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徐盛华出生在江苏扬州江都县的农村。与同时代许多人一样，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家里6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老四，而在他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照顾6个孩子，支撑这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他母亲的身上。直到1949年，年满10岁的徐盛华才有机会跨入学校的大门。那时候上的是私塾，学习的地点是一座旧庙。所谓私塾，就是只有一名老师，几十个学生，不分年级，不分班，课程也极其简单——识字、背书和练习写字，第二年开始学珠算。他就是在这样的学校上了两年学。

　　1951年秋，徐盛华获得了插班到附近小学继续学习的机会。刚进入小学的时候，老师将10岁的徐盛华安排到了四年级。语文等课程还能够跟得上，但由于之前在私塾学习，他的数学基础没有打好，所以数学成绩很差。面对跟不上课程的困难，他从没有想过放弃，因为他深知这次求学机会来之不易。生就一副不服输性格的他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把数学学好。

　　他除了在学校格外认真听老师的讲课之外，课余时间还继续琢磨怎么才能提高数学成绩。通过不懈努力，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徐盛华的数学考出了满分的好成绩。上初中后，他更是认真钻研数学，在升高中的时候，他不仅数学成绩仍然是满分，而且在对数学的不断钻研过程中，他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科。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生时代的努力没有白费，徐盛华那种努力钻研的劲头和对数学的爱好，为他今后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及走上工作岗位、干好工作奠定了基础。成绩优异的徐盛华在高中毕业时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总体设计专业。在学制六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中，他再次成为成绩优异的佼佼者。

　　1966年1月，面临毕业分配的他与当时所有大学生一样，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了当时的七机部一院，开始从事与他所学的专业对口的总体设计工作。

　　从踏进研究院大门，进入总体设计部的那天起到现在，徐盛华走过了整整40个春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轨迹与很多人一样，除了家就是办公室，而且晚上还经常在办公室里加班，生活就是这样的两点一线。

　　干航天的人经常需要出差，去发射场更是家常便饭，而且一呆就是好几个月。那时的交通工具还不是如今这样的专列，而是普通的火车，一般情况下都是硬座。生活条件也是十分简陋，几家合住一个几居的套间成为当时的时代特色。

　　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与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徐盛华把自己的满腔热诚都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

　　作为一个从事总体设计的人员，徐盛华在工作中抱定了全心全意完成好自己的工作的想法并力求做好每件事。

　　由于他的认真和努力，在行政职务上，他很快由设计员做到工程组副组长、组长、室副主任，最后成为室主任；技术系列上，他由普通设计员成长为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最后当了总师。

　　在技术工作上，徐盛华参与设计过的型号工作涉及面很广，先后参加了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的研制，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从来没有出现过质量方面的问题，这与他过硬的技术是分不开的。

　　中国运载火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创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以发射不同轨道和各种有效载荷的长征运载火箭系列，造就了一大批航天人才。中国航天的发展、中国航天的未来更寄希望于年轻航天人才的成长。

　　徐盛华十分爱惜年轻科技人才，在他身为总体室领导时，就意识到人才断层对航天事业的影响，十分关注年轻科技人员的培养，并在当时的条件下想方设法留住人才，搭建让年轻技术人员施展才华的平台。

　　有一件事令他终身难忘，那是在他成为总体设计部总体室主任之后发生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军品任务减少，工作量也呈下降的趋势，而当时的总体室有90多位设计人员，呈现 “僧多粥少”的局面。一方面总体室设计人员比较富余，另一方面总体室坚持每年补充年轻人，积压了不少能人、强人。这种情况下，收入低在所难免，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句很“著名”的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单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号召技术人员走出去承揽民品任务，总体室发挥各工程组的特长“找米下锅”。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研究院的条件差距明显，没有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优势。效益不高、工作条件不太完善，许多技术人员感觉到自身价值无法得到实现，便纷纷跳槽到外面的公司。当时，摩托罗拉公司的班车都开到了研究院的生活区。

