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梵文Pattra）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经文。西双版纳发现的贝叶经，有巴利文本和傣文本。内容除小乘佛教经典外，还有许多传说、故事、诗歌和历史记载等。在东南亚各国，还有用缅甸文、泰文等拼写的巴利文贝叶经。

西藏自治区政府介绍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作成果：历经6年确定6万叶梵文贝叶经写本，这批贝叶经的文物价值堪称打开第二个敦煌经洞。素有“佛教熊猫”之称的贝叶经源于古代印度，在造纸技术还没有传到印度之前，印度人就用贝树叶子书写东西，佛教徒们也用贝叶书写佛教经典和画佛像，贝叶经的名字由此而来。

世界现存贝叶经总量不过千部，而西藏存量占到六至八成左右。西藏迄今保存有梵文、藏文和巴利文等贝叶经古写本，其中有不少属孤本、善本、珍本类品。

西藏贝叶经研究所探秘“佛教熊猫”

中国首家贝叶经研究所在西藏拉萨成立，专门从事对贝叶经的挖掘、抢救、整理和翻译，从而逐步解密上千年来僧人用梵文书写在贝树叶上有着“佛教熊猫”之称的贝叶经。

贝叶经研究，对于研究佛学、藏学、佛教历史、佛教绘画、古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史都有着巨大价值。

为了加强贝叶经的保护与研究，从2006年起，中国启动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西藏梵文贝叶经普查，初步确定西藏迄今珍藏有梵文贝叶经写本（包括部分纸质梵文、藏文转写本）共1000多个函（种），近6万叶，形成了《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总目录》《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西藏自治区珍藏贝叶经影印大全简目》《关于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方案与实施办法》《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贝叶经保护纪实》等重大阶段性成果。

贝叶经主要成书于公元8世纪至14世纪之间，由于西藏气候干燥，加上独特的保护方法和强烈的保护意识，在西藏发现的贝叶经都保存得非常好。但贝叶经主要用梵文书写，而全球精通梵文的人屈指可数。对贝叶经的研究，无法借助现代化工具，翻译全靠人工完成，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程。

传承广泛：贝叶经囊括了傣泰民族传统文化整体内容。它并不是一种史前遗存的"活化石"，也不是一种考古性质的“文物”。世俗性、普遍性和全民性是它的最基本特点。它是全民族范围内由家庭、社会和寺庙各个阶层而综合传习和传承，几乎是历史形态的“国民教育”。它覆盖面实际上超过西双版纳、德宏以及云南所有的傣壮民族地区，而推及到整个东南亚及南亚次大陆地区，几乎有上亿的人还在传承和使用这种变化。

贝多罗树，形状很像棕榈树，西双版纳傣语称其为“戈兰”。在傣族人民心目中，“戈兰叶”（即贝叶）是运载傣族历史文化走向光明的一片神。自古以来，傣族社会所有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全靠用一片片贝叶作记录世代相传，傣族人民把贝叶经视为全民族的宝贵财富加以保护。历史上，每座佛寺里都有一个藏经阁，傣语称“林坦”，所有的贝叶经都要统一保管在这里，由佛爷、和尚严格看管。未经寺主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这里带走经书。对贝叶经的管理也很严格，除绵纸抄写的唱本、生产生活常识、医药、历法、伦理道德，占卜、法律典籍等可以保留在村里供寨人使用外，凡佛教经典和其他内容的贝叶经是不允许个人带出佛寺藏入私人家中的。所以，很少出现贝叶经在佛寺里流失的现象。

形式：叶质形一类是真正的贝叶经，傣语称“坦兰”。它是用民间制作的铁簪子刻写在经过特制的贝叶片上，其规格有每页四行式、五行式、六行式和八行式等四种，傣语分别称“兰戏”、“兰哈”、“兰贺”、“兰别”。以前三种规格的贝叶经本最为普遍。

纸质形一类是指绵纸经书，傣语称为“薄嘎腊沙”。它是用野蕨杆削成的蕨笔蘸墨写在绵纸本上而成。其规格有宽面页式和连折叠式两种，其中以宽面页式最为普遍。

以上两种形式的经书，贝叶经的数量最为浩大，其次才是纸质形的经书。以上两类经书，由于数量众多，内容、涵义博大精深，因而才被誉为“别闷戏版康”（八万四千部），并在傣族史册上流芳千古。

从贝叶树上砍下页片，用锋利的刀将贝叶一片一片修割整齐，三至五片卷成一卷捆好，放入锅中煮。煮时要加酸角或柠檬，使贝叶表面上的皮脱落。一般要煮半天，直到贝叶变成淡绿白色，才从锅里取出来，拿到河边用细沙子搓洗干净，然后将贝叶压平晒干，收起来让它通一段时间的风后，再订成匣。

制作贝叶经匣有专用的两片木匣为标准。木匣长约一市尺半，宽约四寸，距木匣两端约半市尺处各钻一个小孔，把一片片晒干压平经过透风处理的贝叶紧紧夹在两片木匣中间，两头用绳子绑紧，然后用专门的钉子沿木匣两边的小孔将贝叶钻通，再穿上搓好的线绳，按五百至六百片贝叶订为一匣。订好后用刀轻轻把贝叶匣修光滑，并用专制的墨线弓，按照刻写格式，把墨线轻轻打在贝叶上，留待以后刻写。

