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国标等六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进行英勇 不屈的斗争，同年8月1日，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为人民的利益而壮烈牺牲。

　　温盛刚，1907年7月4日出生于广东梅县松口车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共五人，温盛刚排行第四。1919年至1924年夏，他在广州市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书。1924年7月，考进北京师范大学。1926年初，在北师大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反动政府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温盛刚也在受通缉之列，他便于1927年6月10日东渡日本。初时他在二哥温盛光(在东京开饭馆)处居住、补习日语，通过他哥哥的介绍认识了日本左派作家秋田雨雀。不久其二哥因与日共来往而被当局逮捕，1928年遭驱逐出境。这给温盛刚在经济上造成困难。

　　，他进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在这期间，温盛刚经常与秋田雨雀一起学习、研究和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温盛刚十分珍惜时间，总是手不释卷，不仅学会了日语，还攻读俄文，看了许多马列著作。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在学习讨论时则口若悬河，善于分析，言之有据，使人昕了心悦诚服，留日学生都很佩服他的才华和学识。当时明治大学要录取一名官费生，一百多人报考，结果为温盛刚所独得。温盛刚是一个爱国青年，“九·一八”事变后，由温健公、张友渔、秦元邦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领导留日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温盛刚被推选为秘书，同学会的宣言、文件、标语、口号等都是由他负责起草。不久，他和许多留日学生在神田中学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九-一八事变死难同胞追悼会”，并在会上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发誓要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第二天，温盛刚就遭逮捕，日本最高警察厅指控他犯了所谓“扰乱治安罪”，温盛剐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不!先生，我没有犯什么罪，只是做了一个国民应该做的——热爱自己的祖国，你们的政府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东北三省，这才是真正的犯罪!”驳得日本警察哑口无言。由于查无证据，在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下，三天后警察厅不得不把他释放。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事件，日寇进攻上海的消息传出后，中华学生留日同学会发动了一千多名同学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愿，温盛刚带头向国民党的驻日大使提出和日本断交的请求，并对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坚决支持十九路军的爱国行动。这次集会，又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由于温盛刚及时化装逃走，才幸免于难。

　　由于日本政府的通缉，温盛刚化装返回祖国，先是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但没有找着，便把在日本译好的秋田雨雀著的《新俄游记》一书送交启智书局用文莎诃(日语温盛刚的谐音)的笔名出版。他还翻译出版过《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书。不久，他回到广州，但同样找不到党的组织。这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先是在中大当代课教师，后来通过别人介绍，在合作总社谋取了一个干事的职位，以此作掩护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他与被日本政府驱逐回来的留日进步青年何干之、谭国标一起自办《世界情势》、《一般文化》等进步刊物，由他们自己出钱印刷、自己写稿、自己发行，新的刊物当作旧杂志，拿到文德路旧书店去发售。这些刊物出版后，得到青年的好评和支持。他们就与中大、女师、国民大学、省一中等处的进步分子联系，组织读书会，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参加读书会的人逐步增多之后，温盛刚便通过中大何思敬教授(中共秘密党员)和温健公(中共秘密党员)与上海的中国文化总同盟和“左联”、“杜联”、“剧联”等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933年4月组成“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温盛刚担任宣传部长。

　　由于他对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做了许多工作，因而为广东反动当局所仇视。1934年1月29日，温盛刚在东华西路复兴新街住所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关押在广州市维新路公安局特别侦缉部第三号监仓，与谭国标、江穆住在一起。温盛刚在狱中坚贞不屈，继续与反动派斗争。尽管敌人采取各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反复对温盛刚进行威胁利诱，企图从他口中获得“文总”的内部组织情况，但毫无结果。为了使监外的同志知道监内的情况，温盛刚通过其家属来拿取脏衣服出去洗的机会，把纸条塞在西裤夹缝中传送出去。敌人在审讯口供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就改变手法，采取“钓鱼”的毒计，把被监禁的一些同志，由便衣特务押着上街“散步”，如发现有人前来打招呼就立即逮捕。为了不让监外的同志上当，温盛刚又把情报及时传出去，叫监外的同志注意，不要上敌人的圈套。

　　在关押的半年时间里，亲友们为他到处奔走，多方营救，但没有效果，当他得知敌人将下毒手的时候，就给亲人写了简短的遗嘱，劝慰父母不要为他的死而悲伤，要求妻子和弟弟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完成他未竞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