　　总体室自然也不例外。身为室主任的徐盛华心情沉重，意识到人才流失的严重性。他对室的人才构成情况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室里承担主要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进室的四五十岁左右的那批人，而80年代以后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承担的都是二线的工作，或者是跟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学习实践，没有具体任务。虽说目前骨干力量并不缺乏，但新来的技术人员如果一旦在工作中感受不到自身价值，难免会有跳槽的可能。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人才储备无从谈起，还有可能出现人才断层的情况，以后的工作会很被动。

　　预见到这一现象可能产生的人才断层严重以及人才流失的结果之后，徐盛华当即召集了当时的室副主任贺祖明、刘竹生等人一起商量怎么解决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后备力量的问题。经过商议，他们确定了具体方案：一是让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的设计人员对新来的技术人员发挥传帮带作用，让年轻技术人员尽快成才；二是新的型号、新的课题尽量安排年轻技术人员来做，老同志在旁辅助，让年轻同志得到真正的锻炼；三是动员老同志从一线退下来让年轻技术人员到一线从事重要的设计工作，而老同志则承担把关工作；四是力推年轻技术人员担任工程组副组长、组长和室主任助理。

　　当时这套方案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尤其是让50岁出头的技术人员从一线退下来，让年轻人承担一线工作比较困难，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们利用总体室的优势，发挥各工程组积极开发其他项目，创造效益，改善技术人员的物质生活……这些举措很好地调动了年轻人的积极性，使年轻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老同志的经验和智慧，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总体室形成了团结、安定、和谐的氛围，年轻技术人员更加热爱航天，安心工作。

　　在徐盛华担任室主任期间，总体室不仅没有一个人跳槽去外面公司，而且保留下来的一批年轻的热爱航天事业、有型号研制经验、技术水平高的骨干，后来有的人逐渐走上重要的行政岗位，有的人成为型号总师和专业技术带头人。

　　从事航天事业的风险很大，在工作中困难也很多，而且困难的来临往往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担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的徐盛华在发射场遇到过两次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1997年6月5日，执行长征三号火箭飞行试验任务的时候，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天公不作美，开始打雷下雨，眼看着发射任务必须要推迟。但推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推进剂已经加注完成，要停止发射就必须把-253℃的液氢和-183℃的液氧从贮箱里卸出来，卸出时要对贮箱的绝热层、共底与低温阀门和氢氧发动机进行保护，这项工作相当困难，风险很大。而如果不卸出来的话，推进剂会有所挥发，另外贮箱的绝热层、共底与低温阀门和氢氧发动机长时间在低温下的保护同样困难。另一方面，火箭要发射的是通信卫星，其窗口一旦错过就得再等24小时，甚至再等第二个24小时，这要求火箭必须随时保持发射状态。

　　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大家面临着卸与不卸的两难境地。现场指挥部开会，争论得很激烈，指挥长点名问：“徐总，请你说说该怎么办？”徐盛华说：“第一方案是卸出来。除非明天天气好，就可以不卸出来。”由于天气好坏无法把握，最后，经过商量，指挥部决定卸出来。

　　经过近30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大家想了很多的办法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终于成功卸下推进剂，确保了产品安全，并在合适的时机第二次加注成功，保证了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

　　2000年，长征三号火箭执行风云二号卫星发射任务，在发射前检查时，发现火箭的三级氢氧发动机被多余物污染，要解决问题必须要更换发动机上的7个部件。长征三号火箭研制史上从来没有在发射场为火箭动过这么大的“手术”，厂房和设备等各方面的条件都无法满足“手术”的需要。发射试验队紧急开会商讨对策，以决定是把火箭运到北京还是就在现场换。运回北京，会使时间和成本剧增，风云二号气象卫星发射将推迟；在发射场进行，没有先例，风险也很大。面对这个两难决定，徐盛华等试验队领导经研究决定，就在发射场进行。决定一出，立即招致很多在场的人的反对，有人问：“你们胆子怎么这么大？这要出了问题怎么办？”

　　此时，徐盛华站出来说：“我是技术负责人，是总师，出了问题我负责。”这并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徐盛华和同事们同心协力，精心组织，一起想了很多办法，安排好工作的操作流程。为此，徐盛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感觉压力非常大，血压也是那时候升上去的，之后就再没下来。

　　虽然付出了这些代价，但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手术”获得圆满成功。随后火箭顺利上天，他们完成了任务。

