻意去尊崇它，俭之所以被尊崇，是封建统治者专制、以天下为私产的结果。说:“自俭之名立，然后君权日以尊，而货弃于地，亦相因之势然也。”，所以私天下者尚俭，公天下者尚奢。

谭嗣同是墨家思想的近代继承者，颇有“摩顶接踵而天下”的古道热肠。但他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出发，竟然推崇以消费促进货物滋生与流通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超前性。谭嗣同认为，过俭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会造成亡国。他指出:“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零，所与皆娄人也。己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销铄。一传而后，产析而薄，食指加繁，有将转而被他人之剥削并吞，与所加乎人者无或异也。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贪，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如果仍然崇俭，“中国守此不变，不数十年，其醇其庞，其廉其俭，将有槁壤，饮黄泉，人皆饿殍，而人类灭亡之一日。”，谭嗣同认为，“奢之害止于一家，而利十百矣。他主张建学兴机器来开矿、耕田、代工、造纸、造糖。富裕的人可以开大机器厂，中富的人开分厂或附大厂，这样，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因此他还认为:“理财者甚勿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可见其批判崇俭黜奢是与重视消费以广开财源来发展经济相联系的。

他还指出，一旦“君权废，民权兴，得从容谋，各遂其生，各均其利”，物产丰富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尚乐、尚奢。谭嗣同这种见解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空想和超前性，他的一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并非完全正确;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与规律的。其次，谭嗣同在“仁”者求“通”的思想指导下，极力主张通商。他认为通商是仁的要求，不通商，不但道理上讲不通，情势也不允许。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距离，所以通商事业才得以发达。“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只有凭借通商，天下才能真正做到货畅其流。他主张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扩大对外的商业贸易。他这种见解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化发展趋势的。但是，他认为:“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这显然是只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的积极性一面，而对其经济掠夺的侵略性认识不清。

谭嗣同 - 代表作

《仁学》2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谭嗣同 - 壮烈之死

初六那天，政变发生了，当时，谭嗣同正与梁启超在寓所筹划着救助皇上的办法，可是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忽然传到，不久，又听说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谭嗣同从容地告诉梁启超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现在想教康先生，也已经无法可救。我已经没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虽然这样，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却要做它。您试着进入日本大使馆，拜见伊藤先生，请他发电报给上海领事来救护康先生吧。”

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梁启超相见，劝其去日本，并且携带了他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信一箱，托付给梁启超。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谋取将来的事，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贤明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预料，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充当他们。”，于是互相拥抱一下就分别。

初七、八、九三天，谭嗣同又和侠士们商议救护皇上，事情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

谭嗣同终于囚入监狱，八月十三日，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达万人，谭君慷慨激昂，神情没有丝毫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新，谭君喊刚毅上前来说：“我有句话……”，刚毅走开不听，于是从容就义。

谭嗣同 - 剑胆琴心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剑是英雄胆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于是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击剑。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七星剑”，剑身较长，上面镶嵌有７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7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乐”。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琴即英雄魄 中国古代文人修养讲究“琴、棋、书、画”四艺，更以琴列为其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弹琴名世。谭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剑抚琴潇洒一生。在“谭烈士专祠”展览厅里还有谭嗣同用过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乌黑锃亮，楷书“崩霆”清晰可见。据史料记载，某年盛夏，谭家宅院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谭嗣同以梧桐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名为“残雷”与“崩霆”，琴铭分别为“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而文天祥所留“蕉雨琴”的琴铭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1898年谭嗣同应诏赴京变法，时年34岁，和夫人李闰分别时，除了赠以《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诗，据说他们夫妇在别离前夜，还对弹“崩霆琴”与“残雷琴”依依惜别。北上时谭嗣同将“崩霆琴”与“残雷琴”以及“凤矩剑”带在了身边。多少年之后，不论是秋风飒飒还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绕室徘徊，侧耳倾听，那屋宇栋梁间仿佛依然缭绕着他们那永不消逝的琴声！

