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丽丽

　　女、汉族，1963出生于上海 国家一级演员，现任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

2018年1月，经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39、40次常委会议通过，辛丽丽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

2018年1月24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辛丽丽当选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3年9岁时考入上海市舞蹈学校芭蕾舞科，198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上海芭蕾舞团任主要演员。20年来，出色地演出了众多的独舞、双人舞节目，表演高雅抒情、风格纯净见长。尤其是她的保留节目《天鹅之死》，将天鹅垂死前渴望生存的情态通过她的舞姿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她相继在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唐·吉诃德》及《罗米欧与朱丽叶》和中国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雷雨》、《青春之歌》、《魂》、《蝶恋》等剧领衔主演。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还参加了《蝶恋》编导工作，独立创作了双人舞《缠》等。2001年编导了四幕芭蕾《梁山泊与祝英台》。

　　1987年6月参加第二届纽约国际芭蕾舞比赛，夺得女子组银奖（金奖空缺）；1988年11月参加第三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她和舞伴杨新华荣获双人舞大奖。

　　1993年11月荣获首届上海“十佳优秀青年演员称号”，并荣获宝钢高雅艺术表演奖；1994年荣获上海市帼国英雄奖；1999年再度荣获宝钢高雅艺术表演奖。

　　2000年4月任副艺术总监，亲自培训青年演员 范晓枫、孙慎逸并带领参加第19届瓦尔纳国际芭蕾比赛，荣获青年组男女金奖；培训青年演员季萍萍和傅姝参加第九届巴黎国际舞蹈（芭蕾）比赛，荣获青年组女子金奖和银奖。

　　2001年7月，其任该团艺术总监后，又于同年8月任第2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评委；并于同年12月创排四幕芭蕾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演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式。

　　2001年7月任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

　　2001年8月任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评委。

　　2003年8月，辛丽丽当选为上海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时光里锻造经典　

　　“富有想象力，容易激动，很理想化。”与其说这是辛丽丽作为一个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为芭蕾这门艺术适合的人才所定义的典型性格特征，倒不如说是她对自己所做的最恰当的气质描写。

　　1970年，当七岁的辛丽丽进少年宫时，开始学的不是芭蕾而是琶琵。那时候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结束，她又是家里老大，人又瘦又缺乏营养的样子，妈妈怕她会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于是在十岁那年将她送进了上海舞蹈学校，其实初衷只是为了能让这个宝贝女儿免于遭罪受苦而已。但能被舞蹈学校留下，也确实要归功于她的先天条件好，用辛丽丽的话说，上海女人不会养了小孩不管，不会不负责任，她们会把上一辈人怎么教育自己的那些传统一代一代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传承下去，就好像女孩子要坐有坐相，吃饭筷子怎么拿才对别人有礼貌等等。“遇到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家庭，每家每户里的妈妈也要千方百计让孩子读好书，并且尽量给他们创造能在好环境里工作的机会。我妈妈便是其中一个绝好的例子！”

　　 条条大路通罗马

　　辛丽丽作为一个上海女人是讲究的，而她却觉得她只不过是传承这个城市里女人的经典而已。“历来如此，不分年代早远，无论到什么场合，她们都喜欢打扮得很清秀，袜子、裤子、衣服不会胡乱配搭，家里再小看上去也要蛮清爽；对待自己或家里人也总不肯马虎，甚至在全国人民都没有普及电视的年代，上海女人赚点钱就会给家里添个电视机什么的。以前的老上海女人只穿旗袍，并且爱旗袍，而现在的上海女人旗袍、西裤、短裤都可以穿。”

