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简介

张瑞霭：特级飞行员，副兵团职待遇。1925年出生于山东高青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1950年选调空军第一航校干部班学习飞行。 1953年调军委民航局组建新中国民航第一飞行大队任大队长，后任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局长，总局副局长兼京管局局长、总局第一副局长。在此期间，从1954年-1973年，为周恩来总理飞专机20年。 1974-1982年期间继续担任我国领导人和来我国访问的外国领导人的专机任务等。 1983年调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86年组建中国联航任总经理，1990年离休。

二、基本资料

中文名：张瑞霭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山东省高青县

出生日期：1925

逝世日期：2009

职业：飞行员

毕业院校：哈尔滨第一航校

主要成就：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获三级解放勋章

三、简介

张瑞霭（1925—2009），出生于山东省高青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到8岁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渤海军区连指导员、第三野战军师政治部干事；先后参加过莱芜、孟良崮、泰安、济南等战役和淮海、渡江等大小百余次战斗。

四、生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兵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六团第三营教导员，1950年被选送到哈尔滨第一航校学习飞行，1952年毕业；后历任空军飞行大队长（后任副团长）、中央军委民航局飞行大队长、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后任局长）、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一副局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联合航空公司首任总经理等职务，1990年离休。

五、荣誉

张瑞霭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六、评价

在张瑞霭的数十年的飞行生涯中，最使他难忘的是1954年至1974年20年间，他担任周恩来总理专机机长，执行了无数次周恩来总理出访、视察工作的飞行任务；此外，他还为刘少奇、朱德、宋庆龄、贺龙、陈毅、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驾驶过飞机，并承担了来中国访问的尼克松、胡志明、西哈努克、金日成、蓬皮杜、铁托等几十位外国元首的重要飞行任务。

新华网北京2009年12月7日电副兵团职离休干部、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张瑞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张瑞霭是山东省高青县人，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伍。革命生涯中，他历任战士、副班长、文书、连副指导员、连指导员、干事、队长兼指导员、营教导员、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学员、大队长、副团长，军委民航局管理处飞行大队大队长、飞行副处长，民航北京管理局副局长、局长，民航总局副局长兼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民航总局顾问、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总经理等职，参加了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上海和福州等战役战斗，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七、回忆

张瑞霭老人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为周总理飞专机的情景：那是1954年底某天，周总理要去山西，飞太原的亲贤机场。

“我心情非常紧张，飞行前把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航线资料又背了好几遍，上机前又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装束，早早地到机下迎候周总理。因为心情十分紧张，所以觉得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这时，周总理微笑着一步步向我走近，总理的亲切让我心里的紧张感奇迹般地消失了。”

“我抬手给周总理来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敬礼，向总理报告了飞行准备的情况。周总理在寒风中站在机下，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当听到我说叫张瑞霭时，他风趣地说：原来是我们的大队长啊！’接着又简单了解了我的情况，并鼓励我在民航要好好努力。”当飞机在亲贤机场降落后，周总理又来到驾驶舱，亲切地向全体机组人员致谢，鼓励大家说：飞得很好，要大胆地飞，我很信任你们。”

在我任专机机长的20年间，经历的险情有那么四五起，但其中最为惊险的，要算1969年9月4日晚从河内返回南宁。

1969年9月3日上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南主席胡志明因病与世长辞，周总理前往河内吊唁，9月3日晚，我驾驶专机从北京起飞，机上是以周总理、叶帅、韦国清为首的代表团成员约二三十人。原定直飞河内，但飞机飞到南宁上空时，机组却突然接到河内方面的通知，大意是由于灵堂尚未布置好，暂时不能接收这架专机，要求专机4日上午再到河内。我马上到机舱向周总理汇报这一新出现的情况。周总理当时问我北京方面是否知道这一情况，我回答说不太清楚。我意识到，这种突然的改变，明显同当时中、苏、越三国之间微妙的关系有关。后来听说是为了先行接收苏联方面的专机。越南方面的这种态度，自然让周总理十分不满。

周总理果断让人通知河内，他将于4日在叶帅等陪同下，飞抵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的任何接待，进行完遗体告别后，当天就回国。

这样代表团在南宁住了一晚，于4日上午飞抵河内，周总理嘱专机在机场待命，就率代表团前往河内主席府正厅临时设置的灵堂。黄昏时分，代表团的成员回来了，听说周总理在遗体告别时大放悲声，引得周围也是一片大哭，人人泪湿衣襟，我们也都觉得鼻子发酸。虽然越南领导人一再挽留，但周总理说家里有事，让收拾东西马上走。

得到周总理当晚要回国的通知后，我们马上将情况通知了国内，并询问航线天气情况。国内的答复是，从河内到南宁的航线上有大面积雷雨云，夜间能见度很差，不同意起飞。

听了我的报告，周总理还是坚持要走。当时，周总理神情十分凝重，也没有更多的话。由于刚在遗体告别时大哭了一场，双眼仍有些红肿。虽然我深知飞机夜闯雷雨区要冒一定程度的危险，但权衡当时的情况，我决定还是起飞回国。于是，我马上又同国内取得联系，说明周总理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一定要当日回到北京，国内也只好批准了。

果然，起飞后不久，飞机就进入了雷雨区。整个航线都处于雷雨的包围之中，乌云翻滚，巨雷轰鸣，飞机就像茫茫大海中风雨飘摇的一叶孤舟。在起飞前，我曾仔细设想过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应如何应对，当时的情况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当时非常担心出现三种情况：飞机触电、在强大的抬升气流中结构出现问题……每一种情况的后果都不堪设想。

