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被聘为河大文史系考古专业教授。他在我校任教三年间，仍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考古和史学，发表多篇论文，引起中外考古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调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首届中国史学会理事，兼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导师。

　　郭宝钧著有《中国的青铜器时代》、 《关于新郑莲鹤方壶的研究》 、 《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 、 《陶器与文化》 、 《殷周车制研究》 、 《殷周的青铜武器》 等. 　　郭宝钧字子衡，祖藉山西汾阳，生于河南南阳，1893年12月25日生，其父在他出生前二十日逝世，留下年仅38岁的祖母及22岁的母亲，两世嬬居，五服之内无可依者。为遗腹子的郭宝钧熟知家境清寒及祖母、母亲抚育之难苦，自幼生活简朴，勤奋求学，不敢怠惰。

　　1922年郭宝钧从大学卒业后，返回故乡，邀约友人创办了南阳中学。数年后，他被调至开封河南省政府教育厅任职。1928年他以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协助挚友董作宾先生首次的殷墟考古发掘。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发掘时，他和梁思永同时加入史语所考古组，当时殷墟领导李济对他们非常器重，曾表示梁思永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对考古组的组成和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郭宝钧是同仁中最不怕困难，最能想办法的人。是年秋天，他又参加殷墟第五次发掘，他吸取了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城墙的经验，并且结合文献，肯定了殷墟「文化层内的聚凹纹」及是版筑遗迹，推翻了“水波浪遗痕”的殷墟水淹说。此外，他提出殷人居住的两种形式，即地下的居穴及地面上的宫室，认为殷代末期是由居穴到修建宫室的过渡期。他又探讨了“覆穴窦窖”和“黄土堂基”的问题，这对殷虚建筑基址的研究提供了具启发性见解。 　　郭宝钧分别主持了殷墟第八次及第十三次的发掘，在第十三次发掘中，他采用大面积翻的方法，这不仅可研究遗址的层位关系，还可研究各种遗址的平面分布情况，由于方法的改进，发掘收获远超以往诸次发掘。这种方法是考古工作者结合殷墟的实际情况逐渐摸索出来，而非接西方考古学中直接搬过来的。1950年春郭宝钧以年过半百之龄，重返河南安阳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及其附近的排葬坑，在曾多次遭盗的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遗迹和珍贵的文化遗物，包括可证明当时是处奴隶社会的被殉杀者人骨，及中国现存上古石磬中最精致的虎形大石磬。 　　郭宝钧先后两次参加了史语所在东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并与梁思永等人合编《城子崖》，在报告中首次命名为“龙山文化”。他重于古器物考证，是命名龙山文化中常见之陶(规)(鬲)之第一人。 　　1932至1933年，郭宝钧主持了河南浚县辛村的四次发掘，清理了从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82座。浚县辛村的发掘不仅给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扩展了史语所考古组的发掘范围，而且在时代上由殷延续到西周，开创了周代考古。他在《山彪镇与琉璃阁》报告中，首次提出“列鼎”问题，并对卫国及魏国墓地作详细的考证，而且还对其随葬铜器的年代作出具体的分期。 　　七七事变，郭宝钧在辉县琉璃阁的第二次发掘被迫停工。1954年春郭宝钧主持洛阳西郊的发掘，虽然他已过花甲之年，但依然每天到工地去指挥工作。他结合了文献，在考古上首创了对洛阳“王城”的位置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