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背景
198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士；
1991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201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工作履历
曾在海外学习、工作十余年，并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中国国家公司驻日本商务代表、北美五金跨国公司亚洲市场经理、外企首席代表、建材公司CEO等，目前任北京语言大学客座讲师。
主要作品
n 《妈妈的舌头——我学习语言的心得》（随笔集）
n 《美国总统牌马桶》（长篇小说）
n 《马桶经理退休记》（长篇小说）
n 《柴六开五星WC》（中篇小说集）
n 《永别了，外企》（随笔式长篇小说）
n 《我与母老虎的对话——天大对话录》（对话集）
n 《我在好莱坞演过一次电影——天大杂说录》（随笔集）
n 《可怜天下CEO——一个非典型公司的管理手记》（随笔式长篇小说）
n 《我爱北京公交车——公交车里趣事多》（随笔式长篇小说）
n 《四十而大惑——是关于生命的》（随笔集）
n 《谁出卖的西湖》（随笔式长篇小说）
n 《自由之家逸事——新乔海外职场“蒙难”记》（长篇小说）
n 《走进围城——新乔“内外交困”记》（中短篇小说集）
n 《日本语言文字脱亚入欧之路》（学术著作）
n 《爸爸的舌头——天大谈艺录》（随笔集）
n 《雕刻不朽时光——教师博文录》（博文集；多卷本，即将出版）
n 《商场临别反思录》（随笔集）
n 《日本二次会——人鬼情未了》（随笔集；尚未出版）
n 《三个不朽——生活、隽文和艺术》（随笔集；尚未出版）
学术成果
2013年，学术论文，《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
日本语言文字脱亚入欧之路
对日本的社会文化来说，发生于19世纪晚期直至20世纪中期的语言变革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的变革和语言的变革相互作用，其变革的力度和深度，都是前几个世纪所未有的。日文中的“言文一致体”就是日语中的口语体的代称。被有些学者称作为“言文一致运动”的是日本近代也就是从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直至1946年完成的语言转型，即日本口语体的普及和确立过程的统称。关于中国汉语的“言文一致”，刘进才指出，“言文一致可以引发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书写符号上的，要求口说的u2018言u2019（或曰口语）与手写的u2018文字u2019一致，这是改革汉字实行拼音化首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说就怎么写；二是文体层面上的，不触动方块字的改革照样也能达到，即是书面文章与符合日常活的口语。”与中国的实现言文一致过程相比较，日本语言的言文一致化除了以上所指的两个语言文字层面的意义之外，还不仅意味着日本现代文学的诞生，而且与明治国家体制的确立为同一时期。它的内容不仅仅包括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而且是全新的思维范畴和语言体系的形成。
中国在晚清和“五四”时期也发生了一场相似的语言和文学的急速转型运动。从被转变的对象、内容和涵括的范围来看，日本的言文一致趋向和中国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时期发生的“三大语文运动”（即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以及同时发生的汉字改革运动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所有这些起始于晚清的语文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诸项语言变革运动，宏观目标是实现“言文一致”，是实现书面语言和和口头语言的统一。追溯晚清和“五四”时代的语言革新我们可以发现，最早这一命题是局部受日本的影响而发端；通过驻日、留日的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媒介，日本的言文一致对中国晚清“文”向“言”趋同的努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寻找日本近代文学“之本”。“语言是存在之家”，在本书中，我们试图用研究载体——近代日本语言的革新作为研究的“内容”本身，或者说我们将语言变化过程以及原因的研究作为研究的核心，通过勾勒从明治维新直至“二战”结束后的重大“语言事件”——包括废除汉字、罗马字、拉丁化运动等，以其作为主轴来展现近代文学史的“内容”，来描述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若能以这样一种新的语言本体观的眼光来重新关照日本现代文学形成初期的言文一致文学语言观，我们便可以发现，它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的革命或文学形式上的革命，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是深刻的思想运动。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文学革命是通过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确定来实现的。
