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镕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

　　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等职。道光十九年（1839年）任福建巡抚，次年调任湖北巡抚，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东南沿海有事，吴文镕没有到湖北就任。二十一年改任江西巡抚。二十八年调任浙江巡抚，后来升为云贵总督。

　　咸丰二年（1852年），调闽浙总督，未有成行。太平天国在1853年定都天京后，清廷命吴文镕为湖广总督。在太平军西征时，吴文镕在1854年正月出兵进攻黄州，被太平军在后营放火，清兵溃败，文镕投塘水自杀死。

　　孔德所首倡的社会学，经过十九世纪的发展，于二十世纪初被介绍到美国，韦伯、迪尔凯姆、齐美尔、滕尼斯等欧洲社会学家的理论思想在美洲大陆找到了更佳的生存土壤，功能主义的盛行更使得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人类学在西方思想界、理论界掀起了极大的热潮。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在欧美是名副其实的显学。当年中国的一些大学也引进了西方这一新兴的学科，不过它多在教会学院中开设，而且由于中国师资的缺乏，教授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多是洋人，教材是洋文，所讲授的内容也完全是照搬西方的理论。吴文鎔先生对社会学的这种状况非常不满，他公开站出来抨击洋人垄断社会学的不正常状态，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共同起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吴文鎔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源于他的深切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919年，吴文鎔在清华学堂就学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就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毅然加入了，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吴文鎔阅读了大量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吴文鎔先生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在美国，吴文鎔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

       他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富强与科技进步，正是在于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的人才。吴文鎔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的思考，在他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里有着深刻的展现。除此之外，吴文鎔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因此，他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鎔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祖国。当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设有“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鎔先生到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比如，“家族社会学”一课原来以泛谈世界家族制度 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制度 为中心内容，吴文鎔在接过这门课后，着重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1933年，吴文鎔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职务的获得给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吴先生带来了更多便利。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鎔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

       他说，“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鎔先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吴先生当年所提出的这一目标仍然没能实现。这当然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在1949年以前，吴文鎔先生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和社区研究倡议，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的冷遇。尽管吴先生及一些学术界的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因而也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效。

        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京沦陷，吴先生只得流亡云南，燕京社会学系的其他人员也流散四方，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便这样半途夭折了。尽管如此，在云南期间，吴文鎔先生仍在云南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并主持成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本想以该站的名义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以继续社区研究，但工作站又因故难以维持，不得不停顿下来。之后在抗战期间，吴文鎔先生曾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对以新疆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吴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问题向当局提出一些建议，但正当此时，蒋介石抛出了他的《中国之命运》，吴先生对该书不承认中国多民族存在的事实非常反感，但在当时，只能以不写原计划中规定的调查报告来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议。1949年，他在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期间，吴文鎔先生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他心中非常兴奋，1950年6月，他断然辞掉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退出代表团，并与国内取得联系，于次年怀着报效人民的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怀抱。 到了中国的吴文鎔先生虽然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然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学却与其他相关学科一样，遭遇了被取消的命运。

        1953年10月，吴文鎔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此后就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此时的吴文鎔只能极力实践“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1958年4月，吴文鎔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后的吴文鎔先生所从事的基本上是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1959到1966年期间，他与费孝通 已先被划为右派 共同校订了少数民族史志的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会学新书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的释文等，还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以及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此外，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全都散失了！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吴文鎔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被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

　　吴文鎔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专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认为，无论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民族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他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为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这两门学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的声誉。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等这些当年的弟子们先后成为中国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硕果累累的专家学者，这与吴文鎔当年的指教、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要做到社会学的中国化，根本的是人才的培养。吴文鎔在这一点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即使是在休假的那一年里也不忘工作，他去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各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多年后，吴文鎔在自传里也提到这件事：“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对费孝通的培养。

吴文鎔

1931年，在燕京求学的费孝通因病住院使他没有能得到当年的学分，为此不得不延长一个学年。这延长的一年，对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和生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吴文鎔得以从容安排得意门生此后的学习与研究，让他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为后来把费孝通引荐给当红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基础，此举将费孝通领上通往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阶梯。也是在这一年里，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物之一罗伯特·帕克应吴文鎔先生之邀来华讲学，他带领学生走出书本和课堂，多接触实际生活，使费孝通一生钟情于田野调查。也是在这一年里，费孝通结识了刚入校、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新同学王同惠。1929年的夏天，刚从美国回来的吴文鎔和谢冰心在燕京的临湖轩举办了简朴的婚礼，6年以后，吴文鎔十分喜爱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又在这里举行婚礼。师生之缘、夫妻之缘都由临湖轩作了见证。对费孝通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对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所做的实地社会调查活动，也是在吴文鎔的大力促成下进行的。

　　在吴文鎔看来，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在他主持下的燕京社会学系，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对宗族组织进行了调查，费孝通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进行了调查，黄华节到定县调查了礼俗和社会组织，费迪到清河对村镇结构进行了调查，郑安仑对福建侨民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成果，后来在吴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发表了。这些调查成果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建设却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积累资料作用。香港社会学家黄绍伦在其《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中说，吴文鎔先生倡导的社区研究，“带着明确的中国化的目的”，并称赞他是“有名的燕京社会学系的一位能干的领导人”。即使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尽管年事已高，吴文鎔仍然非常关心学术界晚辈的成长和进步。吴文鎔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庆仁教授回忆说：不管是谁，凡是向吴先生请教，他都从不随便敷衍，而总是认真查阅资料并做出详细摘录后，再作出答复和讲授，使提问人收获很大。“在我的印象中，吴师是一个一本正经的老师，从不说半点笑话，也很少说跟学术无关的事情。”1979年，21岁的王庆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文鎔先生门下。他对第一次去拜见恩师的情景记忆颇深：十多本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原版书摆在书桌上，那是吴文鎔先生要求他在两个月内要看完的！“吴师对我的要求很严，他也认为完成这样的作业困难较大，于是给我划出重点，鼓励我加强英语学习。他希望我们从一入门就开始培养严谨的学风。”这给年轻的王庆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他从中也感觉出吴文鎔先生对学生的良苦用心。在吴文鎔先生门下几年，王庆仁教授对恩师平和宽厚的长者风范更是有了深切的体会：他的藏书可以毫无保留地借给学生看，并把自己做的卡片夹在里面，作为参考。“吴师做事情非常仔细。仔细到他看我们的稿子，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你的英文中什么地方落一个字母，他都能给你纠正过来。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现的时候，他还是会心平气和地给你指出来，从来不批评学生。”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细节，王庆仁仍感慨良多。确实，在如今浮躁的社会风气中，要找出像吴文鎔先生这样对待学生的老师，实在是不容易了。

　　作为师长的吴文鎔注重的是学生学问的长进，至于学生的生活方面，尤其是恋爱问题，他则很少过问；倒是冰心老人经常和学生有说有笑，学生的生活问题甚至恋爱问题都在冰心老人关怀之列。这一点好像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习惯：吴文鎔先生最初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恋爱结婚，都是冰心帮忙操办的。

编辑本段主要著作

　　《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

　　《现代法国社会学》

　　《德国系统社会学》

　　《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

　　《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

　　《中国社区研究的西洋影响与国内近况》

　　《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

　　《社会制度的性质与范围》

　　《社会学与现代化》

　　《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

　　《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迁》

　　《吴文鎔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