　　上海女人的聪明与智慧，不光是看上去机灵，懂得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更多的是巧妙地印在血液里面的，有意见的时候也蛮客气，但不等于没骨气。一条路走不通会想别的办法坚持下去，工作很好，家里也能安排妥贴、游刃有余，因此这里的女性成功者很多，但却不像其他城市里的女强人那样做派。“其实，这主要是上海的妈妈们与众不同的缘故。上海的妈妈们虽然很辛苦也很好强，比其他地方的妈妈们要讲究时尚和时髦，这样的作风不分年代。由于上海这座城市文化背景和别的城市不一样，所以即使同一个时代，不同的城市里的知识女性也不太一样。上海的知识女性好像更有经济头脑，更会赚钱，更有大都市的味道，会想到在工作之外再去打一份工。在这样的妈妈们教育下，不同时代，上海女人的勤奋程度却是类似的！

　　 关于上海女人的八十年代

　　“上海的妈妈们虽然很辛苦也很好强，比其他地方的妈妈们要讲究时尚和时髦，这样的作风不分年代。”

　　辛：上海女人非常优雅，她们勤劳地工作，典雅地生活。

　　辛：我愿意我的生活有这样的画面：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并且有自己的时间享受生活，比如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放松的时候就去美丽的海边休假。

　　辛：女人和城市是分不开的。一旦离开了上海这座城市，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女人蛮难的，因为到外地以后，生活环境变了，生活习惯也就可能不一样了。

　　辛：也许只有法国女人更接近于上海女人吧。

　　辛：如果人生可以重复，我真的还愿意再成为一个上海女人。

　　记者：大部分芭蕾舞经典作品比如《天鹅湖》、《吉赛尔》、《唐·吉诃德》及《罗米欧与朱丽叶》等都源于欧洲，为普通老百姓所熟悉的中国原创作品并不多。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一支见证、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红色经典，伴随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您出演的第二代“白毛女”喜儿深入人心、广受好评，国外观众都叫好。您觉得《白毛女》的成功原因何在?

　　辛丽丽：中国芭蕾之所以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有《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有“中国味”的原创芭蕾舞剧。就拿《白毛女》来说，在音乐上，我们应用了大量的对唱、合唱和民间音乐。并且加入了秧歌、红绸舞等中国民间艺术形式，这样就迥异于西方古典芭蕾舞，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芭蕾的特色。芭蕾舞本来就是舶来品，如何将中国文化元素完美融入到西方舞蹈形式创造出世界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是最关键的。我们有五千多年文化，必须要在洋为中用的同时，不忘古今融合，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创新。

　　记者：您觉得中国芭蕾舞发展的瓶颈何在?

　　辛丽丽：中国芭蕾舞在经典曲目的演绎上已经做得相当完美，然而也面临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独具“中国味”的原创剧目不多，而真正能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外优秀作品对话交流的好作品更是捉襟见肘。我们中国的芭蕾各个院团乃至民间机构，都在很努力地创造一些演绎中国文化的、体现当下时代精神的原创芭蕾作品，但是都不太成熟。只有拿出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原创作品，才能留住芭蕾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做到和世界各地的优秀芭蕾舞作品公平对话，这是精神上的公平。我们国家现在经济能和西方国家对话了，我们的文化也需要和世界对上话。我每次和国外的编舞专家一起探讨芭蕾艺术时，总会告诉他们，在芭蕾事业上，我们是一家人，不分地域、不分人种，我们是在共同为全人类芭蕾事业作贡献。

　　记者：您认为优秀原创剧目的缺失原因何在?如何解决?

　　辛丽丽：继承经典，才能发扬创新。我们的原创剧目不多和芭蕾在我国发展的历史不长有关。我们国家芭蕾舞历史比西方少很多年，我们只有几十年，人家有几百年，相对缺乏经验。另外，缺乏让创作型人才展示原创剧目的平台也是重要原因。在国外，有些基金会会提供专款，邀请各个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参加原创剧演出季， 让这些演员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自己创作剧目并演出评比，再请一流的业内专家作为评委进行评奖，这个很有鼓励作用。

　　要解决目前面临的瓶颈，敢于尝试新作品是第一步，必须先要有一定数量的积累才能从量变到质变，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出好作品。在创新的过程中不要害怕遇到困难和质疑，遇到困难是很正常的，探索过程中有不同声音也不是坏事，但只要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在向前走就好了。先要“有”，才可以“好”。练功房每天九点有人练功，每年有新作品演出，每年有创新人才不断涌现，这就行了。

　　记者：中国芭蕾剧目创作现状如何?