二、从日本在汉字表中增加数量的争论中看研究问题的“当下性”。2010年，日本《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一篇对前日本语学会会长、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野村雅昭的采访，标题是《莫要再增加汉字，日本语或将灭亡》（常用漢字を増やすな 日本語が滅びる）。野村雅昭在采访中极力反对正在酝酿并即将付诸实施的对“常用汉字表”的修改。日本政府拟于在2011年内通过内阁发布作为日本社会汉字使用指南的新版“常用汉字表”。新表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96字，删除5字，共计2136字。这是自1946年“当用汉字表”(1850字)、1981年“常用汉字表”(1945字)之后，日本时隔29年进行的二战后第三次汉字改革。此次总计增95个汉字，大幅超过1981年。作为日本语言的著名学者，野村雅昭反对进一步增加汉字的数量，他说：“我们应该限制汉字的数量，如果不那么做的话，日语就会灭亡！”“制定u2018常用汉字表u2019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国民无障碍地读写汉字，是为了帮助u2018疏通u2019字义，成为社会生活中应用汉字的依据，但这次修订违背了这个宗旨。”野村雅昭对修编《常用汉字表》的反对是明治维新以来“言文一致”运动在当下日本的余波。这篇报道所围绕的所有核心议题：关于日本语言的国际性、关于汉字数量的多少、关于汉字笔画的繁琐、关于表音的日本假名和表意的汉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孰优孰劣等等，我们几乎都能够在本书中寻找到它们的踪迹，或者说这个日本21世纪文字的又一个“小小变动”，完全可以被视为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才最终完成的言文一致路程在65年过后的“未完成叙事”的有一个组成部分，是同一个“故事”的新时代续写。这个时代的“新”和中国崛起后汉语的地位有关；这个时代的“新”也和东亚汉字圈在世界版图中的重新定位有关。变换一种说法就是，言文一致的话题在21世纪还仍然是个“活着”的话题，是个可以被重新注入生命力，可以在新的背景，用新的姿态、新的视觉、新的视野、新的心态进行研究和复习的课题。
三、从语言文字中寻找日本近代国家的嬗变性和侵略性质之本。近代日本是个嬗变性和扩张性兼具的国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跃上“文明”台阶之后，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指导下走上了一条“脱亚”之路。1894-1895年，甲午海战日本取胜之后东亚原本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体制”进一步崩溃，1900年日本重兵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之后华夷体制全面解体而日本却一跃成为亚洲强国。1902年日本和英国缔结同盟，跨出了“入欧”的第一步。之后，日本通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崛起，并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续行其“脱亚入欧”的战略，直至“二战”日本彻底战败之后，这个从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的企图凭坚船利炮独踞亚太、“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的野心才被彻底击破。
那么，在“脱亚入欧”的国家整体战略之下，日本内部的语言和文化又走过了怎样的“脱亚入欧”之路并与之配合呢？其答案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持开始探索的“言文一致”之路。“言”和“文”一致就是“口语文”和“文语文”的统一。在儒教为主的意识形态统治下，直至明治维新，日本的“文”都是以“汉文”为正统的“文”，“文”和民间口语严重脱离，而大量汉字的存在是使“言”、“文”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因此，实现言文一致之路就演变成一条“脱离汉字、汉文”之路，就是从当时以汉字、汉文为主要载体的东亚“汉字文化圈”逐步脱离出去的道路。由此，“脱亚”的实质变成了“脱汉”，“入欧”的内容变成了模仿欧洲在语言中增加表音文字（假名）的比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言文一致”的道路表述成一条“语言的脱亚入欧”、“脱离华夷体制”、“建立日夷体制”之路，是一条和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转变并行和相辅相成的道路，而研究“国家的脱亚入欧”和“语言文字的脱亚入欧”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四、以史为鉴，从日本“脱离汉字圈”以及近代与中国的矛盾的研究中探寻中日两国当代关系的处理方法。自从日本19世纪“脱亚入欧”开始，中日两国的关系从近现代直到当代都是始终在“冷热交替”中徘徊，21世纪初开始的岛屿问题上的纷争会使中日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进入另一次难于化解的新的对峙状态。那么我们怎么从日本在历史上对华的“举措”的研究中寻找应对日本的方法呢？或许我们能从日本在近代文字改革的过程尤其是背景因素中里得到局部的有用的答案，因为我们发现，虽然是“言文一致”为最终目标的文字改革，但日本近代的文字改革是和日华关系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在语言文字上走上一条“脱汉入欧”的道路作用极大，可以说日本的语言改革是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中日两国之间实力的涨落密不可分的。本书要做的就是再次回到一百多年前中日之间的关系纠葛中，再次寻找国家关系在两国文字文化之间发生的作用以及最终产生的结果、再次梳理矛盾纠葛之中的偶然、必然的原因，并将其按照逻辑化、条理化的方法处理和归类，从而寻找出一组组中日间文字文化上的基因的谱系以及顺变、裂变的痕迹，进而尝试着将其解读以及解释，据之，我们就或许可以获得对解决处理21世纪中日新“嬗变”和新纠结的有参考意义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