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凡凡[1] 女，1950年10月生，1968年4月入伍， 现任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全军肾脏病研究所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2]

历任第一军医大学一附院肾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国际AGE协研会执行委员，香港肾脏教育基金会客座教授，中华肾脏病学会常委，全军肾脏病学会副主委，《J NEPHROL》、《中华肾脏病》、《中华内科杂志》等11家国内外期刊副主编或常务编委。

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面上项目5项，省部级重点基金3项。发表论著292篇，多次在国际肾脏病学会、美国肾脏病学会等国际学会获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总后科技银星。

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3]

2011年入选“全国医患和谐典型人物”

1995年，她远渡重洋，走进了世界最著名的医学研究殿堂──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在这医学科学园地里跋涉探索。她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起早贪黑，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实验室里度过；实验需要人的血细胞，为了加速研究进程，她记不清有多少次将50毫升的针筒，扎向自己的手臂。常常是饿了啃几口面包；渴了喝几口冷水；困了饮一杯咖啡提神。迷人的异国风光、五光十色的他乡风情，她没闲去欣赏，唯一的心愿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的先进仪器和实验条件，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早日学成，报效祖国。她的时间几乎全部给了实验室、图书馆，全部用在听课、作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上。有时为了一个难题的破解，她反复试验，核对数据，不厌其烦。每次回到住处，人常常累得像散了架似的不想动弹。耕耘必有所获。

留美3年多，先后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4篇，3次在美国肾脏病年会、国际肾脏病年会上作大会学术报告。

1996年获欧洲透析、移植学会“杰出科学报告奖”；1997年获美国肾脏病学会“蓝绥带奖”，同年又获国际肾脏病学会“研究员奖”；由博士后研究人员晋升为首席研究员，为中国人争了光。侯凡凡的卓尔超群，赢得了国际专家的关注。

1998年，哈佛医学院和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同时给她发了聘书，任命她为高级研究员，年薪10万美金。在优厚的待遇面前，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和追求，就是医治好更多的中国患者。毅然谢绝国外的高薪聘请，带着自己平时节俭购买的大量实验用品和资料，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她担任了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军肾脏病中心主任，迅速展开了新的工作。

　　走上科主任岗位后，侯凡凡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始终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和带动身边的每个人，每天在科室工作14个小时。她反复告诫全科人员，我们当医生的心里时刻要装着病人，能为病人节省一分钱的事我们都要去做，哪怕病人不理解，甚至我们受委屈也要去做。1999年5月的一天，清远的一位病人来到肾内科，请侯凡凡帮他造一个血管瘘，以便他继续透析。侯凡凡没有贸然答应他的要求，而是详细询问了他的病史，并为病人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引起病人肾功能衰退的病因是肾内有结核，若对症治疗，病人完全可以不用透析。

       当她把这一诊断结果告诉病人时，病人一脸疑惑，甚至怪她不负责任。侯凡凡恳切地对病人说：“透析我可以给你做。可是你想想，我们为什么看着到手的钱不赚而要你选择保守治疗？如果你还想不通，就让事实和疗效来说话！”一个月后，这位病人健步走出肾内科，甩掉了透析的包袱，重返工作岗位。实践也使她认识到，作为学科带头人，必须头脑清醒，善抓机遇，等靠要不行，只有勇于创新，才能有所作为。为此，她与全科人员对已取得的科研成果进行开发，尿毒清颗粒被全国广泛使用，并销往东南亚及美国，获国家新药批准证书，实现成果转化，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效地改善了学科建设的支撑条件。投入1000多万元，先后建起了全军一流的血液净化中心和实验室。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0名，毕业的学生人人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有的成为学科、学术带头人。同时，侯凡凡也带出了一支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的中青年骨干队伍，科室有医护人员近60人。她本人当选为全军肾脏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透析杂志副主编；肾内科实验室成为全军重点实验室；2000年，经总后勤部批准，肾内科升格为全军肾脏病研究所。

　　作为一名在临床摸爬滚打20多年的医生，侯凡凡深切体会到，临床科研一定要为病人服务，紧靠患者的需求，要以减轻患者的痛苦、降 低医疗费用为努力的方向。那种为科研而科研，只会“杀老鼠”，却不能为患者解决诊治难题的医生不足取。几年前，一位慢性肾衰的患者急需肾移植，移植前查体发现病人肺里有一个钙化灶，X线检查及结核常规检查（如皮试）结果都显示阴性，就放心做了移植。可是，病人术后不久病情突变──因抗排异处理引发结核全身性播散而导致死亡。患者的死，给侯凡凡深深的。她和导师张训教授决心解开这个迷。经研究发现，慢性肾衰患者由于免疫功能低下，结核感染率是正常人的6倍，而且70％的结核发生在肺部以外，难以捕捉和控制，延误诊治是这类病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为了找到一种简便快捷的检测方法，侯凡凡展开了大量临床病例的收集，足迹遍布粤、闽等地。她从自己做抗原干起，对慢性肾衰及肾移植后结核感染的治疗、活动性评价、预防治疗特征及方法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国内首先采用检测血清抗结核菌纯蛋白衍生物来早期诊断慢性肾衰伴发的结核，解决了这一特殊人群结核感染的诊断难题。作为肾病专家，目睹了慢性肾衰病人因感染反复住院，往往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含泪放弃治疗时，侯凡凡就暗下决心找原因，为此她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去寻求答案。经过一系列体内、外实验，她从整体、细胞到分子等不同层面对慢性肾衰时单核、淋巴、红细胞等免疫缺陷发生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一些重要的创新性发现，如慢性肾衰时，单核细胞调理素受体功能有缺陷，因此通过为病人补充该调理素（纤维连接蛋白）就可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由于这类发现，目前经治疗的慢性肾衰病人有多达20％得以恢复正常工作。国内10余家医疗单位初步应用该成果后，病人的免疫状况都得到了改善，感染率下降了26％－30％，每年为患者和社会节省医疗费用约1．7亿元。作为医学专家，侯凡凡就是这样时时刻刻把患者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运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患者服务，为患者带来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