　　辛丽丽：以前我们跳的大多是国外的经典剧目，比如柴科夫斯基、彼吉帕的作品，现在已经在进步了，逐渐变成本土的年轻一代编导讲述中国的故事，用中国的音乐来做自己的作品。起步阶段，邀请国外名家一起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不能闭门造车，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比如，我们可以请国外的优秀编导来合作，但我们自己来编舞、来配乐，在这样多元化的合作中进行学习并在对话中碰撞出创作火花，使自己的作品提升到更高的水准。

　　记者：上海是中国芭蕾艺术的发源地，是我国最早有芭蕾学校和芭蕾舞团的城市。上海芭蕾舞团是如何在剧目创作上起到带头作用的?

　　辛丽丽：在我担任上海芭蕾舞团的管理者期间，传承经典剧目的同时，我特别注重将古典和现代相融合的原创剧目的创作。比如现代芭蕾舞诗《水》、《马可·波罗——最后的使命》和《花样年华》等原创剧目。其中，我们原创的现代芭蕾舞剧《花样年华》因其舞出了上海味道而被誉为海派芭蕾。

　　《花样年华》是我们上海芭蕾舞团和法国著名编导大师伯特兰·德阿特联袂打造的。“石库门前舞旧事，老歌声里忆华年”，这部作品描述了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石库门的一幕有情无缘的爱情故事。除了精美的舞蹈、怀旧的音乐，身着旗袍的舞蹈演员可谓风情万种，将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部中西合璧的现代芭蕾舞作品广受好评，市场反响也很好。观众会觉得很新奇，原来源于西方的芭蕾舞也能跳出上海味道。其实，芭蕾在国外除了古典芭蕾以外，现代芭蕾也百花齐放。国外甚至有很多后现代芭蕾舞都让演员在台上开口说台词了。把古典的作品跳到精致固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打开眼界，敢于尝试新的形式。用创新的手法来演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体现当下的热门话题、新鲜元素。任何国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都是体现他们所在的时代的，是时代的缩影。

　　记者：要出优秀的原创剧目很难，而要培养优秀的本土芭蕾人才更是不易。您认为真正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辛丽丽：我们的芭蕾人才一代代在成长，要培养出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是要具备多方面条件的。我是一名很严格的老师，每天会监督学生们一丝不苟地勤于练功。但是我觉得真正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不仅基本功必须扎实，更必须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只有具备深厚文化底蕴才能真正在舞台上演绎出剧目所表达的文化精神。

　　艺术是相通的，我和很多国际编舞大师探讨过创作灵感这个问题，他们有的从文学中获得灵感，有的在绘画作品中得到灵感。所以，我很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文化素养。我要让他们打开眼界，不仅带他们去观摩世界各个优秀的芭蕾舞团演出、带他们参加国际芭蕾研讨会，更带他们去听音乐会、看毕加索展，带他们去认识我的作家朋友、诗人朋友和画家朋友等。另外，我还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外语并且大量阅读国外经典文学名著。如果他们实在很忙抽不出时间仔细阅读，我就买根据这些文学作品改编的碟片来给他们看。比如《巴黎圣母院》、《茶花女》和茨威格的小说等等。当我在和国外编舞大师合作时，与他们交流他们国家的文学作品能一下子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他们会觉得我懂他们的文化，会更愿意和我主动交流。

　　记者：您觉得国内目前最紧缺的是哪类芭蕾舞人才?