最初是用小尖刀沿着打好的墨线把傣文刻写在贝叶上。后来觉得用刀刻写又慢又费力，才改用铁簪子刻写。刻写好以后，用植物果油掺锅底的黑烟，涂于刻好字的贝叶上，再用湿布擦拭一道，贝叶上的字迹就清晰显现。刻写好的经书装订成册后，在四周边沿涂上一层金工精细，规格统一，由于经本四边都涂上一层彩漆，抹上金粉，因而给人一种精湛、古朴、大方、美观之感。因它是用铁簪将文字刻写在贝叶上，并涂以颜料，不但字迹清晰，而且擦不掉抹不去。由于贝叶经过水煮等工艺特殊处理，可以防虫、防水、防变形，经久耐用。这也是贝叶经可以保存几百年上千年的原因。

中国傣族地区的佛寺收存贝叶文献早已成为传统，其来源一是由佛爷自己刻写，二是接受世俗众生"赕坦"献经或"赕簿"献书。由于民间"赕佛"献经献书活动的蔚然成风，"贝叶经"中既有来自印度教的故事，又包含有与佛教唱对台戏的、涉及傣族民间原始信仰的传说，因此，贝叶经成了傣族社会各种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的荟萃之苑，这也影响到了贝叶文学的内容构成。除了佛寺集中收存贝叶经而外，傣族世俗民间也流藏有各类贝叶文献，所以贝叶文化从佛寺到民间，成为傣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贝叶文化是傣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性提法。之所以称为“贝叶文化”，是因为它保存于用贝叶制作而成的贝叶经本里而得名。贝叶文化包括贝叶经、用棉纸书定的经书和存活于民间的傣族传统文化事象三个方面。

贝叶经是“贝叶文化”中最古老、最核心的部分，是“贝叶文化”的主要载体，可以说是傣族文化的根 。一千多年来，傣族前辈文人们不图名不图利 ，孜孜不倦用铁笔将文字刻写在贝叶这上，默默奉献着智慧与才华，一代接一代，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自己刻写的经本里留下名字，然而却给后代留下了无穷的智慧和精神财富 ，汇集成为浩瀚的贝叶典籍， 创造了博大精深的“贝叶文化”。从而使丰富的贝叶典籍变成傣族社会的百科全书，形成极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文化。

贝叶经典有八万四千部，而保留在西双版纳的贝叶文化经籍,从书目看多达5000多部,2000多种。按内容和形式 ，大体可分为19大类 。即：哲学历史类；政治经济类；生产生活类；民情民俗类；语言文字类；文学艺术类；宗教信仰类；佛教经典类；天文历法类；法律类；医理医学类；体育武术类；书画艺术类；制品工艺类；建筑设计类等。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而丰富，涉及傣族社会历史文化和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傣族智慧的万有文库。

贝叶经是“多元文化”因素并含的特殊现象。除此而外，傣族本身还吸取和融汇了汉族文化（中原文化）的营养酿造贝叶文化氛围。也正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点，贝叶经才在世界人类历史文化中独树一帜，显示出其影响和价值。

“唐僧”当年取回的就是《贝叶经》

《贝叶经》发源于印度。古印度人采集贝多罗树的叶子，用来书写佛教经文。唐代高僧玄奘西去取经，取回来的也是《贝叶经》。贝叶耐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可清晰辨认。

在印度，早期的《贝叶经》写本几乎已失传。在中国同样已相当稀少。玄奘从印度带回来657卷《贝叶经》，在长安翻译佛经。这些《贝叶经》至今被珍藏在大雁塔中。

流传在中国的《贝叶经》少之又少，仅在镇平菩提寺、西安大雁塔、峨眉山、普陀山、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处存有少量版本，《贝叶经》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西藏是当今世界保存贝叶经最多、最丰富的地方，迄今保存有梵文、藏文和巴利文等贝叶经古写本，其中有不少属孤本、善本、珍本。

贝叶经现身西樵山宝峰寺，《贝叶经》是西樵山宝峰寺的珍贵的一件礼物，可谓价值连城，也是宝峰寺的镇寺之宝。2008年3月，现任香港汉荣书局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汉基先生与母亲刘紫英女士手捧《贝叶经》，亲自送到宝峰寺，让宝峰寺从此拥有了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

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素有“佛教熊猫”之称的《贝叶经》于2010年10月16日至26日正式走出密室，现身西樵山首届南海民俗文化节，并在千年古刹宝峰寺展出，游客可以近距离地一睹其厚重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该《贝叶经》为国家一级文物，宝峰寺《贝叶经》为石景宜先生的夫人刘紫英女士与他们的大儿子石汉基先生所赠。

接收《贝叶经》后，西樵山宝峰寺立即将这国宝珍藏起来，以免受潮和遗失，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将《贝叶经》保管在一个密室里。从此，贝叶经在密室里“一住就是2年多”，虽然很多游客知道西樵山宝峰寺藏有珍宝《贝叶经》，但谁也没有亲眼目睹过，就连宝峰寺人员也是在捐赠的那天匆匆看了一眼。

该《贝叶经》用红绸布包得严严实实，轻轻打开红绸布，里面的经书渐渐露了出来。经书长约40厘米，宽10多厘米，厚也10多厘米。

宝峰寺完善了藏经阁，专门为《贝叶经》建了新的密室，计划将《贝叶经》接回宝峰寺。游客可以一睹《贝叶经》的神秘面容，感受它身上厚重的佛教文化与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