血见英雄色 谭嗣同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谭嗣同舍身赴难，慷慨就义。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 “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从此不知下落。“残雷琴”长119.8cm，肩宽19.3cm，尾宽13cm，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残雷”，其下刻琴铭，款题“谭嗣同作”，腹款刻“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谭嗣同时年25岁（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谭嗣同 - 生死观

就当时的形势，他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去死才是死得其所:或死于和外国侵略者作战，或死于中国的革新事业。关于前者，在他议论刘永福时可见：“刘永福仍困守台南，然决不能久持，……但愿其能一死，死固无益，因军兴以来，统领死者止左、戴二人，或得以此遮羞耳。”

他是鉴于第一次鸦战中中国高级军官尚有多人战死，而在此后的战争中，中国越败越惨，但是战死的高级军官却越来越少，故外人有“文官三只书(指贪污)，武官四只脚(指临阵逃跑)”之谑。因此，他认为战死至少可以为中国遮羞。关于后者，于他在遭受湖南守旧士绅的攻击时曾坚定表示:“宗旨所在，亦无不可以揭示人者……平时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起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真亡种矣。”正是因为谭嗣同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性格特征，所以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他拒绝逃日。

谭嗣同是被守旧势力杀害的，但“性格即命运”，是他主动选择了成仁取义的时机和方式，认为只有这种光明正大、悲壮的死才能警醒国人。尽管其狱中绝笔有“伤心君父”、“保全我圣上”等语，但根据其多次所说的“只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而言，他的赴义仍然不是因“愚忠”而“死君”，而是死于救国救民的革新事业。

谭嗣同 - 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 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憾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一首表达作者全部所有的绝命诗，是一首在狱中为自己写就的祭死之诗！诗的后两句所写，都是指诗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仑”当然不是指人，“昆仑”也没有自比自赋、自狂自傲之义。而“去留”，我认为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试想想，“我自横刀，肝胆昆仑”，这所表达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壮！而这，不恰是诗人那时的真实心理写照吗？

谭嗣同 - 与浏阳河

浏阳河，一本古老的书，一幅沧桑的画。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们漫步浏阳河畔的谭嗣同祠，闻着墨香，贴着文脉，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脚步轻叩历史先贤的名河之踪，万般情思随波荡漾。祠中梁启超手书的“民国先觉”横匾，令人肃然起敬。两侧乃康有为的挽联，其间为谭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峻目，闪闪似电，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凛然正气。

浏阳河带着远古精魂奔腾着。也许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酿就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惊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面对万人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闪，血光如炬，直冲九天，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一道气壮山河的彩虹。

浏阳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谭嗣同生命的意义，有如这万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红偎翠，行乐市井，可有着浏阳河“变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矢志变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谭嗣同深思精进撰成5万字巨著《仁学》，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传维新思想。谭嗣同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康有为从谭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挥毫留下“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的咏谭绝唱。欧阳中鹄感慨万分：中国有救了，自己的学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复兴的曙光吗？

然而，救亡图存是一条血腥之路，就像故乡的浏阳河，要弯多少道湾？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谭嗣同受光绪帝召进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捕杀新党。梁启超力劝谭嗣同出走，谭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京师大侠王五复劝谭嗣同改变初衷，谭掷地有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谭嗣同因袁世凯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绝唱：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二十八日就义，由浏阳会馆长班李凤池收留遗体。次年魂归故里，葬于浏阳牛石乡翟水村，墓联云：“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 - 故居

谭嗣同故居在宣武区北半截胡同41号。谭嗣同生前 任西房北套间，自题为“莽苍苍斋”。他的许多诗文、信札 在这里写成。“莽苍苍斋”原有一副谭嗣同自做的门联：上 联是“家无儋石”，下联是“气雄万夫”。后改上联为“视尔 梦梦，天胡此醉”，改下联为“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会馆 里还有维新志士开会的里院北屋。1898年9月24日谭 嗣同在此被捕。1986年，谭嗣同故居被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谭嗣同 - 谭嗣同墓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一路上，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