　　辛丽丽：纵观中国各个芭蕾舞院团，优秀的芭蕾舞演员其实并不缺，最紧缺的是优秀的剧目创作人才。目前，中国芭蕾舞演员表演的剧目大部分是古典剧目，现代舞剧目很少。尽管近年来创编了不少优秀的现代舞剧目，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创作人才必须从小跳芭蕾出身，因为只有精通芭蕾语汇才能创造出芭蕾作品。所以我平时也会从练舞蹈的学生中寻找创作人才的“好苗子”。我会注意有哪些学生是在练舞时会不由自主跟着音乐翩翩起舞的、会在原来舞蹈上增加自己创意的、会时不时地自编自跳并和我交流的。这些善于敏锐地观察生活并且富于想象力的学生往往能经过培养发展成为创作型人才。

　　高雅不高傲 让芭蕾艺术走进百姓生活

　　记者：像芭蕾这样的高雅艺术和老百姓之间会有距离吗?

　　辛丽丽：我觉得不是老百姓不喜欢看芭蕾舞，而是没有机会。比如去年圣诞节，我们团在上海大剧院演的《胡桃夹子》就卖到100多万元的高票房。再看看高雅艺术的公益场次开卖80元一场的特价票时，老百姓买票的队伍排得很长，有的人甚至半夜就来排队。这些都说明老百姓对高雅艺术是有需求的，只不过目前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能应对高雅艺术的高消费。

　　记者：老百姓爱看芭蕾舞表演，但未必真正懂得如何欣赏。上海芭蕾舞团会有哪些举措来普及芭蕾?

　　辛丽丽：我们团每年都会走进学校和剧院，为在校学生和老百姓开展普及芭蕾的相关课程和讲座。我们还经常进行公益演出，让老百姓们有更多机会接触芭蕾。我们自己的团还有自己的“芭蕾之友”俱乐部，芭蕾舞迷们可以定期来听我们的公开课、观摩我们的芭蕾演出、甚至自己跳芭蕾。

　拿出新剧目是艰难的，而培养新演员更是不容易。培养一个演员如同创作一个作品，从选材、选料到雕刻、打磨，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昔日的经历使她深深地明白，通过国际大赛的磨练是演员成长的必经之路。每一次选拔演员参加比赛她都会亲自培训，训练过程的艰辛难免让人胆怯退缩，每每这时，辛丽丽都会借用自己老师的话来激励演员：“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你觉得已经到达极限了，这样你才会真的成功。要倒下也只能倒在练功房里。”而她作为演员们艺术之路的引领者，自始至终与演员们同甘共苦，常常放弃假期给演员们上课、排练。有时病倒了，她也坚持回到排练厅一边挂盐水一边为演员排练，以她的言行向大家证明，只有顽强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付出才会换来收获。

　　辛丽丽除了在赛前训练演员。使他们做好专业上的准备之外，还为保障演员比赛期间的营养健康而亲力亲为。特别是在国外比赛期间，为了保证选手的营养，她在给演员排练结束后就自己烧菜做饭，以保证演员能吃好，有充沛的体力应付比赛，演员们常戏称她是“妈妈”。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辛丽丽亲自培养的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演员在国际各大赛事中荣获大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2000年青年演员范晓枫和孙慎逸在瓦尔纳国际芭蕾大赛中获得男女金奖，这是上海芭蕾舞团在时隔12年之后重新在国际上获奖。同年，季萍萍、付姝，两位可爱的姑娘，在法国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分别包揽金、银奖。2004年柯达、余晓伟在第三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中分获男、女青年组一等奖。这些演员都成为国内芭蕾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成为了芭蕾舞界闪耀的明星。

　　“我始终认为人才培养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从我担任艺术总监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这将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辛丽丽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但她却始终快乐着。当她看到精心培养的芭蕾明星们在舞台上和比赛的领奖台上绽放光彩的时候，总是感到非常欣慰、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