　　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徐盛华也经历过很多让他觉得自豪的事，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人向中国人竖起大拇指那一刻。

　　1985年10月26日，中国航天向世界宣布：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1986年8月，徐盛华作为中国航天代表团的技术顾问赴美国、加拿大，宣讲长征二号、长征三号及长征二号捆绑火箭。长征三号火箭的性能、可靠性和低廉的价格吸引了美国人的眼球，1986年9月至1987年1月，先后有美国西联卫星公司、特雷和泛美公司与我国的长城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的合同。1987年2月，徐盛华代表长征三号火箭研制队伍率技术代表赴美国休斯公司洽谈星箭接口问题。在这期间，徐盛华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当时发射国内星，火箭提供卫星热、力、电磁环境和机械、电气接口协调就可以了。发射外星除了进行商务谈判外，还需要进行技术谈判，首先要提供全面介绍长征三号火箭的用户手册，还要提供星箭载荷耦合分析、热耦合分析、电磁兼容性分析、发射轨道分析、星箭分离分析等10多份分析报告，还要形成带有法律性的接口控制文件。这些任务一下子落在时任长征三号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徐盛华身上。由于中国航天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首次承揽外星任务，首次遇到此类问题，不仅是自己不了解国际上的惯例，同时，美国方面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信任中国人的能力、水平，使得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困难和风险加剧。

　　给徐盛华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做星箭载荷耦合分析的时候，美方不相信中方具备此项能力，要求中方拿出50万美元来委托美国人做。徐盛华和同事们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分析报告！

　　于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们组织了大批专家，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工作，最终完成了报告。再次来到美国休斯公司进行协调的时候，他们把报告拿出来，没想到，由于害怕中国人拿不出来，休斯公司也组织人手做了这个分析报告。当休斯公司把自己工程师做的报告和中方做的报告一对比，发现结果惊人的一致。美国人由衷地对这群不服输的中国人竖起了大拇指。

　　第一步困难解决了。接下来，徐盛华组织总体室的技术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所有技术文件，在1989年12月美国休斯公司的评审中一次通过。

　　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载着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腾空而起，准确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次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使中国运载火箭首次进入国际市场。而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徐盛华和同事们所做的工作在中国航天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极富开创性的，并为以后对外发射服务奠定了技术基础。

　　2000年6月，发射风云二号卫星之后，长征三号火箭圆满完成任务，光荣的退役了，徐盛华担任长征三号火箭总师的使命也结束了，但几十年的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2001年1月，带着这笔财富，徐盛华被任命为新一代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新一代运载火箭有别于以前的任何一枚长征系列火箭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可靠、低成本、大运载能力、适应性强和无毒无污染。可以说它集合了以前所有长征系列火箭的优点，是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跨上新台阶的标志。新一代运载火箭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1年5月，国防科工委明确新一代运载火箭作为背景型号开展预先研究，将预研课题归纳为5类，29个专题，并确定了8大关键技术。

　　徐盛华和他的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队伍在国防科工委和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领导下，充分利用集团内部资源，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经过3年半的预研和1年的预发展，完成了5大类、29个专题的预先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预研成果通过了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国防科工委的验收。在新一代运载火箭预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制队伍开展了新一代运载火箭基本型总体技术方案论证工作，形成了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展思路，研究确定了设计原则、总体方案、分系统方案论证及研制计划流程等各方面的内容。新一代运载火箭总体方案和各分系统方案已经通过了专家评审，并且形成系列化、模块化的运载火箭方案。2006年8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新一代运载火箭立项研制。

　　2006年1月，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徐盛华被任命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技术顾问。他像许多航天老总一样，为了航天事业，继续发挥着余热。

　　已年近七旬的徐盛华，身体仍十分健康。这得益于他从小学开始热爱长跑而打下的根基。高中时，他还参加过马拉松比赛，达到了二级运动员的标准。而在哈尔滨上大学时，他每天早上都会早起晨练，长跑回来洗冷水澡，四季如此。爱好运动的徐盛华参加工作之后没有太多的时间锻炼身体，但他每天都坚持步行上下班。

　　良好的生活习惯使徐盛华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奠定了他干好工作的基础。直到现在，徐盛华仍在为航天事业奉献着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