机舱里，心情沉重的周总理一直没怎么说话，翻看着面前小桌上的文件。进入雷雨区后，即使已经拉上了小窗板，机舱外强烈的闪电光还是透过窗板缝隙，在机舱内频频闪动，很多人心里都开始感到紧张。周总理干脆放下了文件，拉开窗板，两手抱在胸前看着窗外。

在强大的气流颠簸中，机舱里凡是能动的东西都离开了原地，一旁的卫士小张拾起这样，扶起那样，恨不得多长几双手。终于，他沉不住气了，对周总理说：“总理，您坐稳了，我到前舱去看看，让张局长他们提高警惕。”周总理忙挥手制止他说：“回来！回来！快别去打扰人家，瑞霭他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坐下！不要去！”

我们面对的这片雷雨区的高度和宽度是我飞行历程中前所未见的，伊尔-18飞机的性能无法使我们向上飞或低飞，返航更是不可能。我坐在正驾驶座上，紧紧握住驾驶杆，与第二机长赵禄子等人一起，瞪大眼睛，利用机上雷达和闪电亮起时在驾驶舱外形成的短暂能见间隙，捕捉着雷雨云最薄弱的方向飞行。这样东绕西突，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才终于钻出了雷雨区。

当看到面前的云层已渐渐显出明显的层次时，我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才发现身上一片冰凉，原来汗水早已湿透了我们的衣裳。我把驾驶杆让给一旁的李长信机长，说：“你们先飞着，要瞪大眼睛，注意飞机仪表的变化，注意不要偏离航向，我去向总理报告情况。”

说完，我顾不上整理一下仪表，跑到后舱去向周总理报告情况。我到后舱时，一眼看到周总理正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我走到周总理跟前，说：“报告总理，最坏的天气情况，我们已经飞出来了！我们会安全到达目的地的！”

周总理转过头来，看到我满身的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了，马上站起来说：“瑞霭同志，你辛苦了，快擦擦汗吧！还得是我们的老手啊！今天的天气是不太好啊，但我还是放心的，我就知道你们会有办法的嘛！可刚才张树迎还想去给你们‘帮忙’呢！”

小张急得直解释：“我只是想到前面看看情况，可没有别的意思。”周总理听后哈哈大笑，小张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身患重病的周总理身体非常虚弱，但他仍坚持接待外宾。1973年6月8日，周总理陪同越南共产党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等乘专机前往西安和延安两地参观访问。张瑞霭再次担任了专机机长。

“在延安参观访问期间，当地领导陪同周总理吃了一顿午饭。席间，当地领导向周总理敬酒时，周总理难以抑制心中的沉重，他说：全国都解放20多年了，延安人民的温饱还没有解决，我心里很难过，我这个总理也没有当好！’我看见总理的眼角湿润了。

“周总理问在座的当地领导，你们准备怎么办？地委书记土金章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明年粮食准备翻一番！’周总理很高兴，我就等你这句话了！来，我们干一杯！’”

“当时，周总理还说了两句话：我如果死不了或者不犯错误的话，明年一定还到延安，来看望延安的父老乡亲。”张瑞霭说，总理说的话自己都有记录，遗憾的是当时总理已经生病，身体非常虚弱，第二年也就没有去成。

不过，周总理在参观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人住过的窑洞时，发现刘少奇的房子既没挂牌子，草也长得很高。周总理当场就批评当地的同志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我们要尊重历史啊！”这些话都被张瑞霭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虽然早已听说周总理身患癌症，但是亲眼看到消瘦的周总理，张瑞霭心里还是感觉非常沉重。

1973年10月20日，周总理乘专机去沈阳与金日成会谈。这次也是我飞的专机，周总理上机后照例还是与机组的每位同志握手，但当他与我握手时，我感觉到他的手是那样的瘦，仿佛只摸得到骨头。我心里真的感觉到发疼。”

“在飞机上，周总理基本上不讲话，完全不像以往那样谈笑风生。机组人员的心情也很压抑，只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执行周总理的专机任务了。”

八、其他事件

在总理与金日成会谈期间，张瑞霭和机组的几个同志到总理的住所看望。我们看到总理那浅绿色的布被面已经洗得发白，枕头、枕巾也都很旧了，而且这些都是从北京带来的。周总理曾说：到每个地方住不了多久，一套新的只用一次，这不是浪费吗？出差带自己的被褥能够睡得好、睡得实……”

“回北京时，我像每次执行总理的专机任务一样，非常轻柔地将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跑道南头，然后徐徐地向一号滑行道滑行。飞机还没有完全停稳，总理在乘务员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驾驶舱，高兴地向我们打招呼，哟，还是张局长亲自驾驶的。’”

“总理最后一次乘坐民航专机的情景，让我们每个机组人员都永生难忘。”张瑞霭说。

九、来往信件

（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

中国人民民航总局沈图、张瑞霭同志：

七月四日我得到昆明军区的电话，通知我在当日民航班机给我带来一些芒果，我已无法回答勿带。次日我派人取回，知是范金标同志带给我的，便不好退回，现将我给他回信，请你们一阅，并烦你们去昆明的班机转交给他。内附人民币十元。另外，请你们告诉国内各路班机的同志们，今后凡是遇到有人托他们带东西给我时，请告对方根据我的通知不允许你们带，并婉言解释为盼，因为这种作法有嫌及特殊之嫌，不可为的。

敬礼！

邓颖超

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

十、注释

沈图，浙江桐路人。时任中国人民民航总局局长；张瑞霭，山东高青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四年为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机长，时任中国人民民航总局第一副局长。

范金标，时任昆明思茅军分区司令员；红军长征时，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警卫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