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1850－1916，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丁韪良创办北京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21中学），并在1865-1885年任该校校长。

　　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

　　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 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他亲自参与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此后他从宁波转到了北京，在那儿传教并开办学校。 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下厨房时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这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之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逃亡西安的老太后最关心的问题。

　　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以华制华”的观点也许最具代表性。丁氏庚子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演讲说：

　　“为今之计，当先请皇帝复辟，另举西使中之贤者一人，入军机处，赞襄新政，则中国可安，而后患可兔矣。次当限制中国乏军备，散其营伍，毁其制造各厂。南中督抚以保商保土为念，订约保护，自是正办。余深望西国政府联络南省，整顿北省，须俟太后归政，罪魁重惩，方与退兵议和，万不可先退兵也。”

　　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庚子年之后，丁氏“谴责所有主张对中国人宽容和怜悯的人”，“对于屠杀传教士的人，他认为不存在什么惩处过头的问题”。《旧金山号角报》曾针对丁韪良的“十字军言论”特发社论批驳：“杀害传教士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得予偿还，围攻使馆得以雪耻，某些人得加以惩处”，但是“每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女传教士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每一个殉难的男传教士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每一个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每一处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如果这样，才能“清结”丁韪良的“赤字总帐”的话，那么，本报认为：“在丁韪良和慈禧太后之间，我们认为新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更好战和更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