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奴派 - 简介

“无奴学派”，是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共同主张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一个学者群体，亦简称为“无奴派” （这里所言的“有奴”或“无奴”中的“奴”，一律指“奴隶社会”，而非指“奴隶”或“奴隶制”，特此说明）。它是相对于“有奴派”而言的。当今学界人士一般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群体归为“无奴派”。普遍认为：当代“有奴派”领袖为郭沫若，代表学者为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即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而“无奴派”领袖为黄现璠，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派’五名家）。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承上启下学派，但在古史分期中论述中国古代社会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观点相近、主张类同的学者，一般被视为同一“派”。 

无奴派 - 产生背景

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据他自言：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他最初与师友陶希圣教授观点一致，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后来陶希圣教授改变了观点，又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他亦受影响。特别是他到日本留学后，常访当时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他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了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无人能驳倒。”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1978年夏，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道很好但不敢发表”（翌年2月经本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可见学术自由与求真信念，始终是砥砺黄现璠近40年持续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动力所在。

无奴派 - 形成

尽管这些论著发表后黄现璠遭受了一些人“非公开化”的口头冷嘲热讽和恶毒谩骂，但却得到了史学界众多有识之士大义凛然的“公开化”支持和响应。正如广西民族大学莫金山教授所言：“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等人的支持。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史学界发表此类文章已近百篇，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未经历奴隶社会’的拥护者日益增多。”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鲁宽民、尹洁等教授于合撰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即本文定义的无奴学派——笔者按 ）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而青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广志教授的话语最能说

明他治学严谨的态度，他先后说“事实上，从时间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题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刊登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随后进入这个禁区的才是张广志。”“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继而指出：“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厦门经济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曾飞亦说：（以往）“‘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种生产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的教条式社会发展阶段论更是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迫使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不敢或不能去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现实，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1979年，黄现璠教授不信邪，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而大部分学者则诵经式地论述‘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学术研究风气。使学术变成所谓的‘恩格斯主义’：‘不要读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中没有的东西’。恶性张扬了中国书生的丑陋恶习：‘述而不作’，不敢超越圣人之作一步。从根本上压制了理论发展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充分反映出黄现璠先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而且还反映在思维观念的大胆突破以及学术观点的推陈出新和影响广泛等空间上。

继1979年黄现璠发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后，他再接再励，紧接着于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无奴论”主张。两文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史学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最早响应者当属青海师范大学张广志教授，他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  论文发表后张广志立即将文章寄给了黄现璠，表明了自己坚定支持黄现璠“振聋发聩”的“无奴主张”。黄现璠于回信中鼓励后学张广志大胆研究、勇于创新，在这一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2008年6月17日下午笔者通过电话采访张广志教授时他所言）张广志果然不负前辈厚望，在这一研究课题研究中连连推出佳作，成为“无奴学派”的开派元老之一。继张广志之后，黄现璠的学生、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资深教授黄伟城不甘落后，连续推出《试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上、下）长篇论文(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3期)。这些文章皆共同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论”，“无论学派”三先驱黄现璠、张广志、黄伟城应时而生，由此亦标志着“无论学派”的形成，从此之后这一学派开始在学术界逐步崭露头角。

无奴派 - 发展壮大

第1阶段

“无论学派”形成后，继而阵营开始逐步发展壮大，伴随而来的便是“无论学派”研究成果的层出叠见。张广志的《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3期)；祝中熹的《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点溡姟罚ā肚嗪ＪΨ洞笱аП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