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同治六年（1867） 美国 基督教 公理会正式在北京 通州设立传教站，由江戴德夫妇负责。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于当年年底开办了一所男童寄宿学校，中文名称潞河男塾。谢卫楼到通州传教后，也到学校担任一些教学工作。

1871年，华北公理会决定在通州建立一所神学校，由各传教站派人来学习，用以训练中国布道师。1873年，神学校(即八境神学院)正式成立，富善被派来负责。谢卫楼对学校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他把学校工作的重心放在神学院上面。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兴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在通商口岸，对掌握了英语和西学的新式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种形势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1881年，美国卫理公会发起了“新教育运动”，把寄宿学校和主日学校发展成为大学，相继建立了福州英华书院、上海中英书院、南京和北京的汇文书院。美国长老会也把他们在山东蓬莱的登州文会馆发展成为大学。教派之间的竞争加快了教会学校扩充的步伐。1882年起，华北公理会也试图建立一所大学，但一直未能实现这一计划。

1889年5月，华北公理会年会上，决定把通州的学校提升到大学程度，同年10月，美国部会年会作出决议，支持创办潞河书院的计划，并拨款2500美元用以购买土地建设校舍，1890年又派哈佛大学毕业生都春圃(Tewksbury)来协助工作。1891年在城外买地修建新校舍，1895年建设完工，耗资约15000美元。1896年又接受一笔35000美元的捐款，办学条件大为改善，以后几年学生的在校人数维持在百人左右。

1893年，由谢卫楼、富善、都春圃等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宪章，它规定通州学校是由潞河书院(包括一所中学)和戈登纪念神学院(由八境神学院发展而来，因接受一笔遗产而改名)两个部分组成的联合体。谢卫楼任书院院长，富善任神学院院长。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通州。6月，通州的美国传教士带着一些中国教徒和潞河书院的学生逃到北京使馆区，通州的美国教会建筑全部被义和团群众焚毁。此时谢卫楼正在美国休假，闻讯后，他立即赶回北京。谢卫楼撰文称，在华基督教会必须获取西方国家的保护，他还为传教士和教民的胡作非为开脱罪行。他还为北京地区那些鼓吹复仇的传教士进行辩护，并积极参与了要求清政府“赔偿”和“惩凶”的活动。

1901年，潞河书院在北京城恢复上课。《辛丑条约》签订后，都春圃回到通州，逼迫知府吴肇毅赔款16万两白银，用以重修被焚房屋、抚恤死亡教徒遗孤，并议定将后南仓官地全境划归公理会。以后传教士们又进一步和知州议定，用所赔之款以公理会名义购买新城南门外谢家园、北园、晒米厂三庄之地，“以为建筑学校医院住楼之用”，面积约70亩。1902年，潞河书院迁回通州。

1901年，谢卫楼首先提出由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联合设立一所大学的建议。1903年，伦敦会迈出合作的第一步，它的一位教师带领一些学生加入潞河书院，书院就此改名为协和书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谢卫楼担任协和书院院长，直到1909年退休。

谢卫楼还积极参与“中国教育会”(1890年正式成立，当时中文名为“益智书会”，1902年改名“中国学塾会”，1905年正式定名为“中国教育会”)的有关活动，1890年他是首批会员，1896-1899年，担任主席的职务，1899-1902年又任出版委员会主席。

谢卫楼从开始在潞河男塾兼课，到从协和书院院长位置上退休以后，一直坚持担任教学工作。在教学活动的基础上，他还编译了一批教科书，如《万国通鉴》(188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首次印刷发行)、《圣教史记》(1890年由通州公理会刊印)、《理财学》(190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铅印)、《是非要义》(1907年出版)、《心灵学》、《神道要论》、《政治源流》(1910年协和书院刊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