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岛淳良出生于日本东京。他在第一高等学校中途退学。战后不久 协助仓石武四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创办中国语讲习会。1948年参加中国研究所工作，1953年在中国研究所从事中国教育状况的研究。1954年与竹内实一起发表《中国群众性文艺活动》的专题调查报告。1955年参加中国研究所组织的“中国的思想斗争”调查研究。1955年—1958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教育部分的编写。1959年任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副教授。1959年—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1960年在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上作了《论中国语现代语法》的报告。1964年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日本等备会。1965年—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1966年出席中国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与新闻报导”座谈会。

1968年参加中国研究所组织的“中国革命委员会若干理论问题讨论会”。1969年参加中国语学研究会《中国语学辞典》的编写，并任《现代中国》主编。同年参加中国研究所主持的“毛泽东思想与日本的学生运动专题讨论会”。1972年参加《中国的革命与文学》的编译。1973年辞去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教授之职，参加山岸会，专事中国研究。

新岛淳良在东京大学自主讲座介绍“中国的大学与红卫兵”之后，冠以“ 红卫兵”衔头的日本青年学生的革命组织，便如雨后春笋，不仅有北田他们这样自发的小团体，还有高中学生的解放组织等等。这些日本的“红卫兵”，也相信马克思“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相信以暴易暴，用革命的手段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自制火药，用猎枪武装自己。东京的“山谷红卫兵”，高呼“赶走剥削者！解放山谷”的口号袭击了山谷警察署，烧毁警察的自行车，打碎建筑物的高墙。甚至有一些“红卫兵”勇敢地冲击了美国大使馆，乘大使馆警戒不严之际，爬上大使馆的房顶，扬起怀中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达十分钟之久。弹弓、粪便都成了打击美国大使馆的武器，连撒尿都要冲着美国大使馆的方向。这些热衷于日本革命的年轻人，还给毛泽东写信，宣誓终身以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为己任。他们中的有些人发誓要解放全人类，为此，他们打算去中国学习游击战术以支援世界革命。

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岛淳良认为，毛泽东“既不是一个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

新岛淳良参加了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研究《论持久战》 。通过研究毛泽东的这部著作而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评论家。新岛淳良等就是通过研究《论持久战》而成为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权威学者的。

新岛淳良在研究（1966年版）《毛泽东的哲学》认为：“毛泽东列举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为人类实践的主要活动，这是毛泽东的独创。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人作用于对象、变革对象，而科学实验则是以认识对象为目的。毛泽东把科学实验列入实践之中，并且把它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并称为u2018三大革命运动u2019，其意义在于：第一，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及认识方法放在了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正确位置上；第二，把科学家的活动放在人类社会实践之中的一个正确位置上”。

新岛淳良在其《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是实践型哲学的发现者，对于他的实践哲学来说，认识的出发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客体，更准确些说，不是物。这意味着毛泽东实践型哲学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u2018反映论u2019不同，即毛泽东的实践型哲学不是把人的思想、意识看作镜子照映事物那样存在的反映，而是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实践中的一个过程，因而否定只有一个固定的理论空间的思想”。

对毛泽东建党思想若干问题的研究方面，新岛淳良既肯定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同时也认为二者有差异。他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存在这一观点和党的建设理论都是从列宁主义继承下来的，但在实践方面，中共与俄共有差别，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入党标准和列宁主义党的标准不同，如果说列宁建立了理论主义式的党，那么毛泽东就是从日常生活革命化了的人为中心创建了党，可以说这里有决定性差别”。

在研究《实践论》时，岛淳良曾说:“《实践论》克服了以前只考虑到集团在历史上被制约性、而回避个人在整个实践中的责任的想法,开辟了一条纠正把作风中表现出来的一切自觉的个人责任全部推给集团和’无错的党’的倾向的道路。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高度重视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还在于他科学地解决了在集体实践中最棘手的问题即个人推卸责任的问题。此外,毛泽东还专门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以"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新岛淳良的《刘少奇批判笔记》等著作中，把刘少奇当作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的敌人加以描述。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新岛淳良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 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 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南京大屠杀》。日军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新岛淳良于一九六七年在南京曾听说过，他也做了记录：屠杀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在西边的汉中门附近，出现了活埋的情况。把几万人分几次埋于土中，使他们窒息而死。当时幸存的伍长德，后来站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在市中心繁华的马路上，约有一千个人排成一行，被点火焚烧。对逃走的人，就地枪决。在市中心，即人民广场一带，许多青年被吊在电线杆上，火从下面烧上来，把他们活活烧死。还有许多青年被剥得精光，给浇上硝酸、硫酸后死去。

新岛淳良根据当时曾在日本军的俘虏收容所里被役使的谢金龙这个人提供的证词，他介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的指挥下，有一百个俘虏死于细菌试验。”

新岛淳良在《毛泽东的哲学》一书中写道：“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共同思想。”宇野重昭也指出：“毛泽东思想与其说是毛泽东个人的东西，不如说是中国民众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结论都先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新岛淳良先生在译书后记中写道：“《高玉宝》这部小说，是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如何可恶，日本人民心须记住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主要有：《毛泽东的信仰和传统》、《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我的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哲学》、《实践论》、《刘少奇批判笔记》。